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人间的职业分工

职业分工在落后的社会和人口少的国家里只能不完善地建立起来。但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在最落后的和最进步的社会中一样——我们能够追溯这个规律的作用与影响。人所具有的各种天才与癖性，使他们适合于各种不同的职业；同时，尊重相互间的利盆及便利，自然就会使他们在很早的时期建立起一个易物制度和职业的分工。每个人都发觉到，自己致力于某些特定业务，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在自己有机会和别人愿意脱手时，交换别人劳动的剩余产品，比之企图自己直接生产自己消费的一切物品，能够得到更多种类的商品。随着社会进步，职业的分工，更加扩大了。这个人变成制革匠或皮匠；另一个变成鞋匠；第三个变成纺织者；第四个变成木匠；第五个变成铁匠，如此等等。每个人都力图把自己所有的各种天才与智慧，予以培养并达到完善的地步，以适应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结果是所有各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品，都大大地增加了。在分工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家不致被迫花费他们的时间笨拙地企图制造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工业家则无须使他们自己对种植谷物及养育家畜而分心。交换的便利是鼓舞勤劳的原则。它刺激农业家采用最好的耕种制度，并得到最多的收获，因为这能使他们把自己土地所生产而超过其需要的部分去交换那些有助于他们舒适与享受的其他商品；它同样刺激工业家和技术家增加他们货物的数量和改良他们货物的质量，从而得到更多的原料供应。勤劳精神是这样地普遍传播了，作为落后社会特点的不关心劳动与怠情的习性，也随着完全消失了。

但并不是仅仅交换的便利，或单能只我们自己的劳动剩余产品交换我们希望得到而别人选定要脱手的那部分劳动剩余产品的条件，就能得到分工的最大利益。物物交换和分工的发生，不仅使每个人依照其偏好从事于适合自己喜爱和癖好的那些职业，而且使他的劳动效果有很大的增加，使他生产着比之在不加区别地从事各种行业时，生产更多的商品。斯密博士最精密地讨论了这个课题，他把分工鼓舞劳动生产力增加的情况分为下列各项：（1）增加每一个工人的熟练和技巧；（2）节省通常由这一工作转移到另一工作所浪费的时间：（3）分工有利于发明机器、减少和节省劳动过程的趋势。兹逐一略加考察如下：

关于工人的熟练、技巧的改进方面：这是够明显的，为一个人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业务的一部分，当他全部智能与体力大致集中于单独一点时，在那特定部门里，他必定能达到一个熟练的程度，这是一个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所不能希望达到的。肌肉的特定活动。或手法的技巧必须在最适合和最迅速的状态下作最单纯的应用，而这只能由经常不断的练习而获得。斯密博士用制钉的情况作了一个显明例子，证明训练一个雇来从事专门职业的工人和同时训练他从事与其专门职业相似并窃切联系的职业，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他说，“一个惯于使用铁锤而不曾练习制钉的普通铁匠，设一旦因特殊事故必须制钉，我敢说，他每天只能制钉二、三百枚，而且还会拙劣不堪。即令惯于制钉的铁匠，但如不以制钉为主业或专业，他虽尽了最大的努力，很少能够一天超过八百枚或一千枚。我曾看到过不满二十岁的几个孩子，他们除制钉外，从不曾做过其他业务，当他们制钉时，每个孩子一天能做到二千三百枚以上”，（《国富论》，第 22 页。）或者说，三倍于惯于制钉但不完全做那个特定业务者的数目！
分工的效果在于避免同时从事几种不同工作的人所时常发生的由这一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工作时所浪费的时间。这一点比之于工人由熟练、技巧的改进而获得的利益，甚至更为明显。当同一个人从事于几种不同工作，并在不同的或较远的地区，使用不同的工具，他要想避免因转移中所损失的许多时间，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一个工人所从事的各种不同工作，能在一个工场内进行。则损失的时间要少一点，但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时间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正如斯密博士所正确指出的，“一个人由这一个工作转到另一个工作，通常总要松懈一下，而当他开始工作时，他很难锐敏或专心，他的思想总不免有心不在焉的情景。在相约长的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毋宁说他是在漫不经心地玩弄。松懈、偷安、随便等种种习惯，是每一个工人在他必须每半小时转换其工作和工具、在他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不同方式下操作时所自然养成的，甚至是必然养成的。这种习惯，几乎常常使他迟缓和懒情，甚至在最吃紧的时刻，也不能做任何紧张的劳动。所以即使没有技术方面的缺陷，仅仅这种习惯也必然要大大降低他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国富论》，第 23 页。）
就分工的效果有利于发明机器以及减少和节省劳动的过程而言，很明显，那些以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某一部分工作的人，比之分散在各种不同工作对象的人，必然更可能发现较容易和较迅速地进行工作的方法。但有时候有人认为工人和技术家的发明天才，都是由分工所刺激和改进，那也是错误的。社会向前发展，科学和哲学的特定部门的研究，成为最有才智的人们的主要或唯一的职业。化学从物理学分离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天文学家使自己与天文观察者分离开来，政治经济学家使自己与政治学家分离开来，他们每人单独地或主要地思考着自己从事的科学的特定部门，在这门科学中取得了一般学者很少或者绝对不能达到的渊博与专精的程度。因此，为努力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采取最有利于大家的那种正确途径。正象一架构造完善的机器的各个不同部分一样，文明国家的居民们大家都是互相依存和彼此联系的。毋须任何事先的默契，只是服从于个人利益的有力和不懈的刺激，他们共同协作，以期达到同一伟大目的；每个人在各自的范围内，提供最大可能数量的必需品、奢侈品、便利品和享乐品。

但是必须注意，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社会可以，而且事实是部分地享受了由分工而取得的利益，但是这只能在有交换这个伟大力量或有广阔市场的地方，才能达到最大限度。有无数种类的工作，不能越出一个大城市的境界而单独地进行，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由于对产品需求的扩大，才使分工更趋完善。斯密博士说过，在一个制针工厂的各个部门雇用了十个工人，一天能生产四万八千枚针。但很明显，假如需求不足以买去这个数目，那末这十个工人将不能经常被雇在制针行业内，分工自然也就不能扩展到这个地步。这个原理可普遍地适用。一个纺织工厂不能建立在与邻国没有往来的小国家里。欧洲和美洲的需求与竞争，必然使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达到它们现在进步的状态。

分工具有提高工业品数量与质量的效果，在斯密博士以前，已为几个作者，特别是哈里斯先生和社尔哥所注意。但斯密博士所做到的，他们中却没有一人做到过。他们没有一人充分地追究过分工的作用，或指出过从事各种行业的力量，要依赖交换的力量；因此，来自分工的利益，最后必然要依赖干并制约于市场的范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由于建立了这条原理，

斯密博士对整个政治经济科学给予了新的启示，并奠定了许多重要实际结论的基础。斯托赫说：“关于劳动分工的这种提法是完全新颖的，它对那些和斯密同时代的人所起的作用，正好证明它对他们确实是前所未见的。我刚才引证的那些章节里所表明的一些说法，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经过斯密的发展，他的见解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们的注意，他们都觉察到了它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这就足以把一切功绩都归之于他，尽管他的才智曾经得到他前辈们的启发。”（第 4 卷，第 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