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时代前面

松下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他的任何决策和规划都是以精确的计算为基础,并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1956 年他发表“松下电器五年计划”,提出到 1960 年要达到销售额

800 亿日元的目标。这个天文数字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以 30%这个他绝对可以达到的增长率为标准,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么高的标准近乎天方夜谭。

1960 年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标时,他又宣布:五年后将实施每周五日工作制。消息传开,又有人讽刺他是哗众取宠,说他是搞全盘西化, 并且预言他亲手创下的亿万基业也将在手里毁于一旦。

其实,松下从不盲目模仿西方,他吸收的仅仅是西方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于西方乃至其代表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并不特别欣赏。他认为这仅仅是一种适合西方的道路,但并非终极目标本身。再说,他的规划在时限上非常明确。五年计划就一定要在五年之内

完成,五年实现五日工作制也是一到时间就兑现。虽然,这与那种不负责任的“不久之后”、“不久的将来”之类的“诺言”,实在大不一样。松下的目标现实而又具体,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对于工作的推动力。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时,松下的员工不仅丝毫不怀疑它一定能达到,而且竭尽全力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

五日工作制

1965 年 4 月 16 日,松下正式宣布全公司实行五日工作制,工厂和经营部门都不例外。为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员工由各有关部门安排轮休。换言之,员工每周只工作五天,但公司却是一周七天,天天都有人上班。

松下的这一创举当即成为轰动全国的头条新闻,因为在他之前,日本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实行过五日工作制。

对于两天的休息时间,松下不是完全放假,而是号召员工们利用充分的休假日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为企业、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基于这一目的,他不仅增加和完善体育文娱设施,支持和鼓励公司的运动和演出队在地方和全国性比赛中夺取名次,进一步树立松下人积极进取的精神,还设立员工研修所等组织,根据员工的兴趣提高其创造和技术能力。

不久之后,松下又率先在全国实行“工作别薪金制”,以代替普遍习以为常的“年资序列薪金制”。这就是说,松下员工的工资多少,主要是根据其能力和贡献大小、而不是工龄长短来决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能力,从而提高效率。

当然,这并不排斥福利。即便是那些能力差者,只要尽心工作,薪金也比在其他企业的同类部门高,至于养家养老,更是绰绰有余。

在薪金改革的基础上,松下进一步提出,到 1972 年,要使全体员工的工资达到美国的水平。如同此前和此后的所有重大规划一样,他的这一诺言又如期实现了。

经营是一门艺术

在实行五日工作制之初,由于各部门和员工都有待于适应这一新的制度,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半年之内,销售额从 1 028 亿日元

下降到 1 005 亿日元,整整少 23 亿日元。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利润不仅没有随之下降,反而从 98 亿

日元上升到 101 亿日元。这幅度虽然不大,但却说明五日工作制不仅不会带来损失,还将随着员工适应性的提高而产生更大的效益。

松下为何对此充满信心呢?因为他掌握了经营的诀窍。他不是把经营看作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辛苦工作,而是作为能够发挥自己无限创造力、能给自己带来无尽乐趣的艺术。

他在 1965 年 5 月发表的《经营是一种综合艺术》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工商界,而且在日本文化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

他在文章中说:经营如同艺术一样,也是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创造性活动。

绘画作品,无论是用什么材料完成,哪怕只是一笔一画,但只要能令人感动,觉得画家的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一幅杰作或者优秀之作; 若是平淡无味,就只能算是次品甚至连艺术品都不是了。

经营者如同画家构思一样,先得确定基本方针(布白),考虑如何配备人材、筹集资金,建造什么样的厂房,购置什么样的设备,如何组织销售⋯⋯凡此种种,皆须妥善安排,务求各种因素平稳协调,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同在白纸上画出美妙的作品来一样。

经营是一门艺术,但不是单一的艺术,而是高深的综合性艺术,即使是在当今这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今天,运用某些高科技设备, 一按键钮,机器就能自动地把原料制成产品。但与经营艺术相比,这只不过是一种缺乏灵感的工艺,难称高级艺术。而经营在活用人材与资金, 在灵感的勃发与机遇的捕捉,在安排之缜密与见解之独创等方面,都显现出创造之活力与综合艺术所特具的能持久地震撼人的灵魂的多角度、多层次之美。

只有真正掌握经营真谛的大师,才能不断变换经营思路与技巧,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在大繁荣、大萧条还是平稳时期,创造不同凡响的业绩,让自己的经营艺术大放异彩。

若是忙忙碌碌,为经营束缚,甚至沦为其奴隶,那就不能感受经营之美,更不要说去创造奇妙的经营艺术品了。

当然,这都是年届古稀的松下于功成名就之后的宏论。他积五十余年之经验,于经营之道无不洞悉,故能超然物外,不以经营为谋生、赢利手段,而以之作为发挥创造力、探寻人生奥秘、寄托人生理想的途径。而其他未达此境界者,即使财富十倍于他,其对人类的贡献乃至自身的欢乐,恐怕都难及他的 1/10。

乡下办厂

松下不仅在现有的产业中绘制美的蓝图,创造美的“艺术品”,他那兼具企业家和艺术家特质的敏锐目光还迅速发现,随着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东京、大阪等都会人口过密、住宅困难、交通拥挤等问题

越来越突出,农村则又人口太少,空地浪费现象严重,地方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松下认为,这种疏密过度失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早调整,到时候将难以收拾。

而要调整,单靠政府集中力量策划公共设施,比如修整道路、开发机场等等还不行,民间也要群策群力予以配合,在乡下因地制宜多建工厂。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口和人才流动趋于平衡。

对于这些问题,松下虽然早就有所考虑,但真正决定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次意外的小事造成的。

一天,松下来到取县的米子镇,他见这里成年男人极少,就问旅馆服务员,他们到哪里去了。

服务员说,男人们嫌呆在农村没出息,无活干,都进城打工去了。要是松下能在这儿办个电器厂,能让他们就地挣钱养家,他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面去闯荡了。

或许,这个建议若是由当地官员提出,松下还不会这么重视;而提出的竟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服务员,可见此地人口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非常清楚,在乡下建厂虽说有劳力低廉等优点, 但是运输麻烦,管理分散,获利的速度和利润的额度都不如在城里办厂。可是,若从大的一方面来看,却能解决城乡人口的平衡问题,能大大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改善乡村的居住条件和文化设施,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由此看来,自然是利大于弊。于是他当机立断,在这里建了一个分厂。

不久,他又得知,爱知县每年的外流人口达 7000 人,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村庄竟变得空无一人。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松下陆续在各县乡下建立了数十家工厂,使成千上万的外流者重新回到家园。

呼吁二次维新

松下在经营中一贯强调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结果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把许多急功近利的暴发户抛在后面;或许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在不断同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公司庆祝成立 50 周年时他虽然已是 73 岁的老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瘦弱,但其旺盛的精力和超人的智慧却不由使人想起“永葆青春” 这句颂语。

而松下本人在为一家杂志所写的题词中也表明了他对于青春的看法:

“所谓青春就是心灵上的年轻!只要充满信心和希望,每天不断从事新的活动,就能永葆青春!”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光彩照人的自画像!

松下创业 50 周年纪念活动正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下安排的,其热烈壮观可想而知。

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兴建灵山博物馆。因为乍看之

下,这似乎与松下及其事业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东山有一座纪念坂本龙太郎和中冈慎太郎等五百余名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荒芜不堪。松下在庆祝创业 50 周年时想起,1968 年这一年恰好也是日本明治维新 100 周年。没有明治维新志士为国捐躯,就没有日本近代的飞速发展;松下创业纪念与明治维新纪念的巧合,似乎表明松下应当担负再次维新,重振日本国民精神的伟大使命。

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为目标,而今的维新,任务更为艰巨,也更为光荣:它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落后贫穷状况,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因此,这次维新可以称之为“世界维新”。

明治维新的志士用刀剑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今天,松下的员工应当不满足于当日本第一,而应再接再厉,以现代的经营和现代的技术促进世界的进步和繁荣。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松下发起成立灵山表彰会,自任会长,带头捐资,重建明治维新志士的公墓,并在此基础上兴建灵山博物馆,陈列有关明治维新的文物,对松下员工和全国民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历史使命教育。

针对一些人认为日本地少人多,难以与美国比拟,因而无法实现经济飞跃,不能在世界维新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成见,松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日本看起来比美国小,但是实际上比美国大,因为太平洋沿岸全部属于日本的资源范围。日本的绝大部分资源虽说要从外国运进,但是随着轮船吨位的增加,几乎不受限制的海上运输远比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国内运输迅速和经济得多。

钢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日本炼钢的矿石和煤炭均从外国进口, 但是由于进价和运费低廉,技术先进,不仅能满足日本自身的需要,还能运到美国本土去与美国钢铁业竞争。

日本人多也并不是负担。美国面积那么大,才住着两亿人,日本这么小却有一亿人,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比美国低,投资的效率也自然比美国大。比如说,美国修一条 100 公里长的公路可使十万人受益,而在日本,受益者会是这好几倍。由于人口众多,公路一修通,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至少不会愁没有客源,对国家、对个人都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些言论表明,松下的经营思想已远远超出公司经营的范围,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已在他心中自然产生。不过,他始终谨守“生意人” 的初衷,对天下大事仅仅是思考和议论。

建造科学与工业先驱纪念像

在庆祝创业 50 周年之际,松下在公司中央研究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科学与工业先驱”铜像的揭幕仪式。

这批先驱包括外国科学家和工业家六人,日本学者五人。松下选择的标准,是对日本的科学和工业作出过巨大贡献者。其目的是在于向他们的丰功伟绩表示尊敬与谢意,同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进取心。

人们注意到,入选的外国人士,无论是爱迪生还是飞利浦,都是名震天下的人物;而入选的日本人中,为外国人所知晓的并不多。松下之所以让他们与外国的大科学家、大工业家并列,显然与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他明白,一个瞧不起本民族的人,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而松下之敢于主动出击世界市场,与天下大电器公司争雄,正表明他对于自己,对于日本民族都充满自信。

不过,这种自信与自豪决不是狂妄自大。直到成为日本第一大电器厂商之后,他依然像当年创业时一样既不丧失个人尊严又处处保持谦虚谨慎。

1970 年日本筹办国际博览会时,曾推荐松下为博览会会长。这本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极其荣耀的事情,可是松下却婉言谢绝了,最后确定由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石坂泰山担任。事后松下对人说:

“我本不应当谢绝各方面的好意,但是我注意到,若是博览会的大阪色彩太浓,东京人就不会有多大兴趣,因而可能会导致失败。由德高望重的石坂来担任,兴起了全国的热潮,效果非常好。”

松下的这种顾全大局,不重虚名的风格,使他不仅在财界,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获得极高的声望。

大阪的一家报社曾以“你认为现代最伟大的人是哪一些”为题,对450 名 5~6 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松下的名字竟被列为第 13 位,处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之间。可见即使在青少年中,松下也是一个备受爱戴的人物。

壮心不已

松下这个本来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儿子,靠自己的勤奋努力, 刻苦钻研,创造了上百种专利产品,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先后获得早稻田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应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这个靠几十日元和三个人起家的小作坊老板,靠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超越常人的见识、不追求潮流而又置身潮流之先的经营艺术,创下了资财以百亿计、员工达四万余人的国际性基业。

这个默默无闻的火盆店伙计、单车店学徒靠远大的理想、明确的志向和贫穷不自卑、富贵不狂傲的美德,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家,日本和外国政府勋章的获得者,受到许多国家君王和政府首脑的礼遇,还与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纵论天下大事⋯⋯

对于年近八旬的松下,金钱已失去诱惑力。在这个曾经把五分硬币也看得无比贵重的亿万富翁眼里,金钱只不过是用来为社会、为日本、为世界谋取福利的一种工具。虽然他自己从不挥霍,但用于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早在 1961 年,他就捐献两亿日元作为员工的福利基金,1968

和 1974 年,他又分别捐献 50 亿日元给预防儿童交通事故基金和全国都、道、府、县的行政单位。其他捐款亦动辄上亿,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

这时他最关心的,依然是他一手创下的事业,是屹立于世界电器之林的松下电器株式会社。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垂垂老矣,虽然耳聪目明,智慧过人,但身体

状况已明显地衰退,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他不是那种临死也抓住权柄不放的专制君王,为了事业的繁荣昌盛,不因他的辞世而发生动荡,他必须及早安排接班人,及早实现管理权的移交和过渡。

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在走向辉煌之时即已用心选择培养,有意识地让他们担负重任,对他们进行全面而又认真的考验。

他的女婿松下正治出生名门贵族,品学兼优。他视之为亲生儿子, 对其教育培养更是不遗余力。1961 年他辞去社长(总经理)之职,即让松下正治切实担负起行政管理的工作。

1973 年,他连董事长一并辞去,只任顾问,让长期担任他助手的高桥荒太郎任董事长,而松下正治仍以总经理的核心地位同董事长一起全面处理公司内外事务。松下正治的四个副经理、四个专务以及其他各部门、各厂领导人,无不经过松下的认真挑选和考验。

松下之所以为接班人配置这么多副手,与其说是对其接班人不放心,毋宁说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如今的松下电器远非当年的作坊可比, 如今的领导人无论如何不可能经受他那么艰难、那么复杂的磨炼,新的时代与新的规模都要求新的经营管理方式,因此他认定:在他之后,集体领导比个人说了算会更有效得多。

从此,他可以摆脱事务的牵挂慢慢地欣赏他一手创造的松下电器这个杰出的艺术作品了。

从此,他可以专心著述,把自己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对于人生的思考记录整理,公诸于众,传之后世了。

拯救日本

松下于“离休”后的第二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如何拯救即将崩溃的日本》的小册子,对于国家大事提出了一系列大胆而又颇有见地的看法。

他认为,到 70 年代初,日本虽已发展成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人心混乱,只顾个人利益,不关心国家命运,整个民族成了“迷途的羔羊”, 不知不觉走向崩溃和毁灭。

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加速了这崩溃的进程。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限制物价,稳定国债,节省开支,但是与此同时,也应鼓励企业的合理竞争,尽可能使公用设施等基本建设保持在一定规模,以促进经济复苏的活力。

不过,在这份救国纲领中,最精彩的是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

他指出,日本的教育不是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大大超过了需要。这种“教育通货膨胀”也同教育不发达一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同营养过剩也会使人患病一样。

他所批评的“教育通货膨胀”,是指片面强调智育,在全社会造成竞相追求高学历的风气。结果,既造成大量浪费,又产生出许多实际学识和能力都不合格的所谓大学毕业生。

他认为,中小学的基本教育是每个国民所必不可少的。完成教育之后,应当鼓励大部分青少年去进专业技术学校,大学则以少办为好,最

好砍掉一半。因为照现行体制,学生一进大学校门,无论是否用功,无论是否有真才实学,读完几年后都能顺利毕业,其中必然有许多废品。不仅如此,大学毕业生过多过滥,良莠难分。学天文者去挖地道,

学电力者去当司机,看起来似乎是国民素质大提高的表现,实际上这种学非所用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松下的这些观点很难说能为世人接受。因为他一生都是跑到时代的前面。到人们认识他那些似乎荒唐的言行的真正价值时,他又发表了更新的惊世骇俗的见解。

进入彼岸

1988 年,93 岁的松下幸之助成了新成立的松下国际财团的董事长, 达到了一生荣耀的最高峰。

这一年,他的自传和论著《实践经营哲学》英译本先后刊行,全面总结了他一生的业绩和经验;

这一年,他捐献 50 亿日元给日本国际花卉博览会,并发起成立松下幸之助国际花卉博览会财团,把自己的未竟雄心寄托于不断装点世界的千花万卉。

次年 3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6 分,这位世纪老人永远入睡了,因为无所遗憾而显得格外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