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印章特色

我国古代的印章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

出于鉴赏收藏书画的目的和书画家在作品上钤盖印章，从而收藏印、斋馆印和闲文印盛行，这是实用的玺印向篆刻艺术发展过渡的重要环节。印章与书画有机的融为一体，印章成为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称为金石书画。

隋代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厘米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章直接钤盖在纸帛上。

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期放大了许多。尺寸的增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代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空白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成为了宋代“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代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既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篆”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缘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隋王朝执政的时间短暂，其官印的存世就变得相应稀少，据不完全统计，隋代官印存世量不超过10方。其中有一方“桑乾镇印”，为后人传递了当时的官制以及印章形式等许多信息，尤其可贵。

“桑乾镇印”，铜质，鼻钮，5.3厘米见方，印面文字为朱文。印背右刻“大业五年”，左刻“三月十一日造”。“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

“大业五年”为609年。当时隋朝政府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制度进行管理，尤其是镇一级，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类此正式行政单位。“桑乾镇”是该地区一个县属小镇，这方印就是当时守镇长官的官印。

在官印的印背上用刀刻上制造朝代、年、月、日的做法，应该始于隋代，这是隋代官印的一个重要特征。隋代在废除官职印、颁发官署凭证鱼符时，礼部都要在印背上刻字，用以表明此官员开始行使职责的时间。

印面的字为铸造，印背的字为凿刻，说明任命机关在聘任前已经将官印铸好，一旦任命，立即在印背凿刻上任命的时间，该官员携带官署印章上任。如果有前任官员卸职，则必须向朝廷缴回原所执官印。

隋代官署印背后的字都是楷书，因为是凿刻，所以结构不太讲究章法，缺少相应的艺术加工。当然，隋代对印章的管理也有一定制度，不是随便何人都可以凿刻的，印背后的字必须经皇帝任命后由礼部专门指定专人凿刻。

正是由于隋代官印具有这些特征，才使我们可以从印背的文字中了解到隋代中央政权机构及各地方政权机构建立的时间。

隋文帝杨坚在完成了统一后，使长期战乱的局面逐渐平息了下来。由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归于统一，使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政权版图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朝代，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大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桑乾镇印”提供的信息，恰恰反映了隋代在吐谷浑故地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个历史事实。

唐初的印制承传隋制。至武则天时的694年，武则天因恶“玺”“死”谐音，将“传国玉玺”之外的其余八玺全部重新镌刻，改称“宝”。唐中宗即位后，又改称“玺”。唐玄宗说又将“玺”复称为“宝”。

不仅如此，唐代玉玺的尺寸还在隋玉玺之上进一步加大。但是，唐代官印称谓仍沿隋制，称“印”。不足四字的官署印加“之”字，称“之印”；足四字者，或加“之”字，或不加。

其镌刻方式有铸造、刻凿、焊接三种工艺。焊接的方法是用小铜条绕做印文，直接焊于印面。这种工艺首见并流行于唐代，亦称“条带印”“蟠条印”。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官印的印盒。这些配置，既是对隋官印的继承，也是对隋官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了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而且官印的印文多屈曲盘绕，与隋代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唐代办事机构有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以及御史台、都水台、大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国子寺、将作寺等。每一处所都配有官署印。

比如“中书省之印”，56厘米见方，铜质，鼻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共同辅助皇帝处理朝廷事物的机构。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履行。但理论上，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只存滥调，只要尚书省才是权力机构。

再如“尚书兵部之印”，58厘米见方，瓦质。唐代在尚书省下，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兵部有尚书统兵部、职方侍郎各两人，驾部、库部侍精巧各两人。此印是兵部尚书职掌之印的摹废品。

又如“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告身”是唐代的任官令，但其涵盖的界域，远比任官令广，因此又有人以为它是一种官员的身份证明书。同时它还有一项用途，就是荫子孙。唐代制度，官至三品以上，可荫及曾孙。

又如“东部尚书吏部之印”，是唐玄宗李隆基之后留守东都洛阳之尚书吏部官印。据《历代职官表》记载，唐玄宗定居长安时设都留守，官员之告退或废黜，时常留在东都，食其禄而无事。

唐代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唐代画家、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中，记载有“翰林之印”“弘文之印”“元和之印”“彭城侯书画印”“邺侯图书刻章”“永存珍秘”“周昉”“褚氏书印”等诸多公私鉴藏印记。这些鉴藏印，为印章进入文人书画艺术领域开了先河，经常在存世的书法名画中见到，对我国古代书画的鉴赏具有重大意义。

隋唐时期，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私印传世极少。隋唐时期私印仍效法汉印，以缪篆入印，印面则逐渐放大。入印字体除篆书外，隶书也开始构入印中。

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有斋、堂、馆、阁之名的印章。

唐代以后，文化艺术渐渐兴盛发达，私印的范畴也从姓名章发展为包括官职印以外的所有印章，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方寸左右的印面上展现出篆刻艺术的魅力。

[旁注]

九叠篆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原本是一种流行于宋代的“国朝官印”字体，主要用于印章镌刻，其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每一个字的折叠多少，则视笔画的繁简确定，有五叠、六叠、七叠、八叠、九叠、十叠之分。之所以称为“九叠”，则是因“九是数之终，言其多也”。

吐谷浑　亦称吐浑，我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藏族人民称之为阿柴。是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一个古代国家。唐代中期，被吐蕃驱赶至河东，唐后期称之为退浑、吐浑。五代时期开始受辽国统治。后来与各民族融合。

鱼符　古代官员使用的鱼形符契。一般长约6厘米、宽约2厘米。分左、右两半，中间有“同”字形榫卯可相契合。鱼符，这种身份证正式使用时间在唐代，是唐高祖李渊的一项发明。其第一功能起初并非是表明身份，而是“权力凭证”，可用于调动军队、任免官员。

传国玉玺　又称“传国玺”、“传国宝”，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秦代奉秦始皇之命所镌。其方圆4寸，上钮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篆字，以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嗣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奇珍，国之重器，凡登大位者必有此玺。

六部　从隋唐开始，中央行政机构中，吏、户、礼、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其职务在秦汉时本为九卿所分掌，魏晋以后，尚书分曹治事，曹渐变为部，隋唐时确定以六部为尚书省的组成部分。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六官，秦汉九卿之职务大部并入。

东都洛阳　是隋朝后期的首都，隋炀帝时605你营建。城南对伊阙，北据邙山，唐代的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武则天、唐玄宗、唐昭宗、唐哀帝都曾在洛阳设都或陪都，时称东都、神都或东京。是当时全国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东南通江都、太湖、浙江，东北通山东、涿郡，西通关中长安的大运河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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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唐代的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了不少地方进贡物品上，都用白石灰质封泥，上面除了有墨书的物品名称和简要说明，还有朱红色的地方机构或长官印章，形成“白泥赤印”的形式。印泥也称为印色，因为古代印章是盖在封泥上的，因此至今仍保留了“印泥”的称谓。

在当时，用在纸上的印章也已改为朱色钤盖，除了公文和日常应用外，印章又多用于书画题识。这一方法一直沿用千年，遂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创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