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旗鼓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对于关心国际局势的松下来说，这虽是意料中事，但是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他还是无法支撑得住。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当时就晕了过去，许久之后才慢慢清醒过来。

如果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朝等国以及日本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松下在这场战争中却是得大于失。日本投降前，他在国内外拥有的工厂就达六十余家，员工总数超过 24000 名，远非战前的规模所能比拟。

可是现在日本战败了，投降了。对于松下来说，这意味着他失去了海外的所有工厂和资财，失去了军方订购飞机、木船等军需品所欠他的巨额款项⋯⋯

不，他失去的还远远不止这些。他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

然而已达知天命年纪的松下，从童工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成为大企业家的松下，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临危不惧的松下，并没有被这万钧雷霆击倒。此时，他又无意识地默念自己的座右铭：

“遇到困难之时，不能被它压倒、无所作为。只要静下心来，看清困难的本质，就一定能够找到突破口，摆脱困境，开拓新的天地。”

第二天一大早，松下就将公司的全体干部集中到大礼堂，对他们发表讲话，宣布立即将军需品生产转变为民用品生产的方针：

“为了适应当前的巨大变革，松下电器公司要尽快恢复民用品生产，坚定地迈出重建日本帝国的第一步。

“作为日本的国民和松下的骨干，每个人都应当为帝国多难的前途着想，不要徒然不安与动摇，而应同心同德，重建辉煌。”

他强调，“随着社会大动荡的出现，失业者会大量增加。但是松下不会让其员工失业，一定积极争取订单，发展生产，让每个员工都有事可干，有饭可吃”。

他的鼓动性讲话，特别是保证不让员工失业的承诺迅速稳定了军心。但是这种稳定并不持久，因为不久之后，连他自己也受到了失业的威胁。

应变之策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进驻东京之后不久，下令检查剩余军需物资。松下因曾生产军需品，自然在被勒令停业之列。虽说经过多方努力，所属各厂相继恢复了生产，各地的办事处和销售网也陆续重建，但是由于设备不足，原料和粮食困难，不仅债台高筑，每月的八十余万元利息也无力偿还。在此情况下，员工情绪低落，效率极差。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松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废止职员与工人区别制；

实行全体员工薪津制；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同时，把“高薪津，高效率”定为公司的奋斗目标。他对公司的员工们说：

“今后将是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时代。要想使公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全体员工就必须发挥勤劳的美德。当然，这就要求公司解除你们的后顾之忧，使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为此，本公司认为‘高薪津，高效率’是最理想的制度；

“为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决定恢复‘步一会’，使之成为全体员工的福利机构，为全体员工谋利益。”

不久，他又宣布了破格使用年轻的专门人才、实行高度专门化分工等一系列措施，努力将松下每一种产品的知识、技术和经营提高到世界第一流水平，产量达到世界同类产品的 10%。

沉重的“财阀”帽子

然而，不要说实现这些远大理想，连将生产引上正常轨道都成了问题。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每一项有关工商企业的命令，似乎都是冲着松下来的。在这当中，《关于财阀家族的命令》和《关于开除职务的命令》给松下本人的打击最为沉重。

他万万没有料到，盟军竟将他同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新财阀以及古河、浅野、川崎、中岛等老财阀等一起列为日本十四大财阀，限期关闭他们的公司，清理他们的资财，以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基础。

照他的理解，所谓财阀，不单是要拥有巨大财富，还要用这些财富去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左右政治局势，并且通过血缘关系，在社会上层形成强大而又广泛的势力集团。而他本人既非名门贵族，资财也难以同其他十三家相比，更从无问鼎政治的野心，因此无论如何不能称是财阀。

他认为盟军总司令部之所以错将他划为财阀予以取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分公司中，松下造船株式会社和松下飞机制造株式会社过于引人注目。试想，倘不是财阀，能够造轮船和飞机吗？日本军方能将如此重要的军用品交他制造吗？

其次，在战争期间，松下的经营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获得了巨大发展，从一个大阪的地方性公司膨胀成庞大的跨国公司，这岂不是财阀的明证吗？

他对于占领军当局将他划成财阀很不服气，多次提出申辩。他说， 他是白手起家创业，与连续几代操纵日本经济的财阀有本质的区别；他说，他生产军用物资是迫于军方的压力，并非自愿；生产军用船只和飞机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反让他欠了几亿元的债，至今无法偿还， 因此，他不仅不是靠战争发横财的暴发户，而是战争的受害者；他说⋯⋯

就这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盟军总司令部，请求取消对于他的财阀划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惩罚性限制，总共跑了五十多次。他的助手高桥更跑了一百多次。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盟军总算摘下了他头上的这顶“财阀”帽子。

被解除职务

如果说对于“财阀”的界定，松下可以理直气壮地分辩；那么，对于解除他职务的惩罚，他却只有乖乖地接受。照盟军总司令部的决定， 凡属前军需企业的负责人，其职务不低于常务理事者，皆在被开除之列。而这解除的对象，又分为 A、B 两类：A 类无条件解除，没有申辩的余地； B 类可以提请复核。松下身为军需生产企业的首脑，自然是列入 A 类。

由于划为财阀和解除职务这两项惩罚几乎是同时执行，松下几乎承受不住。

按照关于财阀的惩治命令，松下每月的生活费不得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基本工资 1 800 元。不仅如此，主要的生活开支，包括请保姆的工钱， 都得提请占领军当局审查批准。一般的人若是缺钱花，还可以变卖家产， 可是松下既被划为财阀，连这点自由也被剥夺了，因为他的全部资产均被冻结。当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花时，心里的滋味真是一言难尽。

正当松下为摆脱自身和公司的困境而苦思对策时，一天，盟军总司令部传令叫他立即赴东京说明问题。

他接到命令，一时摸不着头脑：以往都是他主动找上门去说明情况， 这次专门传他去，定是凶多吉少。

他刚进入办公室，喘息未定，负责官员劈头就问他：“你填报的财产登记表是否有隐瞒之处？”

这个问题当即把他问懵了：“难道真有什么东西忘记填了？”

官员见他半天不答话，以为他心虚，便捉弄似地提示：“想想看， 别墅填了没有？”

原来如此！松下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被盟军划定的 14 个财阀中，

13 个都有别墅，有的还有好几处，惟独松下从未想到要购置别墅。想到这里，他诚恳地说： “我的确没有填，因为我没有别墅。”

这回该轮到那官员表示惊奇了：“你为什么没有买别墅呢？” “我赚得的钱全部用来投资扩大生产了。”松下平静地回答。

工会为松下说情

令盟军总司令部惊诧不已的事还不止这一桩。众所周知，二战之后， 日本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几乎在所有的企业中，劳资纠纷都令业主们头痛不已，可是松下的情况却大不一样，工会不是同他作对，不是控告他， 而是为他求情，要求占领军当局取消对于他的解除职务的决定。

二战之后，尽管松下恢复了包括全体员工的“步一会”，但是不久之后，在全国工运潮流的冲击下，这“步一会”也被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取代了。

松下当时虽然名义上已被解除职务，但是公司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他手中。一天，他得到报告，松下电器株式会社工会成立大会将于大阪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召开。

在这之前，大阪的一些企业已经成立了工会。据他所知，这些工会

成立时，资方大都采取静观乃至于反感态度，顶多派个代表去念一篇不痛不痒的贺信。作为已经被划为财阀、并解除职务的松下，作为被工会视为对手的松下该如何表态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作出决定：一是以普通员工身份参加工会成立大会，二是在大会上公开表示对工会的真心祝贺。

就在此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浮上了他的心头。自从单枪匹马创业以来，作为松下企业的最高领导，他对公司的大事享有无可争辩的决定权。而今天，他连能否参加工会的成立大会，能否在会上致辞，都不能做主，都要征求实际上为松下普通员工的工会负责人的意见！这岂非意味着，从此之后，这工会即使不是他的敌人，也是他不得不考虑其存在、征询其意见的一种势力吗？他是应当与工会斗争呢？还是要力图与之达成谅解，通过它去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呢？毫无疑问，他只能选择和解与合作。

然而，劳资关系好坏并非取决于一厢情愿。工会方面对于他参加成立大会的意向没有表示反对，但对于是否让他致辞的问题却发生了激烈争论。尽管最后同意他致辞，他还是觉得，在他与员工之间，一堵无形的墙已经构筑起来了。他认为，他之所以参加大会并且致辞，就是要推倒这堵墙。

他在贺辞中既没有说那些言不由衷的套话，更没有为资方的立场辩解，而是披肝沥胆，表示与工会、与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共同经营好公司、共同建设新日本的决心：

“今天，我听了大家对公司的要求和期望，感触颇深。我相信，新的正确的经营管理与大家所拥护的工会，一定会取得一致。

“就主观愿望而言，我希望基于最纯正的想法，进行新的经营管理。若是我有考虑不周之处，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共同为建设新日本做出贡献。”

松下不是为一己私利，而是为公司、为国家谋福利的立场得到了工会的理解和支持。正当全国各地的工会纷纷起来同自己的业主进行斗争之时，松下企业工会 42 个支部所辖的 15 000 名会员却联合各地的经销商，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求取消解除松下职务决定的运动。

工会代表前往东京，直接向大藏大臣石桥湛山、工商大臣星岛二郎提出他们的请求。两位大臣惊奇之余，深感松下之经营管理与众不同。他们答复说，尽管对此非常同情，但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盟军总司令部， 希望代表们到那里去说明情况。至于他们本人，定会从侧面予以帮助。工会为业主说情这本身就使占领军大惑不解。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

其他西方国家，工会大都是同业主对着干的。这松下到底是给了工会什么好处？或者真不应当解除他的职务？

该当松下时来运转了，不久前，盟军总司令部经济复兴局的一位负责人前来视察松下的工厂。他发现，松下的经营管理与美国的所谓先进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存了一份同情之心，在总司令部研究有关松下的问题时，说了不少好话。

在这种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对松下的解除职务决定就从 A 类变成 B 类，也就是说有复查和取消的余地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四个月，这一决定终于取消，松下又名正言顺地回

到公司上班了。

欠税大王

松下恢复职位后，发现过去的三年中，公司不仅没有获得利润，反而令债台垒得更高了，总数达十亿多日元。因此，一些报纸将他讥笑为借债大王。

应当说，这笔巨债大部分是前政府造成的：原来为军方所制造的轮船和飞机，不仅分文未得，筹借的债务也无人承担，只有由他负责归还。

不过，令他伤心的不是“借债大王”，而是“欠税大王”这一新的绰号。自创业以来，他一直是纳税的模范。可是现在政府改变了税收政策，要求企业在商品出仓时就必须纳税，而不是在收到货款之后。由于当时是票据交易，松下又债台高筑，无法筹集必要的流动资金，因而沦为“欠税大王”。

“借债大王”和“欠税大王”这两块黑牌子压得松下喘不过气来。他刚一复职，便马上呼吁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做到每个月都能获取利润， 争取早日重振松下的雄风。他声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如解散松下电器。

大家都知道，松下电器是他的命根子，也与每个员工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公司解散了，他们将到何处去谋生呢？他们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企业吗？松下独特的管理方式，几乎使每个员工都对公司怀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使他们觉得，公司不是松下一个人的，而是大家所共有的，公司遇到困难，大家都有责任去努力克服。

重建基础

松下明白，单是唤起员工的热情还不够，必须用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他们的热情开花结果。

首先，他对公司机构进行了重要改革，任命女婿松下正治为副社长， 让其处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以便使自己集中精力考虑公司的重大决策。

其次，严格实行以工厂为单位的独立核算制，并以相应的奖惩制度与之配套。

这些措施很快就见了成效：1949 年元月，每个员工的月产值为 21 000

元；到同年 12 月，这一产值即上升到 56 000 元，其增长之快，连工人自己也感到惊奇。

松下明白，生产再正常，产品再多，若是卖不出去，也等于是一堆废铜烂铁，只会造成损失。于是，他又紧接着抓销售了。

1949 年 2 月至 10 月，他几乎跑遍了日本列岛，主动拜访了各地的代理商和经销店，力图恢复战前的联盟店体制。

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这些代理商除了同松下电器打交道之外，还销售其他厂家的产品，因而与松下谈不到什么同甘苦、共患难的感情， 而是有利可图的货就卖，无利可图就不卖，决不想方设法拓展销路。

为了联络感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松下把与之有业务关系的代销

商组织起来，成立国民共荣会。同时，在几个大城市成立营业所，分片负责各地区的推销。营业所之下，又以县市为单位，设立办事处，将促销网络延伸到全国各地。

不久之后他又觉得，这个办法虽然好，但是花费的人力和经费都太多。派到营业所和办事处的人若是能力很强，就将削弱公司的职工队伍； 若是不强，则会形同虚设。而且，办事处与代理商之间还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对销售产生不良影响。

为此，1949 年 8 月，松下又实行了全新的销售公司制，即与代理商合资建立“国民产品销售公司”，一县一个，实行专卖，既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又密切了同代理店的关系，进一步落实了“松下是代理店的工厂，代理店是松下的分公司”的宗旨。

就这样，到 1949 年年底，松下电器的生产和销售都已恢复正常。艰难的岁月已经过去，大发展的曙光已显现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