清代的碑石篆刻艺术

清代国祚较长，碑学兴起，书学盛行，涌现了大量的书法名家，除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墨迹外，还有数量甚多的碑刻。

《耕识图刻石》刻于1769年。石刻据元程摹楼《耕织图》刻石，共45图，其中耕21图，织24图。各图右方署画目及篆书五言律诗一首，旁附正楷小字释文，刻石构图简明，刻工刚劲。原石原存圆明园多稼轩贵识山堂，英法联军入侵时被毁坏一部分，后徐世昌攫为己有。徐世昌籍没后曾流失在京郊农家砌作猪圈，新中国成立后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仅存刻石23块。

《致豫所吕老先生书》，清代草书碑刻，传为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所书，1811年莫绍德得墨迹于苏州，1819年携归广州刻石，今在广东省海口市五公祠。莫绍德跋称“有凛然正气，书法可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方驾。”

此外还有：《重修甘泉县城隍庙记》，行书，书法秀逸俊雅；《重建元君古庙碑记》，书法温润圆腴，结体稍步东坡藩篱；《石钟山记》，楷书，书法精整敦厚；《大禹陵庙碑》，隶书，书法庄重秀丽；《襟江书院记》楷书，书法苍劲宽博，蜕自颜体而自成一格；《新修城隍庙碑记》，楷书，书法清劲，有汉隶遗意；《板桥润格》，行书，书法横斜错落，跌宕多姿；《屈大均墓碑》，正书碑刻，结体遒密，意境浑穆，大得晋唐旨趣；《重修金山江天寺记》，楷书，书法修长清雅，在欧、褚之间，微带北魏笔意；《美人石记》，行书，有颜真卿的风格，切端庄流动，自成一格，等等。

至于有关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碑刻较为重要的有：《西藏功垂百代石刻》，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红山东侧断岩第四台阶。记载康熙时的1720年，清军平定准噶尔反动贵族入藏叛乱的情况。李麟等刻铭。《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在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碑文乾隆皇帝所撰，于敏中奉敕书。碑文记述土尔扈特部远离祖国，140年后重返祖国的经过，以及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情况等。

此外还有：《清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现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在新疆；《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在北京国子监；《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在陕西西安，等等。

清代石刻艺术主要表现在建筑石刻和陵墓石刻方面。建筑石刻附属建筑物之中，取得了不少创新的成就。现存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石刻代表了这一时期石刻的艺术水平。比如乾清门前的舞狮，太和门和天安门前的石狮，它们或敦厚庄重，或轻巧活泼，个个精雕细琢，与建筑浑然一体，相映成趣。

在北京周边邻近地区的雕刻作品中，狮子雕刻都有相似的风格，虽形体有差异，但多作蹲踞之态，大头阔口、身躯粗壮。除此以外地区所出石狮无京城石狮的雄壮之势，但有其各样的灵动之趣。如河南、陕西一带有一种“朝天吼”，其身躯上仰，昂首向上。闽粤一带流行近似“布老虎”样式，头与躯干明显转折，额、眼、鼻、口在同一立面上。

清代陵邑的规模都十分宏大，石刻数量非常多。主要以清太祖努尔哈赤福陵、清太宗皇太极昭陵、清世祖福临的孝陵、清世宗胤禛的泰陵为代表。

福陵神道两侧排列石刻驼、马、狮、虎4对。昭陵神道两侧排列石立像、卧驼、立马、麒麟、坐狮、獬豸6对。其中一对立马名曰“大白”、“小白”，具有与唐太宗“昭陵六骏”相近之意。此二马四肢粗壮，劲健有力，夸张胸部肌肉，其手法朴实洗练，有人评其不仅为清代，甚而为宋以来所有骏马雕塑中的佳品。

孝陵神道有石刻18对，为清帝陵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者，其石刻题材、数目和布置方式与明十三陵中的长陵相似，其中文官着满清官服，胸佩朝珠，双手捻珠，身材矮胖，面露笑容，与历代陵前石刻人像庄严肃穆表情不同；武将着满式盔甲，左手按剑、右手下垂，与历来武官双手按剑于体前格式不同，此为独特之处。

清代官僚坟墓前也设置石羊、石虎、石马与石人等，与明代同类坟墓一样，同时石人无论文武都未着满族装束，说明清代雕刻工匠沿袭了明代雕像的旧规。

[旁注]

碑学　是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与“帖学”相对。碑学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期以后。书法史上所称的“碑”，也称“刻石”或“碑版”，是指镌刻文字的石块，包括庙碑、墓碑、墓志、造像记、摩崖石刻等。

准噶尔　是厄鲁特蒙古的一支部落。17世纪到18世纪，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北，在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西南至吹河、塔拉斯河的广大地区，建立史上最后的游牧帝国。宗教以藏传佛教为主，对西藏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土尔扈特部　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自成独立游牧部落，但仍不断与厄鲁特各部联系，并多次遣使向清政府进表贡。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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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碑学的兴起，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碑学兴起和邓石如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分不开的，他的书学实践对清代碑学书风的兴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清代碑学派书家吴让之、赵之谦、何绍基、吴昌硕等无一不受邓的影响。

可以说，邓石如的学书实践与取得的成就引起了清代碑学的连锁反应。没有这种连锁反应，就没有清代晚期书法的巨大繁荣，直至书法艺术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都可说与清代碑学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