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的积累与运用

一个国家的资本可以定义为这个国家现存的、可以直接用来维持人们生存或便利生产的那一部分劳动产品。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密博士所下的、而为其他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产品被认为是形成了它的资财，而它的资本被认为是只包括用于生产某些种类商品的那一部分资财，一国的其他部分资财，即是用来维持其居民的生活而非直接用于生产目的的那一部分资财，被称为这个国家的收益，它对增加这个国家的财富没有任何贡献。这些区别看来并没有牢固的基础。使用于没有任何直接生产目的的那部分资财，往往是最具有生产性的。例如，阿克赖特和瓦特用于他们自己消费、没有它们便不能生活下去的那部分资财，却被认为是收益，然而十分肯定，比之于工匠们的任何等量资财来说，这部分资财是更有助于增加他们自己和国家的财富的。任何一部分资财当时究竟是不是用于生产，往往是很难说明的；任何一个想要确定这一点的资本定义。只能把本来是非常简单的课题，弄得非常纷乱与模糊。在我们看来，只要这个物品能直接帮助人维持生活，或帮助人取得商品或生产商品，就足以构成资本了。事实上，它可以不用于这些目的中的任何一个，但是关于一个物品的使用方式问题，可能是，而且明显地是和那个物品是不是资本的问题完全无关。因为，任何事物我们能够先验地认识到它的矛盾，一匹拴在绅士车上的马，可以和拴在酿酒人货车上的马一样，同样视为是用于生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事实上得到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很清楚，对马的同一性是没有影响的——它在这一场合如在另一场合一样，有帮助生产的能力。只要它有那种能力，就毋须考虑其他，应当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资本。

很明显，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保有和使用资本，对成功地经营任何产业，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就不能从事马上可以得到报酬、以及不能只用双手来做的任何种劳动。资本包括所有的食物以及用以维持人们生存的其他物品，它也包括所有的低级动物和所有用于或可以用于帮助生产的工具和机器。前几种称为流通资本，后者称为固定资本。现在很明白，用某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所有的流通资本或食物和其他用于维持人们生存的物品的数量，即可以测定它维持人口生存的力量；同样很明白，产业的生产能力一定是密切地依赖于固定资本，或用于便利生产的工具和机器的效能。保有和使用这两种资本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它们的联合作用，财富才能大大地增加和普遍地发展。一个农业家可以有大量的载重车、耕犁、牛和马以及一般用于他的产业部门的工具和牲畜，但是假如他没有流通资本或没有食物和衣服，他就不能使他自己利用这些东西，从而停止了土地的耕种，而即刻从事于某些为了生活的生产。在另一方面，假定这个农业家有了充足的生活

用品，而无固定资本或工具，那他又能做什么呢？假如一个最干练的农夫被夺去了他的锄与犁，一个织布者被夺去了他的织布机，一个木匠被夺去了他的锯、他的斧头、他的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分工是过去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在劳动能够分工以前，“一批各种各类的资财必须在某些地方贮藏起来，这些资财须足够维持工人的生活并供给他以进行工作的材料与工具。例如，一个织布者，除非他自己或别人有一批足够维持他的生活，并供给他进行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与工具的资财，贮藏在某些地方，使他不独能织成并且能出卖他的布匹，否则他将完全不能从事他的特定业务。这种积累，在他从事他的特殊业务以前，显然就应该已经具备了。”（《国富论》，第 228 页。）

因为资本的积累必须先于分工，所以进一步的分工，只有在资本更多地积累起来之后才能推广。积累与分工相互推动。随着分工的更加细致，同样数目的人所使用的原料数量必须作更大比例的增加；随着每一个工人的操作在较大程度上变为同一化和简单化，如我前面所已经解释过的，他将有更大的机会以发明那些便利和节省劳动的机器和操作方法。所以在一个国家里，产业的数量不仅随其资财或资本的运转而增加，而且由于这种增加的结果，分工也扩展了，新的和更强有力的机器发明了。这样，同量的劳动，就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

资本除使劳动得到分工外，还能在下列三个途径内对便利劳动和生产财富有所贡献：

资本使我们能进行非有它不能进行的工作，或生产非有它不能生产的商品。
它几乎在每一种商品的生产中，能够节省劳动。
它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和更快。

就我们因使用资本而获得好处的这些方式的第一点而言，或者说就我们非有资本便不能生产商品的情况而言，正如已经考察过的一样，所有那些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工的商品生产，除非事先准备有一批流通资本或足够维持生产这些商品的雇工所需要的食品和衣服，便不能够着手进行。但使用固定资本对商品生产之必要，一如使用流通资本一样。例如，没有线的帮助就不可能生产袜子，虽然没有犁的帮助，也可以耕种，但没有一柄锄头或一把铁铲的帮助，便不可能耕种。假如我们检阅一下在高度文明国家所实现的各种工艺总目录，我们将发觉，很少是只用手指或自然界供给人类的粗糙工具所能进行的。用过去劳动的结果装备我们几乎是经常必要的，假如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以所有要素的力量”武装我们软弱的双手以加强手的力量。
使用资本不独能使我们生产许多种非有资本的合作不能生产的商品，并且也能使我们在许多其他东西的生产中节省劳动，同时由于降低价格，还可以使它们达到更大多数的消费者手中。利用最强有力的机器来从事生产性的服务，我们已经习惯很久了，所风需要很大抽象思维才能使我们充分地了解我们从这些机器中所得到的利益。假如我们比较一下同样由文明人与野蛮人所进行的工艺情况，我们就会相信，我们很大一部分高尚享乐品和便利品，是由于使用固定资本而得到的。想一下，人们从使用下等动物所得到的利益吧，这从经济观点来看，正是如同机器一样的！想一下，从建筑道路、桥梁、海港和运河所得到的利益吧，它们有便利商品运输的效果，从而最有

利地把商品分配给消费者，并降低其价格！想一下从制造船舶和改造航运所得到的利益吧！运用固定资本，使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降低价格和增加数量，给予社会的利益是数不清说不完的。由于使用因定资本，我们的田地耕种了，我们的房子修盖了，我们的衣裳缝制了，我们的船舶建造了，知识和艺术的宝藏，由这一个半球传播到了另一个半球！假如我们考察一下人类的历史，假如我们回溯一下他们从野蛮到文明的缓慢而稳步的发展，我们必定会相信，他们从最下等和最卑贱发展到最高级和最文雅的状态，经常是伴随着新资本的积累，以及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并且主要是为这些东西所推动。

运用资本能使我们比在没有资本时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快。例如，棉花可似用来纺纱，但是运用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以及其他诸人所发明的机器，除使我们比用普通纺纱锤所纺的数量多一百或一千倍以上，而且改进了纱的质量，使其每一部分都达到洁净、均匀和一律的程度，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挂在一个房子里作为帐幕所用的印花布，若由一个画家用画笔来画，将需要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同时最好的艺术家要想把他的画，画得象现在印花机器所印制的那么完全一样，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不要提及其他由活动板印刷的发明而产生的更重要的利益了，一本最完善的手抄本——一本花了多少年耐性而令人疲劳的手抄本——就雅致与准确而言，就不可能与一样完善的印刷品相比，同时复制所需的时间只是手抄本的百分之一，而所费也不过是百分之一。国外对英国工业品的大量需求，是由于其制造的优美和其价格的低廉。而这两个利益，主要得感谢我们机器的优良。

还有许多事例，同样足以表明资本积累与运用的极端重要。一个国家劳动产品的增加，除了增加工人的人数或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外，没有其他方法。但是没有资本的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有利地多雇佣一个工人是不可能的。假如拨作工人用的食物和衣裳，以及由他们使用的工具与机器，已全部用作在业工人的生活和有效的使用，那就不能再添雇更多的工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资率不能提高；并且，假如居民人数增加了，对他们的供应必定更坏。没有资本的预先增加，要想增加工人的生产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好地教育和训练工人，使劳动进一步分工，或使机器有所改进，他们的生产能力才能够确实地有所增加；而在几乎所有这些场合下，都需要有更多的资本。只有借助于资本，工人才能作较好的训练，工作的承办人才能用较好的机器装备工人，或把劳动在工人中间作更适当的分配。当一种需要做的工作包含有许多部分时，使每一个工人经常在一个固定部分劳动，要比每一个工人常常在这个工作的每一个不同部分劳动，需要更大得多的资财。斯密博士说，“当我们比较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状况，如果我们发觉，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在后一个时期比在前一个时期更多，它的土地耕种得更好了，它的制造业更多和更繁荣了，它的贸易更扩展了，这时我们就可以保证，它的资本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必定是增加了，某些人的正确经营对资本的增加，要比其他私人的错误经营和政府的公共浪费所夺去的更多。”

（《国富论》）所以，很明显，一个国家只要它继续积累更多的资本，它将不致于达到一个静止的状态。当它增加资本的时候，它对劳动将经常有不断增加的要求，也将不断地增加必需品、奢侈品和便利品的数量。结果是它的人口数量也增加了。但是随着资本积累比率的每一个减少，劳动的需要也将

下降。当资本没有增加时，将不会，最低限度也不可能有利地雇用工人。同时，假如这个国家的资本减少了，大多数人民的处境即会大大地变坏，工人的工资即会下降；同时随着一系列的罪恶、灾祸及罪犯的不断发生，社会的绝大部分将陷于贫困的深渊。

当我们尽可能地指出了什么是资本、使用它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便利生产的方式以后，我们将进而解释最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

所有的各种资本，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外是过去劳动产品的积累或储藏。一个野蛮人在一天之内捕获了比他自己消费需要为多的禽兽，他必把多余的保藏起来，或备将来自己消费，或用来和他的同伴们交换属于他们的某些物品。这种剩余就是资本，从这样小的积累开始，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积累就渐渐地增加了。所以，很明显，资本是产品用于维持人类生存或便利生产之后的超额部分，由某时期内超过同时期的消费而来，因此在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地方，资本的积累也最大；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资本的纯利，或除去一切开支之后给予从事生产事业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的地方。一个三天能生产一蒲式耳小麦的人，很明显，他比之于一个由于缺乏技术或不得不耕种较差土地，因而六天才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人来说，他的积累能力等于后者两倍；一个投入资本而能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润的资本家，比之于一个只能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润的资本家，同样是有两倍快的积累能力。②实在的，高利润是积累资本的唯一手段，假如人们总是用尽他们的收入，即是说，假如他们为了满足目前的需要或欲望经常消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则世界上就不会有资本这个东西了。但这就是自然界的聪明安排，当高利润提供了较大的储蓄手段时，他们便增加了节俭的力量。节俭在任何方面没有不同于其他美德；在没有相应的报酬随之而来的地方，希望它能强有力地显示出来，是不合理的。一个人在其能够积累之前，他必须生活，假如在他除去必要的支出之后，所剩的只是很少的一点，则最可能的情况是，他宁愿即时把它消费掉而不愿把它储存起来，以期在遥远的将来，通过进一步增加储蓄，成为增加其少量收入的手段。但是利润高的地方，积累能力也相应增大；我们也不肯满足即时的欲望，因为这样做，我们就会有个很快达到比较富裕的前景；我们得到更多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办法，将会因我们现在的忍欲而最后大大地增加。给予任何人以积累的力量，我们可以相信，他将不致于不乐于有效地使用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情况，我们将发现，积累力量，或利润率

（这是同一回事）最大的地方，经常是在财富与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里，反之亦然。例如，在美国，利润率是英国或法国的两倍；美国的资本有更快的积累，从而它的财富和人口有更快的发展，这完全应该归功于它的高利润率。增加我们的财富和改进我们社会地位的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一个基本原理——所有过去进步的根本原因。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任何一个民族曾经错过了积累的机会。不论任何地方，大多数的人如有增加他们资本的力量，他们是绝不致不这样做的，而这个社会的财富和人口也将继续不断地增加。

② 季度评论（Quar.Rev，）第 60 期有一篇论文的作者坚持说，由于土地供给我们商品的材料，因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但很明显，这正是法国经济学家们老错误的改头换面而已。其实如果说由于土地供给我们商品的材料，因而就认它为财富的来源的话，那末同样可以说由于它供给了画家和雕刻家所使用的原料，因而它也是图画和雕像的来源。

有人或者会说，与这个原理相反，东方国家的利润率是高的，可是它们却倒退了，或者进步得很缓慢。但可以令人怀疑的是，东方国家的利润是否真正高于欧洲国家。利息率在那里较高是确实的，但那是因为对高利贷的偏见和政府有错误缺陷的制度，而使本金有遭到危险的结果。①但这也不是意味着就肯定了劳动的巨大生产力，或高利润率在每一个情况下，都必然会随着有一个高度的繁荣。在一些国家里，每一种有利运用其劳动和资本的理想，很可能受到专横政府不尊重财产权的统制而遭到不幸的结果。由于这个情况而产生的财产权无保证，就足以阻止那些本来对积累资本和财富处于最有利地位的人所作的一切努力。但我却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作为一条在任何场合都灵验和无例外的规律：假如任何两个或更多国家的政府都同样地宽大和开明，财产在每一个国家都得到周全的保障与保护，它们每一国的繁荣将正比例子它们的利润率。利润高、资本积累快的地方，其财富与人口必有同比例快的增加。在另一方面，利润低的地方，其增雇劳动的手段，也同比例地受到限制，社会进步也会同样地迟缓。

所以说，估计任何国家增加其财富与人口的能力，不是用一国的绝对资本量，而是用有利地使用这些资本的力量——一个总是可以用一般的和平均的利润率正确测量的力量。蔡尔德勋爵以及许多后起的经济学作家们在彻底地研究决定利润率和增加资本的规律之前，即认为虽然 1650 年以来，荷兰的利润比较低，但财富和商业的繁荣是很自然的结果，并认为这是由低利润和低利息而得到的优异利益的最好证明。但如以后将要指出的，事实上，这是把重税的结果误为财富的原因了！一个国家，它的平均利润率大大地低于邻近各国的平均利润率，虽然也可以拥有很大的财富和资本，但如假定低利润能便利资本的积累，则是绝大的错误。事实是：荷兰在十八世纪的低利润，正是它衰落的原因和症候。坦普尔勋爵在他 1670 年左右写的《荷兰考察记》

（Observations on the Nether-lands）中提及，荷兰的商业在那时已经过了它的最高峰；可以肯定是，荷兰商人的大部分资本，主要是积累在荷兰与克伦威尔、查理士二世以及路易十四的各次战争之前，那时利润率比以后任何时期都高得多。

不须提及美国、荷兰或其他国家的情况，只要稍微想到一点关于引诱人们从事任何产业部门的动机，就足以证明，它所得的利益必然是直接来自它的利润率的。当一个人把他的资本或力量从事某一生产事业时，在他思想上所想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想使他的资本得到最大可能的利润量、或使他的劳动得到最大可能的报酬么？人们说到某一企业有利，唯一而充分的理由，就是它产生一种比较大的利润；同样适当他说到另一个企业没有利，因为它产生一种比较小的利润。每个人在判断各种企业的比较利得时所指的，经常就是这个标准——指它们所产生的利润率是高还是低。凡对个人适用的标准，对国家也必然适用。

关于任何国家的繁荣，不能从考虑它的商业交易量，或它的收入，或它的农业或工业的状况而取得确定的结论。每一产业部门可能为次要的或偶然的原因所影响。它们经常是在高潮或退潮的状态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它们中的某一些是处于繁荣状态，而另一些则是处于萧条状态。平均利润率是真正的风雨表——国家繁荣状况的真正标准。利润提高，是企业变得更有生产

① 《一个国家的营养和生殖》。

性的结果。它指出社会积累资本、扩大财富和人口的力量增加了，社会进步加速了。反之，利润下降，则是企业变得更少生产性的结果，它指出积累资本的能力减少了，社会进步遇到了障碍。不管某一特殊的、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企业部门，是如何的萧条，但假如平均利润率仍然高的话，我们可以保证，这个特种的萧条不会继续下去，同时国家仍然是处于真正的繁荣状态。在另一方面，纵然任何生产部门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农业、工业和商品比以前还更为发达，纵然一个国家有众多的、强大的和装备很好的陆军和海军，纵然上层阶级的生活风尚，较一般更为富丽，但是，假如利润率变得较低，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这样一个国家的情况，虽然在外貌上表现得繁荣，但骨子里却是腐败而不健康的；贫穷的瘟疫正暗暗地爬到它大多数公民的头上去，它的强大的基础已经动摇了，除非采取措施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商业的利润率以挽救国家资源所受的压力，不然，它的衰落已无疑地在望了。

这是种很明智的安排。促使人们节约和积累的心理，既有力，亦有利。亚当·斯密说：“就奢侈而言，一个人所以会浪费，是由于他有目前享受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有时简直很难抑制，但一般说来，那总是暂时的和偶然的。但一个人所以会节约，却是由于他有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个欲望，虽然一般说来是平淡而不动感情，但它是与生俱来的，直到我们进入坟墓之前，不会离开我们的。在这个由生到死的整个时间内，很少能找出一个例子证明一个人完全满足于他的处境，而没有任何变更和改善的愿望。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企图和希望改善他们生活处境的手段。这是一个最平常和最明显的手段；增加他们财富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他们经常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约或积累一部分。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欲望，然而更大部分的人，就他们生命过程的整个平均而言，节俭的规律不独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国富论》，默莱重印本，第 201 页。）

正是这个心理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节俭的精神以及人们以节俭和勤劳改善其生活处境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独抵销了每个人的浪费，也抵销了每个政府的大而无益的浪费与挥霍。亚当·斯密把节俭的精神与维持动物生命的不知名的规律——自然的治愈力——作了恰当的比较，不管是疾病或误吃了医生的错误药方，这个规律都时常使身体恢复健康与活力。

但是不管积累规律对补偿资本浪费的能力是多么大，我们决不能陷入许多人所犯的假设错误，认为这个规律的作用是由过度的公共支出推动的。很明显，政府支出得多，留给个人的储蓄便少。强迫可使一个人尽力支付重税，但是只有选择而不是强迫，才能使他不立即消费其一部分劳动产物，而把它贮藏起来。这个区别必须经常记住。不能否认，强迫是可以使农民和工业家卖出他们的一部分产品来完纳他们必须完纳的租税，这些租税完纳了，政府便满足了；可是很明显的不是强迫，而是自由意志——即改善他们自己处境和抬高社会地位的愿望，才能引诱他们积累他们的另一部分产品作为资本。当政府从他们那里取去了他们劳动产品的份额以后，只要取去的那一部分不继续增加，或增加的比例较小的话，那些继续从事积累的人就会有所增加，很明显，他们即会有较大的积累收入。如象其他的欲望一样，积累欲望是随着满足它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上，最大的积累经常是在有最大积累力量的地方。美国没有国内税，它有大片肥沃而未耕种过的土地，而且产业具有极大的生产力。与方才已经说过的情况一致，美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

资本和人口，它的财富与文化事业是以其他国所不知的速度向前迈进的。超凡的抱负是社会富于生命力的原则。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巨大目的

都不是满足于其祖辈的处境，而是希望超过祖先的处境，在财富的尺度上使自己升级。继续停滞或后退，对社会是不自然的。人是从青年到成年，然后衰老和死去，但这并不是国家的命运。一代人的艺术、科学和资本成为下一代的世袭产业，并且在他们手上予以改善和增加，使其更有力量和更有效用；所以，只要不为缺少安全或其他偶然遭遇的原因所阻挡，改进的原则将时常发生作用，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将得到不断的增加。

机器的发明与改进，也服从于同一原则。人类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利用自然力的帮助，努力增加其生产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处境，并使自然力完成那些否则只能用双手来做的劳动任务。野蛮人利用棍棒和投石器以节省劳动，并便于捕捉野兽。正是这个原则，才使他继续不断地求助于、并且制造这些粗笨的工具。在进步和昌明的时期，某些新的改进时常出现，船舶替代了独木舟，毛瑟枪替代了投石器，蒸汽机替代了棍棒，纺纱机替代了捏线杆。托伦斯上校说，“人的手在没有装备任何有效的自然工具时，正如鸟以硬嘴，兽以利爪，直接对待它面前的物质一样。但巧妙地获得和使用人为的工具后，即能运用一种物质的力量，使另一种物质产生所需要的变化。几乎所有制造业中的巨大成就，都是以资本为手段而得到的。世界上直接用来从事劳动的筋肉力量，并没有显著不同；可是由于资本数量及资本使用技巧的不同，在有的国家里，人们只是赤手空拳，一无所有；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则土地上所有的原生产物，以及自然的所有力量，都被用来帮助他们享乐和增加他们的力量。”［《论财富的生产》（On the Production ofWealth），第 89 页。〕

在财富的生产中，有人有时认为信用有很大的效力，这是一个错误。具有生产力的是资本，而不是信用。信用不外是资本的借与贷。国家或个人信用的高或低，系依照他们所得到贷款便利的大与小而说的。信用的利益，包含在其以最好的方式分配资本的趋势中。它使有资本而不打算自己使用的人，把它贷给希望得到的人。一国的信用情况，时常直接以它的资本量及其是否能安全地自由出借为转移。没有资本的地方，不可能有信用。阻碍借贷双方对借贷条件的调整，或政府方面对这些条件的充分效果有任何的不支持，都会有降低信用的显著趋势。①但是在任何国家，不管它的信用情况怎样，以它的资本量和它有利地使用这些资本的能力来作为计算供应人口需要和生产财富的手段，则仍然是正确的。

初看起来，前面给予资本这个术语的意义，虽然已经很广泛了。但我认为它应该要解释得更全面些。不要把资本了解为人以外的那些用以维持生存和便利生产的那部分劳动产品；似乎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人本身不应该，而是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人本身应该作为是国家资本形成的一部

① 《政府论》，第 2 卷，第 40—43 段，这是很杰出的一节。其中包含着劳动构成价值的这个基本学说的明确而详尽的论述。他的论说较之亚当·斯密博士以前的其他作者，甚至较《国富论》中所见的，都更为明确而详尽。但洛克先生似乎没有充分明了他所解释的原则的真正价值，同时也没有从这里得出重要的实际结论。相反的，在他 1691 年发表的《提高货币价值》小册子中，他明显地写着一切租税，无论怎样征课，最后一定归宿于土地；其实很清楚，切合上述原则，他应当指出租税不应单独归宿于土地的产物，而应归宿于一般的劳动产品，或者一切种类的商品。

分。人正如任何一架为他的手所制造的机器一样，是劳动的产品。我们觉得，在所有的经济研究中，应当完全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人。每一个成年人，虽然他不曾学到任何特殊技艺或专长，但可以完全正确地被看作一架耗费了二十年勤勉照顾和支付了很大一笔资本而制造起来的机器。假如再花费一笔钱来训练或使他能掌握一种需要非常技能的事务或专业，那末，他的价值将相应地增加，他有权对他的努力要求更大的报酬，正如一架机器在制造中支付了更多的资本和劳动而使其增加新力量一样，变得更有价值。

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前后一贯地来理解这个原则，但却充分地承认了它的正确性。他说，社会居民和成员所取得的有用才能，应该视为构成国家资本的一部分。他正确地说，“在受教育、学习和学徒期间获得的技艺，常常是耗费了一笔实际费用，正如资本一样固定和体现在他的身体中。因为那些才能构成他的财富的一部分，同样构成他所属的社会的财富一部分。可以如机器或工具一样看待一个工人所取得的技艺，因为它能便利和节省劳动，它虽耗费了一笔费用，但那笔费用是会偿还并带来利润的。”（默莱重即本，第 212 页。）

因此，在估计一个国家的资本和生产能力时，对这个国家的居民群众的技艺、才能和智慧，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不应该如通常所做的那样完全忽视它。机器是人们造来帮助工作的，可是人们把机器的相对力量和效能，都过分重视了。人本身是所有机器中最重要的，他的技艺与才能每有增加，都会得到很大的效果。各民族的人，实际具备的身体组织与天生能力的区别是比较小的。但是从经济观点看来，一个美洲印第安人或非洲人和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之间的区别是多么大呵！前者，虽然处于取之不尽的肥沃土地和温和的气候中，但却是既愚昧无知，又贫穷痛苦。后者，虽然处于比较不利的环境中，但却富于智慧，有教养，并且是富有、繁荣和快乐。培根爵士的格言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在物质和精神的意义上，都同样正确。知识不独使每一个人获得一种优势超过其教养不足的邻居，而且使他们的生产能力作不可估量的增长。一个愚昧而未受教育的人，纵然具有生产财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与力量，亦不免沦于贫困和野蛮。在他们的智力开始发展之前，在他们学会对事物运用思想之前，进步的大门对他们还是紧闭着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不会想到如何跳出他们所处的低下而卑贱的境界。

据说，而且事实也正是如此，棉纺织业的迅速成长与扩展，帮助我们胜利地通过了过去可怕的竞争，并给了我们足以制服几乎整个欧洲联合势力的财富和力量，而这正是由最高无尚的才能所指导的。但是，什么是纺织工业呢？这难道不完全是由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和瓦特等的发明和创造的结果吗？正是由他们的锐敏感觉，才发现和找到了这条有利地运用上百万资本和成千上万工人的伟大渠道。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和数不清的利益和好处，应该归功于这些发明和创造，以及这些发明和创造的原作者和发明家。

那些确信我们在上面简略说明的原则是正确的人，和那些真正感到科学对国家的繁荣和文明进步有巨大重要关系的人，对近年来在社会多数居民中发展教育的进步，感到无比的满足。贝耳和兰凯斯特的发明，以及根据他们的原则而建立的学校，在贫苦阶级的人民中传播初级知识有其极为强大的影响。现在在首都和帝国各大城市建立的机械学校将使劳动人民有机会熟悉他们所信任的原理，改善他们各自的技艺，从这些技艺的更好的运用中，必会

更获得各种新进步。普及教育对帝国未来的有利影响，不可能作任何确切的估计，但是可以肯定，它必定是很大的。随着更多的人被安置于具有发明的环境，将会有更多的发明出现。这并不是不可能或不一定的，现在给予阿克赖特和瓦特等人的光辉，在不久的将来，虽然绝不致全部扫光，但可能为另一些人的更多和更重要的发明所掩盖，从而暗淡下来。但假如教育不是象现在这样地普及，不能使他们的天才种子为人类的普遍利益而开花结果，则这些人从生到死，也将会同样地再走他们没有志气的祖先所走过的阴暗无光和坎坷不平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