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市场或实际工资率的条件

一个国家维持和雇用工人的能力，绝不依靠其位置的优异、土地的肥沃或领土的大小。无疑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并对决定一国人民在财富与文明事业中的进步速度，必然有其强大的影响。但很明显，一个国家在任何已知时期，它所拥有的维持和雇用工人的力量，并不依靠这些条件，而完全依靠它用以支付工资的过去劳动所积累的产品或资本的实际数量。肥沃的土地提供着迅速增加资本的手段，但仅如此而已。在这种土地得以耕种之前，必须有资本来维持为耕种土地而雇用的工人的生活，正如必须准备资本来维持制造业或任何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生活一样。

这个原则的必然结果是：给与每个工人生活资料的数量或工资率，必须依据于全部资本数量对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假如资本量增加，而人口不相应的增加，则给与每个人的这种资本份额即较大，或者说工资率将增加；在另一方面，假如人口的增加快于资本的增加，则给与每个人的份额即较少，或者说工资率将减少。

为证明这个原则，让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用以支付工资的资本，如果化为以小麦作标准等于一千万夸特；假如那个国家的工人人数是二百万，很明显，每一个人的工资，化为共同的一般尺度，将是五夸特。更明显的是，这个工资率除了资本量比工人人数以更大的比率增加外，或者说，除了工人人数比资本量以更大的比率减少外，这个工资率就不可能增加。只有资本和人口继续作相同的发展，或同比例地增加或减少，则工资率，从而工人的处境才能继续维持而不受影响；只有当资本对人口的比例发生变动，或者增加或者减少，工资率才会相应地上涨或下降。所以工人阶级的幸福与舒适，特别在于他们人数的增加对养活和雇用他们的资本增长的关系。假如他们人数增加快于资本，他们的工资将减少，假如他们人数增加比较慢，他们的工资将增加。事实上，除了加速资本对人口的增加速度，或者说，推迟人口对资本

的增加速度以外，工人阶级没有任何能够增加其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方法。每一个以改善工人处境为目的的方案，如果不是基于这个原则，不是以增加资本对人口的比率为其目标，必然是完全无用和得不到效果的。

工人的工资，一般是以货币来支付或计算的。有人可能这样想，工资的数量决定于一国的货币流通量要甚于它的资本数量。但实际上，对于工人来说，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数量，无论是多是少，都没有关系，他所得到的数量，永远是正好等于国家所有的资本中给与他的那一份额。工人不能以铸币或纸币而生活。以货币支付工资的地方，工人必须把货币交换为必需品和便利品；他们所得到的不是货币数量，而是那种以货币交换来的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真正构成他们工资的应该是这样。假如在大不列颠的货币数量减少一半，用货币计算的工资率将同比例地下降；但除非因该国工人所消费的食物、衣服从及其他物品所组成的那部分资本总量发生某些变动，他将继续不变地处于完全相同的境遇。他将比从前少带一些金子或银子到市场上去，但他所交换到的仍是同量的商品。

所以，一个国家无论其货币工资的数量怎样，不管它们是一天一先令还是五先令，假如国家的资本和人口数量继续不变，或者同比例地增加或减少，则工资率将不会发生变动，这仍然是肯定的。所以说，除非资本对人口的比例业已扩大，工资绝不会真正地上升；除非这个比例业已缩小，它们也绝不会真正地下降。

不同国家的资本与人口发展的不同比例，对其居民处境的影响，用大不列颠的增加率和实际处境与爱尔兰的增加率和实际处境相比，可以看得非常明显。诚然，在过去一百年中，爱尔兰的资本确有很大的增加；纵然最不了解帝国各地发展的人，也从来没有武断地说过，爱尔兰资本的增加只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同时期内资本增加的三分之一甚至只是四分之一。但爱尔兰人口的增加与大不列颠人口增加比较，则与两国资本的增加，或者说雇用人民大众的财力的增加，及帮助他们处于舒适和体面地位的发展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依照国会报告的附表所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 1720 年为六百九十五万五千，

1821 年为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在一个世纪左右增加了一倍多。在同

一报告内指出，爱尔兰资本增加的比率颇低于不列颠，但它的人口在 1731

年只稍多于二百万，到 1821 年则几乎接近于七百万，在较短的时期内几乎增加三倍，而不列颠只增加一倍！

关于这种不同的原因，毋须深入研究也可以看出，当 1610 年马铃薯最初传入爱尔兰时，由于当时的生活已经极度低微，对于什么是提高他们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没有任何理解，农民们只渴望有一种便宜的食物；同时，由于历年来所处的不幸环境，使他们从来没有走向较高境界的企图。假如他们有适量的马铃薯供应，他们便满足于衣衫褴褛困苦度日，虽然他们过的说不上是真正的生活。不管引起上面所说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人口增加和资本增加不相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爱尔兰人口的不断增加是该国对劳动需求不足及其人民不幸与极端贫困的直接近因。要求就业的人数与酬劳他们劳动的财力相差如此之大，以致工资被下降到最低限度，仅能提供极少量维持生命的最粗糙和最便宜的必要食物。关于“爱尔兰的贫民就业”问题，所有 1823 年下议院委员会的证词都一致承认他们的人数过多，他们的生活状况苦到极点。他们的居室是属于最简陋的一种，完全不具备任何可叫做家具

的东西；许多家庭没有象被褥这一类的东西；在蒙斯特和其他省份的广阔区域内，孩子们没有一块破布遮蔽他们的身体；只要马铃薯的收成有轻微的不足，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里便会遭受到饥饿和疾病的磨难。国会议员莫里斯·菲茨杰拉德先生提到，“他知道克里地方离开他们的家室出外谋职业的农民，只要能得到一天两便土仅能维持生活便愿意工作；总之，只要买到的食物能够维持二十四小时的生命即可。”（报告第 158 页。）泰伊先生提到，“爱尔兰靠救济为生的人数是难予想象的，他们必须依靠救济，或者依靠掠夺和抢劫为生。我认为该国的折磨和蒙受羞辱的每一件事，都应归因于无业可就。”（报告第 108 页。）罗根博士，他是由政府委派去调查北爱尔

兰的疾病情况的，在他 1819 年出版的阿尔斯特热病的有价值的著作中说，“在泰朗、多尼果耳以及德里等整个的广阔州郡中，人口受到难于获得食物的限制。由于普遍采用小地竞租制度（cottier system）从及通行父死群子均分农庄的习俗，劳动阶级的人数要比产业所需的人数多得多。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经常为着保命的必需品而斗争，他们绝未享受到生活的舒适。”（报告第 8 页。）

象这样的陈述，假如有必要并为我们篇幅所允许的话，可以扩大一千倍，它总结性地指出，爱尔兰的人口有很大的增加，现在已是极度的过剩和不幸了。因此，明显而无可否认的推理是，假如人口比过去增加得慢些，那未要求就业的人数就会减少，结果，工资率就会相应地提高，贫民的状况也将会同样地得到改善。所以没有任何假定比这更真实了：爱尔兰人民空前的不幸，是直接由于他们人数的过分增加。不采取有效节制人口的办法，而希望确实持久地改善他们的处境，那是最无效不过了。同时这也是很明显的，爱尔兰人民现在所堕入的困境，也是任何一国人民，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较其舒适品和适当生活资料的增长为快时所堕入的处境；也是每一个古老定居的国家，人口增加的因素没有大力地为道德的限制作用所抵消，或在婚姻关系的形成中没有适度的审慎和远见时一定会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