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财富的消费

在本书以前各章中，我尽力阐述了便利劳动和财富生产的方法，并研究了在社会各个阶级中决定财富分配的规律，我们现在进入课题的第四即最后一章，或者说进入对财富消费的讨论。

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有利消费和不利滑费的标准 节俭法的有害作用爱好奢侈的好处 亚当·斯密关于不生产的消费意见的错误 主张便利生产就必须鼓励消费的错误 政府的消费 结论

前面已经指出，生产商品并不意味着生产物质，因为生产物质是上帝的特权，生产商品是对已经存在的物质给以这样的一种形式，使它适合于满足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同样，所谓消费也不是意味着消费或消灭物质，因为那是如创造物质一样的不可能，而只是消费或消灭商品的那种有用或合意的性质，所以对工艺和劳动产物的消费，实际上就是消尽物质所含有的效用，从而消尽由劳动所给予物质的交换价值。因此，我们不是以所消费的产品的大小、重量或个数来衡量消费，而是完全以产品的价值来衡量。不管价值有时会压缩到多么小，但大量的消费就是大量价值的破坏。

在政治经济学家用词的含意中，消费与使用是同义词。我们生产商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使用或消费它们。消费是全人类劳动的巨大宗旨和目的，生产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假如以后不能消费的东西，就不会有人去生产。所有工艺和劳动的产品都是预定用来消费或使用的；当一个商品已经做到适合于使用的地步，假如它的消费被推迟，就会遭受损失。所有的产品不是用以满足直接需要，就是用以增加产品生产者的享受，换句话说就是用以再生产比它们自己有更大价值的产品。在第一个情况下，推迟对产品的使用，很明显，就是我们或者不愿满足需要，或者不愿获得我们力能所及的满足；在第二个情况下，推迟它们的使用，也同样的明显，就是让生产工具闲置着， 这样，我们将损失本来使用它们可以得到的利润。

虽然，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是用来消费的，但我们决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的消费对个人或社会都是同样的有利。但是在有利的消费和不利的消费两者之间，或用更普通的术语说，在生产的或不生产的消费二者之间划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就涉及的社会利盆而言，这一点正是现在要求我们考虑的，工艺和劳动产品的一切消费，假如直接或间接引起具有相同数量或更大数量的同价值产品的生产，即可看作是生产的，假如它没有这样的结果，即看作是不生产的。只凭一个商品为某一特定目的或在某一特定方式下被消费的事实，不能使我们不作进一步的考虑就肯定它的消费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在我们作这样的决定以前，我们必须注意并仔细研究消费的长远和当前的效果。例如，有人说，用于改良土壤、开掘运河或任何类似的事业的某数量财富，不足以证明它的使用是生产的，因为它可能用得不得到，或这样做连成本也收不回。另一方面，也有人说，用于军需或款待宾客的某数量财富，也不足以证明它的使用是不生产的，因为这样的花费，可能正是原来生产财富的原因，同时，类似的花费，也可能是想要引起以后更多的产量。

但是，不管商品被消费的方法是什么，明白的是消费与再生产之间的平

衡是每一个国家发展或衰落的依据。假如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超出这个国家的消费，这便具备了增加资本的手段，它的人口或者将增加， 或者现有人口的生活将提高，或二者兼而有之。假如在同时期内，消费完全等于再生产，这个国家的资财或资本即无法增加，社会将处于停滞的状态。假如消费超过了再生产，在以后的每一时期内将会看到这个社会的供应更差，它的繁荣和人口将显然下降，贫困将逐渐扩至全国。

订立一种标准来管理每一个人的支出是不可能的。关于支出一定量财富而能得到的利益，没有两个人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处境，对什么于自己有利或有益，必然有他自己的最好判断，没有方法可以决定谁对，谁错，每个人的看法必然或多或少地要依据他们所处的地位。富有的人比中产者自然倾向于扩大有利消费的范围，而后者比穷人又较为扩大。无疑的，一个人的花费与他所有财产的多少、他的前途希望、他的社会地位等常常是有一些关联的；在一个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和有利的消费，在另一个情况下就可能是非常不适当的和不利的消费，但是，关于这些事情， 应让每个人充分自由地使用他们自己的判断；虽然少数人可能浪费他们的财产于放荡和无益的开销，但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的人总是向着增加他们财产的方向努力。

虽然，政府比之它们的人民，一般或者毋宁应该说普遍地较为浪费和奢侈，它们常常制订节俭法以限制它们认为人民的不适当开支。这种法律久已流行于罗马，以前在我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也曾使用过。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产生过任何好的效果，实际上，它们显然地侵犯了财产权；没有一个立法者限制共人民处理他们的劳动果实，而不使他们的进取心减少和工作马虎的。

诺思勋爵曾很清楚地阐明了节约法的效果。他说：“有这种法律的国家一般是贫穷的，因为，人们受这种法律限制，其花费范围较没有它时来得狭窄，同时他们的勤劳和才智受到阻碍，而这种勤劳和才智是他们在获得钱财以维持生活，按照自己的愿望能充分得到花费时才能加以运用的。节约的办法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许是可行的，但对于增长国家财富则有困难，因为国家财富唯有在财富从一个人的手到另一个人的手不断转移中，才会更快地增长。中产阶级看到别人变得富有高贵，就起而仿效他们的勤劳。一个商人看到他的邻居现在有一辆马车，他就尽力想去备置一辆，常常因此而弄得财竭， 但他为满足虚荣所做的额外努力，对社会却是有益的。（《贸易论》，第 15 页。）

社会的利益要求国民资本，如果可能的话，经常有所增加，换言之，要求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消费，应成为再生产更多量有用和需要的产品的手段。但业已充分地证明，在任何情况下，这不可能是监视和限制制度的结果。勤劳和节俭绝不是、并绝不可能以这种办法来促进。要人勤劳，就必须保证他能安静地享受他的劳动的果实；教他戒浪费，要他节俭和惜财，就必须允许他一方面担负其经营的一切风险，另一方面享受共经营的一切利益。

此外，很明白，节约法纵然在别的方面是有利的，但在运用上也一定是不公平和难于忍受的。在这一个人身上可能是挥霍和可笑的滥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支出。所以，假如为了节俭的缘故，你禁止这种开支，你便剥夺了那些有财力应得到满足者的权利。假如你允许那些能够提供这种费用者得到满足，那末，如核实这个管理办法究竟对谁实用，你就

必须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那种厌烦的和一般说来是无效的调查。但是，肯定的，刺探每一个人的事务，不在政府业务的范围之内。政府不是为管他们的帐目和平衡他们的收支而组织起来的，而是为了要保护每人的平等和自由的：“假如政府自己的滥用不会毁灭国家，它的人民就永远不会。”无远虑和任意的花费，必然并不可避免地会使人贫穷和丧失地位，单这一点就足够防止挥霍浪费成为有害的蔓延；凡在公共负担适度、财产有保障、产业能得到不完全（似应为“完全”——译者）和不被控制的自由、大多数人具有想要出人头地和改善处境的不懈努力的地方，国民财富即会得到继续不断增加的保证；希望免除所有非生产性的和不获利的开支只能是徒劳的；所有管理比较好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劳动产品的生产性支出，其数量经常是无限地太于不生产性的支出。

在道德学者中，很久以来就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用于奢侈生产的劳动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是不生产的和不利的。据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发财致富，他的努力目标应该不是增加他的财产而是减少他的要求。“如果你希望谁致富，不要增加他的财富，而是减少他的贪欲。”假如这些意见一旦得到相当的影响，就会成为一切进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些满足于他们处境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引起他们想把事情做好的动机。因此，没有这种满足感， 而有与之直接相反的咸觉，想要出入头地、改善自己的处境、不断增加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支配权等，这样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的恩惠。在这种想法被鼓励起来以前，任何国家的文明不能有所进步。这种想法变得越有力和越迫切，财富的积累就越快，每一个人也就变得越幸福。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用比较小的劳动便可以得到，野蛮人和没有文化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取得舒适品的想法，所以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和有名的懒散和放荡。要使他们勤劳， 要使他们抛弃生来便有的漠然态度，必须用文明生活中对奢侈品与享乐品的嗜好来鼓励他们。当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人为欲望将与严格必需的欲望同样地汹涌出现，它们将随着满足他们的手段的增加而增加，在对舒适品和便利品的嗜好普遍推广的地方，人的需要与欲望通通变得无所限制。一个欲望的满足导致另一欲望的形成。在高度文明的社会里，新产品和新的享乐方式不断涌现出来作为努力的动机和报偿这种努力的手段。结果是在劳动的实施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而怠情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祸害，几乎完全不见了，帕莱博士问道：“还有比丝织品、花边和镀金器皿工厂的各种产品更不必要，或与维持人类生活更少关系吗？但在这样的各种工艺部门中有多少人在劳动呵！能够想象到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对板烟和鼻烟的爱好更变化多端的呢？但有多少行业，同时每一行业内又有多少人，在为这些琐细的满足而工作着！”正是由于想要占有这些奢侈品的刺激，使推广这些奢侈品的行业成为有利。土地能够比现在所耕种的情况提供远要为多的人的食物。但是占有土地的人，是不会无偿地交出他们的产品的，或者不如说，他们根本不愿生产那些既不能自己用，又不能交换他们所需物品的东西。但是，当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嗜好一经养成以后，土地的占有者即用土地生产最大可能生产的东西，并以其剩余交换他们所希望得到的这些便利品和喜爱的东西；结果， 这些物品的生产者，虽然他们没有土地财产，也不从事耕种，但却能经常地和自由地得到土地产品的供应。通过这样的途径，必需品和有用的以及为人喜爱的产品数量，由于奢侈品嗜好的诱导而大大地增加了；结果，人们不仅得到更好的供应，而且人数也相应地大为增加。

现在认为对生存不可缺少的物品，或任何程度的一种改进，在其开始运用之初，很少不被斥之为无用的废物或斥之为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现在认为很少有什么东西比衬衫更重要的了，可是在某些人的记载中，认为穿着这样费钱和不必要的一件东西是戴头枷。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烟囱在英国还未普遍使用；在 1577 年出版的霍林希德《编年史》的导言中埋怨近来建造的烟囱太多，并埋怨以陶磁盘和锡盘代替了木盘。同一时期的另一个作者感叹象现在这样只用檞木代替柳木来建筑房子，并说：“从前我们的屋子实在是柳木的，我们的人却是檞木的；但现在我们的屋子是檞木的，我们的人不仅是柳木的，有些人完全成了麦杆！[斯兰奈《论农村费用》（Essay on Rural Expenditure），第 41 页。〕

不少的书籍中充满着对茶、咖啡，香料及其他外国奢侈品嗜好流行的悲叹，认为消费这些东西有害于财富的增加，这种观点现在仍很普遍。一般说来伏尔泰对这样的问题是采取了很正确的看法，但在这一事例中他却同意了一般的偏见，他说：“亨利第四的早餐只用一杯葡萄酒和小麦面包，他既不用茶，也不用咖啡，也不用可可。但是现在仆人的早餐也用马提尼克、摩哈和中国等地的产品！假如我们想到这些产品，每年要耗费法兰西五百万以上， 则很明显，我们就必需从事许多有利的商业，才能使我们维持这样连续的损失。”伏尔泰忘记了把黄金和白银输到印度而买来的商品是法兰西的劳动产物，而想获得茶叶、咖啡等的愿望，是使这些劳动活跃的唯一原则。所以很明显，在这些物品被禁止输入的情况下，将不会再有勤劳活动的动机，而这勤劳活动现在正是用来为输入物品生产等价物的；这样，法兰西将不会因采用这种措施而变得更为富有、而是变得更为贫穷。

加尔涅侯爵说：“有一种偏见，把用一块能保存几百年的金属去换一份一分钟就消费掉的食物，看作是一种不合算的交换。但是，金属如同植物一样，它们的价值也是由为它们所花费的劳动而来的。从地下开采白银所花费的劳动并不少于种植茶叶的劳动；但在这两种物质中，由于同样的理由哪一种物质被消费得较快，那末用于生产这种物质所花费的劳动总量也较多。美洲所有的矿山如果都波洪水淹没，这个变动不会使欧洲的国家变穷多少。但是，如果糖、咖啡，茶等等突然失掉它们的风味和芳香，如果它们不再具备满足人们口味的特性，它们就不能再计入财富之列，那末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生产这些东西的劳动就要停止；另一方面，欧洲为了购买这些东西而进行的所有劳动也要停止。”①

但是，我并不是想要肯定，对茶或咖啡、香摈或白兰地、狗或马的嗜好是可能的最好嗜好，或者说想要取得其他物品或享受而如此地鼓励勤劳是不能再好了。但是首先和主要的目的，应该是经常鼓励奢侈品的嗜好，因为当这种嗜好被鼓励起来以后，便比较容易给予它以任何特定的偏好或方向；而在嗜好得到鼓励以前，社会绝不可能有任何进步。①

所以很明白，奢侈品的消费，假如把它限制于适当的范围内，就不可能认为它是不利的或不生产的。诚然，如果一个人消费的奢侈品多于他所能支配的劳动或财力，那他的消费就会是不利的。同时，假如他所消费的必需品的数量多于他所能提供的话，同样也是不利的。危害性不在于消费的物品种

① 这种限制的理由，将在以后解释。

① 这里所举的例子，与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第 2 版，第 103 页所举的，实质是一样的。

类，而在于它们的价值超过了消费者所拥有的购买手段。但这个缺点总是可交由那些有关人的自利心来纠正。由听任不生产的消费而引起的贫穷和失败是防止消费达到有害地步的自然的和充分的保证。企图以禁止奢侈品的办法来减少不生产的消费，实际上即是企图从抽掉生产中最有力的动力而又想使国家致富。

亚当·斯密对生产和不生产消费给了另一个标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虽具有非凡的创见并得到他秦有的才能的帮助，但却似乎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他把社会分成两大阶级，第一个阶级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把他们的劳动固定于，或用他的术语是“把他们的劳动实现在某些特定的物品上或可售的商品中，这种物品或商品在劳动过去以后，最少还能存在一些时刻”。第二个阶级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劳动作完以后就不再有任何东西遗留下来，而是在劳动过程中就消逝了。据亚当·斯密说前者是生产劳动者，后者是不生产劳动者。在作这个区分的时候，亚当·斯密并无意贬低不生产阶级形成的劳动价值或否认它们常具有最高度的效用，因为他承认情况常常就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些劳务，虽然有用，但不增加国家的财富；结果这个阶级所消费的商品是不生产的消费，有使社会走向贫乏而不富有的趋势。为了避免表达错误起见，我把亚当·斯密自己的话引述如下：

他说：“有一种劳动加于物体上能增加价值；另一种劳动却没有这种效果。前者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生产劳动，后者可以称为不生产劳动。这样，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自身生活所需和雇主利润上应有的价值，加在制造的原料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是毫无所费，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是和利润一起，在加工物体所增加的价值中补还了。但家仆的维持费却不能，补还。一个人可以由雇用许多制造工人而致富，他也可能由雇用许多家仆而贫困。后者的劳动虽然有它的价值，如象前者的劳动一样值得报酬，但制造工人的劳动本身则固定于、并实现在某些特定的物品上，或可售的商品中，这些商品在劳动过去以后最少还能存在一些时刻。这好象把一定量的劳动积蓄或贮藏起来，在必要时拿来使用一样。那个物品，换言之，那个物品的价格，以后在必要时还可以雇用等于原先生产这个物品时所投的劳动量。与之相反，家仆的劳动本身则不固定于、或实现在任何特定的物品或可出售的商品中。他的劳务一般在劳动过程中就消逝了，很少能留下仕何价值，供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

“社会上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是不生产任何价值的，本身既不固定于、或实现在任何固定物品或可售的商品中，也不能在劳动过去以后仍然保存起来备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和在他下面服务的文武官员和陆军海军等，都是不生产的工人。他们是社会的公仆，他们的生活由其他人民劳动的年产品所供养，他们的劳务，不管是多么高贵，多么的必要或多么有用，但不生产任何东西可供日后雇用同量劳务之用。他们今年对社会的防护、安全和保卫的效果，不能买到明年的防护、安全和保卫。在这一类中，有一些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职业，也有一些最下等的职业：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和文人等；后者如伶人、舞女、音乐家、歌剧演员、歌剧舞蹈员等等。在这一类中，即使最下等的劳动，也有共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一般劳动价值的原则；而那些最尊贵和最有用的劳动，也不生产任何东西，以供日后购买到或获得等量劳动之用。如象伶人的

对白，演说家的雄辩，音乐家的音调一样，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就消逝了。”①

这些议论是可钦佩的，然而要指出亚当·斯密在区别社会各阶级的劳动和消费中所具有的谬误也是不难的。从他最有力的例子家仆说起：亚当·斯密说，家仆的劳动是不生产的，因为它不实现于一种可出售的商品中，而制造工人的劳动，则是生产的，因为它是如此地实现了。但是制造工人的劳动真正生产了些什么呢？它不是只包括社会需要使用的和供应的舒适和便利品呜？制造工人不是物质生产者，只是效用的生产者。家仆的劳动不也很显然是生产效用吗？普遍承认生产谷物、牛肉以及其他食品的农民劳动是生产的；假如是这样，为什么把家仆准备和调剂这些物品使共适合于使用的那些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劳动却归于不生产呢？很清楚地可以证明，在这两类劳动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它们或者都是生产的或者都是不生产的。要想生火就必须把煤从堆煤的地方拿到炉灶上，正如把煤从矿底运到地面上来一样；如果说，矿工是生产工人，我们就不应该对雇来生火和添煤的仆役作同样说法吗？亚当·斯密的全部推理是从一个错误的假定出发的。他在没有区别之处， 在事物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之处作了区别。所有人的努力日标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增加必需品、便利品和享乐品的数量；必须让每一个人自己判断他的这些舒适几分之几是由家仆劳务实现的，几分之几是由物质产品实现的。不错，正如有时所说的一样，家仆劳动的结果很少能用计算农民、工人和商人的劳动结果那样的方法来计算，但却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不够确实或没有价值。假如没有从那些被称为不生产工人那里获得帮助，那些称为生产工人能够做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吗？一个商人或银行家，在他的业务中，每年赚到五千镑或一万镑，可能以一千镑来请家仆，现在，很明白，假如他想要省下这笔钱，只要把仆人打发走就能做到。这样，他自己就变成马夫、跑街和洗衣妇了；假如他这样做，他将不是一年赚五千镑或一万镑，很可能是赚五十镑！ 无疑的，一个人假如他雇用的家仆多于他必要的或能够支付的工资时，他是会没落的；但同样肯定的是，假如他购买的衣服或食品，或在工业的任何部门中雇用工人超过了他的需要或他的资本所能够雇用的数量时，他也会没落的。当用一个农民就够用的时候雇了两个，正如用两个跑街来做一个跑街便能做好的业务一样，这都是不审慎和浪费的开支。我们应当在我们所消费的过量商品中或雇用的过量劳动中来寻找贫穷的原因，而不应当在某些商品或劳动的种类中去寻找。

同样的推论可适用于亚当·斯密所提及的一切其他情况。例如以医师的情况来谈，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他不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不直接生产某些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但是说他间接生产有交换价值的东西，那么这又有什么

① 威廉·配第爵士似乎是在原则上明确地说明商品价值完全决定于生产所需劳动量的第一个人。他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斯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那末，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二盎斯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斯白银同样容易，那末，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与以前一蒲式耳五先令的价格，是一样便宜。”（《赋税论》，1679 年版，第 31 页。）在第 24 页中，他说，“假定让一百个人在十年中生产谷物，又让同数的人在同一时期中生产白银。我认为白银的纯产量就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的等同部分，就是后者等同部分的价格”。在第 67 页中，他说，“一百个农人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人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这些精细而有意义的段落，显示着李嘉图先生所完成的理论的最初萌芽。

不同呢？假如医师的作用有助于健康，假如，他能够使别人比在没有他的帮助时生产得更多，那末，很明显的，假如他不是一个直接生产工人，最低限度也是一个间接生产工人。亚当·斯密毫不迟疑地承认雇来修理蒸汽机的工人应该给予生产阶级的正确称号，然而他却把一个有资格拯救一个阿克顿特或一个瓦特生命的医师放在那些不生产的人群中！这样的不一致和矛盾出现于斯密身上是不应该的。他在探讨这门科学的这个重要部分时所陷入的错误，很有力地指出，在前进中的极端谨慎是绝对必要的，同时对每一个理论的提出，不管它初看起来是多么值得钦佩和具有创见，都须经过严格和耐心的审查。

一个职业可以是最无益的和微不足道的，但不一定是不生产的。一个每天用一小时来吹肥皂泡或用纸牌叠房子的人，我们有权即刻肯定他所从事的是一种毫无益的职业，但是进一步加以研究，便不能肯定那是不生产的。这要取决于一个尚未肯定的事实：假如它并没有刺激这个人在二十四小时中的其余二十三小时，较他过去做出更大的努力的话，则这个职业就是不生产的， 同时也是无益的；但假如为补偿他这样耗费了的时间，他在仍能专心致志于他以前所从事的业务的时期内，生产出同样多的有用的和需要的商品，则这个职业就不是不生产的；假如他需要以这样的办法来引诱他生产出较过去更多的商品，那就更肯定是生产的了。

帕莱博士对这个学说有不同的见解，并以他常有的说服力或清晰的笔调论述道：“一只表，可能是农尺衣服上的一个非常不必要的附属物，然而假如农民耕田是为了获得一只表，那末商业的真正目的便算达到了；当制表匠磨光表壳并把灵巧的机器轮子装上去的时候，正是他有效地帮助谷物生产的时侯，虽然不如扶犁或挥铣那么直接。烟草的使用是公认为多余的东西，但是假如渔夫撒网捕鱼，及水手从外国运回稻米是为了获得这种放任的享受，那么市场便借商业的帮助供应了两种最重要的食物，而它们除满足口腹之欲以外并无其他明显的用途。”（《全集》，1819 年版第 2 卷，第 80 页。）这就是决定伶人、歌手、歌剧舞蹈员、舞女等人劳动生产性所依据的原

则。这些人所提供的娱乐，对于国民财富的影响一如烟草、香槟、或其他奢侈品所提供的一样。我们想去看他们的公开表演，为了能够入场，我们对他们的服务必须偿付价格或他们所需要的等价物。但是这个价格或等价物不是自然界的无偿产物，它是勤劳的结果。因此，这些人提供的娱乐，不管他们被讽刺家和自封的道学先生们看来是怎样的无价值，却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样做，必然刺激我们劳动似便获得满足娱乐的手段。所以娱乐无疑地是生产的原因；很象俗话所说的，凡是生产的原因，必然是生产的。

关于亚当·斯密所说的高级官吏的生产性尤其明显。诚然，当他们适当地履行了他们的高等地位的职务时，便成了一国的最生产性的工人，距离非生产性的职业更远。亚当·斯密说，他们的服务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今年对社会的防护、安全和保卫，不能买到明年的防护、安全和保卫”。但这明显是一个错误。好政府所提供的防护和安全可能不是富裕的直接原因，但间接却是这样，因为很明显，没有这种安全和保卫，劳动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实现。亚当·斯密承认，社会今年生产的物质产品，形成以后各年所供应的必需品、便利品或享乐品的生产手段。但是没有政府提供的安全和保卫，这些产品或者是根本不能存在，或者它们的数量将大为减少。那末那些提供这种安全所必需的劳动，如何可以否定它是生产性的呢？以建筑防御工

事的工人为例，无人敢否认他们的劳动是生产性的，然而他们不直接帮助谷物或任何其他有价产品的生产。他们劳动的目的就是对别人的保护和安全， 保卫着由农民施了肥和种植了的田野不受践踏，使他专心于他的业务，不必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于防守方面。但是如果把提供安全和保卫的那些筑工事或开濠沟的人公正地列入有助于国家富有的一类中，那末根据什么原则，能把那些努力保护群众财产使其一点都不受敌人侵犯，并尽力袭击盗贼的公仆们，说成是不生产的呢？假如保护一块谷田不受邻居的牲畜所践踏的工人是生产的，那末，法官、行政宫及海陆军官兵，他们保护全国的每一块田地， 由于有他们，使所有阶级的居民能够在享受他们的财产、权利和特权中感到安全，这些人是有权利被列入超级生产性劳务的一类中。

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有不少的财富为公务官员非生产地消费了，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并不是说一个良好制度的少许缺点就会破坏这个制度本身。假如公家对他们的官员付给了过高的薪资，雇用的人数超出了一个好政府和安全目的所需，这自然是他们本身的错误。他们的这种做法和一个制造商对他的工人付了较高工资，和雇用了较必要为多的工人是一样的，虽然一个国家或个人可以使用这种愚蠢和浪费的方式，但因而就得出结论说，一切政府官吏和一切制造工人都是不生产的，这毋宁说过于轻率了！假如提供安全和保护的制度是建立在浪费的基础上，假如我们有较必要为多的法官和行政人员，有过多的陆军和海军，假如我们付给他们的工资较别人获得他们的服务所付的工资为大，那末，让我们把他们的人数和工资减少吧。这种过多，假如有的话，不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的错误，而是完全由于安排太浪费的结果。

但是在指出亚当·斯密把家仆，以及律师、医师、政府官吏等的消费错误地看作是不生产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不要陷入相反的极端，赞成那些错误的和极为危险的学说，认为消费，甚至是最不生产的消费都应当作为刺激生产和增加劳动需求的手段而被鼓励！亚当·斯密说过，有些阶级的消费是有利的，因为他们用劳务来报答那些雇用他们的人，同时那些雇用他们的人正是这种情况的最适当判断者，他们认为他们的劳务较付给他们的工资有较大的价值。但是假如政府或雇用工人的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以他们的服务来获利，而是以他们的消费来刺激生产，则情况便完全不同了！认为滥用劳动产品就能鼓舞生产，这是一种错误和荒谬。一个人能被刺激而生产是当他发现有现成的市场可销售他的劳动产品的时候，那就是当他能随时用它们来交换别人的产品的时候。因此，对劳动的真正和唯一现实的鼓励，不在于增加浪费和不审慎的消费，而是如以前所指出的在于增加生产。

孟德斯鸠说过，而且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过这个同一的意见，“如果有钱人不多花钱，穷人就要饿死。”（第 7 卷，第 4 章。）孟德斯鸠陷入这种错误，是由于他不熟悉资本的性质与职能，富人的浪费对穷人绝对没有任何利益，而实际上只能落在穷人头上的最大灾难之一。没有资本的增加， 不可能有劳动需求的增加。在节约原则占优势的地方，资本便增加，而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现有居民就生活得较好，他们的人数也就增加；反之，滥用和浪费占优势的地方，资本便减少，居民的生活日益变坏，怠惰、贫困和疾病便会流行。

但是，没有例子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曾经错过了貯蓄和积累的机会。在所有管理比较好的国家里，积累原则普遍地对耗费原则占显著的优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地意识到他们所耗费的物品价值，因为在大多数的例子里，

都说明这些物品是他们的劳动、忍耐和节约的直接结果；他们除非得到一个等量的利益不肯消费它。但必须承认，政府和它们官员的消费，则很少是这种情况。一般说，他们是消费别人劳动的产物，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情况阻碍他们象他们的臣民似的关心那种有利的开支，或者注意到滥用和浪费开支的有害后果。政府方面的节约，虽然实行起来比较困难，但比之任何个人方面的节约则是更重要得多。假如一个绅士认为依照浪费原则办事是一种美德，认为勤劳可由增加不获利的消费来鼓励，这样几乎完全可以肯定他会破产；但他的破产只是对与他业务有关的人直接有害，对别人将只有很少一点的间接影响。但是同样的行动对于政府则很可能引起革命，或使国家贫穷衰落。所以说，假如个人对商品消费的真正利益很需要有共正确认识的话，政府不是更需要有这种认识吗？节俭和省用在私人方面是美德；对公家来说， 它对国家幸福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因此它不仅是首要的美德，而且是更迫切的任务。

萨伊观察到，“如果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同样影响社会财富，那末规定这两种消费的经济原则必定相同。没有两种经济，正如没有两种诚实或两种道德一样。如果政府或个人是这样消费，以致能生产比所消费的更大的产品， 生产劳动的努力便有好结果。如果消费行为不产生产品，那未对国家或对个人便产生价值的损失，但损失的价值可能产生所预期的好处。军需品和用于有效地保卫国家的文武官员的时间与劳动，尽管消费掉或消灭掉，却是用得其宜，象私人家庭所消费的物品与个人劳务那样。在后者情况下，唯一的利益是需要的满足，如果需要不存在，消费肯定是个祸害，因为它是无目的的消费。公共消费也是这样，为消费而消费，故意浪费，因人设事，只为娱乐而毁灭一件物品，对国家或个人来说，对小国或对大国来说，对共和国或对君主国来说，都是浪费。不但如此，公共浪费和私人浪费比起来更是犯罪行为，因为个人所浪费的只是那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政府浪费的却不是它自己的东西，政府事实上仅是公共财产的托管人。”（《政治经济学概论》， 第 2 卷，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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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把经济学原理的纲要结束了。我尽力指出了存在于私人富裕和公家富足两者之间的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指出了前者有增加的趋势，必然在同样的程度上有增加后者的趋势；指出了财产的安全、劳动的自由、正确知识的普及、公共开支的节制等是唯一肯定的办法，利用这种办法，人类的各种才能和智慧的力量与泉源都能活跃起来，并使社会在增进财富和文明的事业中，继续前进。安全、自由以及知识的每一次增进，都是一种利益，正如它们之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的每一次减少都是一种灾害一样。以每人的自觉自愿、不受限制，但受到保护的努力以改善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出头发迹， 只有用这种努力，国家才能变得富强。个人的劳动和贮蓄，都是国家财富和公共繁荣的源泉和手段。它们可以比作使所有植物界得以茂盛和成熟的甘露：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可以使人感觉到的影响，但夏季的枝叶繁茂和秋季的果实累累，却都应归功于它们的综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