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碑石篆刻艺术

明代的碑刻较为盛行，其数量甚多。比如《御制皇陵碑》，俗称《皇陵碑》，立于安徽凤阳明皇陵神道侧。碑通高6.87米，宽约2米，有碑文26行，每行56字，文为楷书。碑首四周浮雕六条大螭，中下部篆书“大明皇陵之碑”，下为云朵。朱元璋嫌文臣碑文粉饰之辞，不足以训戒子孙，乃亲自撰写碑文，立碑于神道之南。此碑巍峨挺拔，气势非凡。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屡屡出奇制胜、转危为安，最终夺取天下，他自认为是因为祖坟风水好而保佑他的结果。称帝后他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拜祭祖坟，立《御制皇陵碑》，特意记述自己艰难的身世，让后人明白朱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昌盛的。

此碑叙述朱元璋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元末农民起义和他参加起义军的情况，以及东渡大江，统一全国的简略过程。阐明昌运兴盛的道理，文字通俗易懂，感情丰富，脍炙人口。是研究朱元璋的重要历史资料，也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珍贵文物。

再如《马哈只碑》，在云南晋宁县昆阳城月山西坡上。马哈只是郑和之父。我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于1405年为他父亲马哈只立的墓碑。碑文为大学士李至刚撰写，记载马哈只的身世及家世。

石碑通高1.65米、宽0.94米、厚0.15米。碑额呈圆拱形，上书小篆“故马公墓志铭”6个字。龟趺碑座。石碑正文四周，阴刻着缠枝蒂莲花纹。正文楷书14行，共284个字。字迹略有残损。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均名“哈只”。按伊斯兰教的习俗，“哈只”是人们对朝觐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人的尊称。中文“哈只”一词，本由阿拉伯语音译过来，意为“巡礼人”，即朝圣者。由于郑和幼年离家，对父亲的真实姓名可能已淡忘，或依习俗称父亲为“马哈只”。马哈只去世时，郑和年仅10岁左右。父亲丧葬之事，皆由长兄马文铭经办料理。1405年，郑和已升为内宫官监太监，请大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了父亲的墓志铭，但时逢第一次下西洋的前夕，郑和只得将碑文寄回云南昆阳镌凿于石，立在父亲墓前。

关于郑和的家世出身，以往的文献史料盖不详实。从《马哈只碑》的记载中，世人得知郑和是云南昆阳人以及郑和的家世出身等情况，补充了文献史料记载的诸多不足。此碑是研究郑和家世提供可宝贵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故被一些专家、学者所重视。

此外，《梦鼎堂记》，明代杰出小说家吴承恩书，行楷碑刻，明代官员、散文家归有光撰，书法圆腴俊逸，有唐代书法家虞世南的风采；《浴日亭诗》，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陈献章书，草书，书法俊迈纵放；《桃花诗》，苏州才子唐寅书，书法遒美俊逸；《重建泗州大圣庙门记》，文学家王鏊撰并书，楷书，书法劲正，在颜、柳之间；《两桥记》，著名才子文征明书，著名刻手章简甫刻，行书，额隶书“两桥记”三字，书法俊美流畅；《辞金记》，文征明书并篆额，楷书，碑额篆书“辞金记”三字，书法端秀精整；《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撰并书，行楷书，书法流利厚重；《通州军山新建普陀院记》，董其昌撰并书，真书，碑额双钩篆书十二字，书法端雅流秀。

除了上述这些碑刻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碑刻陈列区，陈列有明太监魏忠贤碑和明代其他太监墓志，如明锦衣卫《夏公墓志铭》，明故司礼监太守《张公墓志铭》等。成为研究明太监活动情况和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引起明史专家的重视和关注。

博物馆的耶稣会士墓碑陈列区内，还陈列36通耶稣会士碑刻，均为明万历年间在我国传教、传科学文化并葬于北京的会士墓碑。这些会士墓碑记载了他们在我国传教活动的情况，为人们研究耶稣会在北京的传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晴山堂碑刻也值得一提。江苏省江阴晴山堂碑刻，共76块，在江阴马镇。这里还有颂扬徐霞客墓碑，这些石刻集中了明朝一代名人的手笔，很是可贵。这里所刻均为明人书，其绝大部分为墓志和诗文，。在几十篇碑文中，除文征明的《内翰徐公像赞》是隶书外，其余都是正、草、行、楷诸体，以行草居多。

晴山堂碑刻除了有着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外，同时还提供了徐霞客先世及本人之资料，可作为研究《徐霞客游记》之参考。

明代石刻艺术最著名者，当属南京明孝陵神道石刻，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配以苍天远山，形成一派严肃静穆的气氛。

明孝陵第一段神道石刻是石象路，长618米，沿途依次布置着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六种石兽共24只。这段神道石刻是明孝陵地面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艺术精品，据推算，当年仅制作其中一只大石象的石材就重达80吨。

第二段神道石刻是翁仲路，长250米，沿途依次布置一对白石望柱，两对武将，两对文臣。望柱高6.25米，柱与基座横断面俱作六棱形，顶端作圆柱形冠，柱身浮雕云气纹，柱头浮雕云龙纹。两对武将，一对无须，一对有须，身穿介胄，手执金吾，腰佩宝剑。两对文臣，也是一对有须，一对无须，头戴朝冠，手秉朝笏。

翁仲路石人统称“翁仲”。相传秦代有位大将，名叫阮翁仲，此人身高体壮，力大无比，曾驻守临洮，因防范匈奴有功，去世后，秦始皇为他在咸阳宫的司马门外铸了铜像。后来人们便将铜像、石像之人统称为“翁仲”。孝陵神道上的翁仲，是王明朝帝王驾前文武百官的象征。

明孝陵神道最大的特色，在于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完美结合，完全依山势地形作蜿蜒曲折的布置，在每一段落上，安放石象生来控制其空间。这是孝陵神道在布置上的成功，在历代帝王陵墓建筑中是前所未有的。

神道石刻造型厚重简朴，以形体高大取胜，雕刻技法上注重写实，寓巧于拙，线条圆润流畅，细微处精雕细琢，融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为一体，代表了明初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

除了著名的南京明孝陵神道石刻，还有十三陵石刻，它位于今北京昌平境内的天寿山。陵区包括1409年至1413年建成的长陵以及陆续修建的献陵、景陵、塑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和思陵。

十三陵神道两旁排列石兽6种，12对，24件。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各为一对蹲坐，一对伫立。还有12个石人，武将、文臣、勋臣各两对，皆做立像。雕像都用整块白石琢成，体积最大的达30立方米，形态逼真。

十三陵石刻不仅种类多，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了明代不同时期石雕品的特点。如长陵浅浮雕图案清秀精美，具有明初雕刻的特点。而永陵则采用剔地起突高浮雕手法，龙头深度约8厘米，其他处也有5厘米之多，充分显示出明中期石雕艺术的特点。

明代重要的石刻还有吉林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阿什哈达为满语，意为“一山忽然分为二”，为断崖峭壁之意。遗址现存的两处摩崖石刻详细记载了明代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清三次率领数千官兵、工匠来吉林造船的具体时间。

第一处石刻刻于1421年，上有三行阴刻楷书，碑文是：“骠骑将军辽东都司指挥使刘。”

第二处石刻刻于1432年，在崖壁上有一条上圆下方的碑形线，中间高122厘米，宽62厘米，刻线内有7行文字，阴刻楷书，字体大小不等。7行碑文依次为：“钦委造船总兵官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清；永乐十八年领军至此；洪熙元年领军至此；宣德七年领军至此；本处设立龙王庙宇永乐十八年创立；宣德七年重建；宣德七年二月三十日。”

明朝建国之初，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首先于1375年成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并广设卫所，后来又设立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1409年4月，明政府在吉林设置造船基地，把吉林当作加强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之间联系的纽带，专司建造运载官兵，粮草赏赐品和贡品的船只，同时也把这里作为官兵、粮草的转运站。在当时，这一举措直接推动了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经济开发。

[旁注]

明皇陵　位于凤阳县城南7千米处，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当时有城垣三重，周长14千米，其内“宫阙殿宇，壮丽森严”。享殿、斋宫、官厅数百间。虽经多次兵乱，但陵前神道上的石象生和皇陵碑、无字碑及坟丘等保存完整。皇陵碑文为朱元璋亲撰，石象生数量之多、刻工之精美为历代帝王陵之冠。

内官监　是宦官组织的单位名称。明王朝宦官组织庞大，为历代最为庞大的宦官组织。明代宦官组织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

锦衣卫　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后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管理，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明孝陵　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坐落在南京市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它不仅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也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故而有“明清皇家第一陵”的美誉。

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明王朝皇帝的墓葬群，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这里自1409年始作长陵，到明王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13座皇帝陵墓、7座妃子墓、1座太监墓。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余名妃嫔、1位太监。

骠骑将军　西汉始置，金印紫绶，位同三公。东汉称“骠骑大将军”。隋文帝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此与汉以来的骠骑将军相去甚远。唐初尚有骠骑府及骠骑、车骑将军之制，后改骠骑将军为统军，置骠骑大将军为武散官。此后，其地位逐渐下降，至明以后被废。

都指挥使　官名。官末有行在都指挥处置使，为临时差使。五代称诸将统帅始称都指挥使。明置卫所于各地，以都指挥使司为常设统率机构，简称都司，长官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属朝廷五军都督府。明京卫与外卫并置指挥使司，有指挥使等官。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　简称奴儿干都司，一作奴尔干都指挥使司，明官署名。1409年置，是明王朝明在东北黑龙江出海口一带即位于今俄罗斯境内设立的一个军事统治机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有卫、所四百余，屯驻军队，为当地军政机构。辖区东至海，东北包有库页岛，西至斡难河即鄂嫩河，南接图们江，北抵外兴安岭。

[阅读链接]

《马哈只碑》自明初的1405年镌石以后，一直立于马哈只墓前。清代后期，世居昆阳的郑和后裔参加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逃匿玉溪石狗头村，恐《马哈只碑》遭损，遂将其埋于马哈只墓前。此后，《马哈只碑》荒诸乱丘，无人问津。

清代末年，回民在月山西坡筑坟时，发现此碑，并立之于原地墓前。清代的1894年，云南石屏袁嘉谷得知昆阳县和代村有郑和父墓碑，遂于1911年亲往查访，得拓片并作题跋，此碑遂为世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