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描绘

音乐是诉诸于听觉的，它通过声音的响度、旋律、节奏给人以情绪的感染和美的享受，因此它对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文学作品以语言文字为表现手段，读者对作品形象的感受，必须通过思维和想象，方能起到作用。因此文学作品特别要求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作家们想方设法。力求使作品所描绘的音乐形象能激发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做到“绘声绘色”，“如闻其声”产生类似于直接听到悦耳动听的音乐一般的效果。

绘画、雕塑等诉诸于视觉的艺术同样有区别于文学艺术的直接性特点， 其色彩、线条、造型等都有一定的形体，形象可见、较易捉摸；状写无形之声，却就很不容易。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曾说：“乐于道深矣，故工之善者， 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书梅圣俞稿后》）话虽说得过于绝对，但却揭示了状声难的道理。乐道之深，一方面表现在乐师能演奏出绝妙好曲，其功夫全在得心应手之间，未必尽可言传：一方面表现在欣赏音乐的人，也往往只能意会乐曲的美妙，未必能找到恰当的词汇加以表达。然而，和生活中的任何其它感性形象一样，音乐形象也是必定要在语言文字中找到它的存在形式的，愈是困难就愈增加了人们创作的兴味，而是否能变音乐形象为逼真的语言文字形象， 那就是看作家感受的深切程度和文字功力的高下了。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就有许多描写音乐十分成功的佳作，如白居易的《琵

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等，都能以生动传神的文字，再现了乐曲的高邈幽远和优美意致，通过精微细腻的状声描绘， 在读者间脑里创造出一个音乐的世界，似乎乐曲声可感可辨，从而仿佛置身其境，充分领略到乐曲的无究奥秘，为音乐的美妙所陶醉。

诗人状写音乐之美，一类着重于音调与音色，以声状声，即用类似的声音作比喻。如《琵琶行》中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用急雨声状大弦音响的雄浑粗重；用私语声状小弦音响的宛转轻细；用珠落玉盘状大弦小弦交响的圆浑清亮，《听颖师弹琴》中的“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则用鸟声喻音乐之美，当音乐从繁复转向单纯时，似乎在百鸟喧闹声中忽然有一只凤凰在引亢长鸣，琵琶女弹的琵琶、颖师弹的古琴，我们都无法听到，但当诗人借用人们生活中谙熟的音响形象贴切地细加描摹，读者也就具体地感觉到了乐曲的高低强弱、松紧徐疾、抑扬顿挫和旋律变化，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

如果说以上方式是借用听觉形象来描绘音乐，那么还有一类方式是以物状声，即借助于视觉形象来描绘音乐，把声音具象化，使它变得可见可摸，

《听颖师弹琴》中的“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用勇士奔赴前线的昂扬神态表现琴声转入雄壮乐章时的高亢、激越；“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则用浮云、柳絮的随风飘扬，形容琴声的轻柔、流畅。与视听等感官形象相比，语言文字具有间接和概括的特点，唯其如此，它就富容万物， 表现力强，在这里，就充分发挥了它的长处：通过语言文字而使读者在想象中实现了从视觉形象到听觉形象的转化，使音乐描写的效果大大加强。

描写音乐，除了从声音本身加以描摹抒写外，还有从音乐效果方面作间接描写的。《李凭箜篌引》之所以构想奇特，手法卓绝，不仅在于它凭借大量的视听比喻，对音乐作了生动的正面描写，而且用“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等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形容出李凭弹箜篌对空山流云、湘妃素女的巨大吸引力；那花草动容、寒气消失、神人感奋、鱼蚊欢舞，吴刚停斧、玉兔忘寒的场面，夸张而又确切地表现了弹奏的魅力。声、情、景融为一体，达到了似实似虚、似真似幻的境界，读者置身其间，真比亲自听到李凭的弹奏还要感到欣喜，感奋和满足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