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

读一点“毛泽东”，无疑就包含着学习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从学习中研究，从研究中学习。我以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只有把学习毛泽东和研究毛泽东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抓住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才能真正认识到毛译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重大贡献。

好，我在这里，就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一下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秘诀。走向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造就出一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经得起考验的领袖和干部队伍，以至使这支队伍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成为国家的栋梁。题目不妨就叫“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为了阐述问题的方便起见，我想从 1937 年的 5 月谈起。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日矛盾成为重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于这年的 5 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除了给全党明确了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以极大的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发挥和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之外，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需 115 要，鲜明地提出了党的领袖和干部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党的领袖和干部应具备的标准问题。他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猥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那么，这些最好的干部和领袖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也就是这些最好的干部和领袖应具备什么样的标准呢？也就是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格和作风呢？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还不够，他还说：“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谈到这的时候，他又同在场的同志们，共同回顾了历史，他说：我们死去的若千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

关于阶级政党的干部和领袖，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没有多少论述的，或者说并不多见，是毛泽东同志根据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作了这样比较全面地论述。这些概括起来就是：一懂得马列主义，二具有政治远见；三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四大公无私，五善于密切联系群众；六有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七不搞宗派主义，八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九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十顾全大局，等等。总而言之，集中到一点，就是第二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无疑，以德才兼备作为我党干部和领袖的基本标准，它的最初的发明权应该是属于毛泽东的，它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中国特色的一举。它又是对中国古人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借鉴。司马光先生在其历史名著《资治通鉴》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智瑶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事，普

通人很难辨认。看见一个人能干，就称赞他贤明，于是，常常看错了人。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暖），才是品德的资本，品德是才能的主宰。⋯⋯才能和品德兼备，就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都没有，就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就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就是“小人”，任用一个人担当大事，假如物色不到“圣人”“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还不如用“愚人”。原因何在？盖“君子”把他的才能用到善行上，“小人”却用才能去干邪恶。把才能用到有益于社会工作，犹如锦上添花。把才能去从事邪恶，可是一种灾难。“愚人”虽然想干坏事，智慧既不够，力量也不足，好像初生的小狗，想要咬人，人只要一举手，就可把它制服。而“小人”不然，智慧足可以发挥他的邪恶，能力足可以完成他的暴虐，简直是老虎生了翅膀，带给人们的祸患更为严重。“品德”使人尊敬，“才能”使人喜爱，尊敬的容易疏远，喜爱的却容易成为亲信心腹，所以 117 很多掌握权柄的人，被有才能的人蒙蔽，而忘掉了有品德的人。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子浪子，因才能有余而品德不足，促成覆亡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岂只智瑶一人而已。在此，我特别指出，国家领导人假如能真正了解才能和品德的分别，知道选择的先后，便不致重蹈覆辙。

司马光老先生的基本点就是：“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这大概是古人以德才兼备作为选才用人的最早，也是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段论述吧。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也有过“亲贤臣，远小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的说法。到唐代，对形成“贞观之治”作出杰出贡献的大臣魏征，就主张“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清代康熙皇帝也同意宋代司马光的见解。我国古人的这些选才用人讲究“德才兼备”的思想，无疑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对当代无产阶级领袖和干部应具备的德才标准却注入了全新的血液。

毛泽东同志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他在 1938 年 10 月，即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地阐述。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 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

是一个“任人唯贤”的路线。鉴于张国焘实行“任人唯亲”，拉拢死党，组织小派别，坚持分裂主义，结果叛党而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正确的选才用人，促进党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当成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毛泽东同志大谈用才之道，依着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才用人，并非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以后才开始重视起来的，而是在中央苏区最因难的时期就注意到这项工作。有这样两件事，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30 年的春夏之交，红国军缺少一名能够和军长林彪搭配得来的政委。当时，作为红四、五、六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必须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依照毛泽东同志选才用人的标准，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毛泽东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结果选中了罗荣桓同志。罗荣桓是湖南衡山县人，在武昌中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鄂南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了三湾改编。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生活上关心体贴战士，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为士兵爱戴，给毛泽东同志印象最深的是，罗任第 31 团三营党代表时，由于他出色地工作，使这个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1928 年毛泽东带这个营南下执行作战任务，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记录，很好的完成了任务。这与罗荣桓同志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感慨地说：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他认为，罗的确是个人才，经他介绍和推荐，罗以一个下层政工干部的身分，参加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后来担任一一五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员巨匠，军队政治工作中唯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

在此，我要讲到毛泽东同志启用左权将军的例子了。左权将军 1905 年 3

月 15 日诞生在湖南省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1191924 年 3 月，考入

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 11 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他学习刻苦用功，担任寅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黄埔军校的优秀生，并两次接见他和他的同学。左权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逐步材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1925 年 2 月由陈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了东征和回师广州讨伐军阀和平定军阀叛乱的战斗。因学习、战斗表现突出，1925 年 11 月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心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绩优良，名列前茅，为尔后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 年学成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往红军中工作。在他担任第 15 军军长兼政委期间，因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大搞肃反扩大化，左权将军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觉察看处分，并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而左权将军能正确对待现实，仍然为党努力工作，并做出突出成绩。毛泽东同志认真考虑了左权将军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左权同志是党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应该重用。故而，1933 年 12 月，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不久的紧张时刻，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时刻，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长的工作纷繁复杂，左权将军竭尽职守，与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及军团广大指战员一起，为挽救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形势，尽了

最大的努力。1934 年 10 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因为前驱，左权将军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斩关夺隘，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占领施秉，抢渡乌江，飞夺沪定桥，跨过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罗“奠基礼”的战斗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到达陕北后，他又参与指挥了东征和西征及山城堡战斗。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主席等发布命令，宣布左权将军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从此他辅佐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做出了卓越贡献。1942 年 5 月牺牲在抗日前线，被称赞为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怀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在谈到个人力量的时候说：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他还说：“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马恩在这里讲的自由，我认为，就包括着个人的才能、天才和智慧只有在联合中才能充分发挥的深刻含义。

我不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否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然而我却觉得，在他注重选用人才，培养和使用干部的行动中，对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已经得到很好地体现。特别是在确定了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以后，选才用人就尤其成为他的一项不可须臾放松的重要职责。他高瞻远瞩，胸怀坦荡，大公无私，任人唯贤，表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风尚。这一点，王明及张国素之辈，是根本无法比配的。他依据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计个人恩怨，不讲个人得失，善于选用那些懂得马列主义、肯实干、有能力，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他认为，这是保证党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所在，同时，他还敢于把那些一味追求个人权利，专横拔扈，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玩忽职守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这也正是他的英明与伟大处，是古今中外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

不仅如此，他的高明之点，更在于他还善于把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不断地吸收与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加强中央的集权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个人和各方领袖的作用，特别是集体领导的作用。这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发展的三个阶段（1937 年 7 月至 1940

年 12 月；1941 年 1 月至 1942 年 12 月；1943 年 1 月至 1945 年 8 月）中，表

现最为明显。抗日战争时，为迎接胜利早日到来，即 1943 年 3 月，中央机构调整，推举刘少奇、任弼时同志为书记处书记，就是典型的一例。

刘少奇同志于 1898 年 11 月 24 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早年曾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者大学学习。同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回国，先后参加并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从大革命时期起，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白区工作中曾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书记，卓有成效的领导了这些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创建工作。1937 年，他在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华北作了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工作部署，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义勇军、自卫军等人民武装，

号召城市的共产党员、干都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农村中去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等著作，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他在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时，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领导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部署。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和发展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他还是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所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被毛泽东同志视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文章而赞不绝口。在这次调整中，刘少奇同志除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在抗日战争及尔后的工作中，成为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助手。

再说任弼时同志。1904 年 4 月 30 日，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新屋里，在长沙读书时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O 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也曾赴苏留学，但他同王明等人不同，他不喜欢搞教条，务重实际，具有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党性，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严守纪律，为人谦虚诚恳，从而获得大家的一致尊敬。在 1927 年 6 月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他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8 月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 年在湘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他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1934 年他率红大军团同贺龙率领的红 3 军团会合，成为红军团结的模范。在长征中，他作为红二方面军的政委，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耐心细致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推动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第一方面军会师，维护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组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信任和器重。在尔后的解放战争中，协助毛泽东主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 1943 年 3 月中央机构的调整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推举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这些从多年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成为毛泽东同志指导抗日战争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帮手，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权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同志深知这样做的重大意义，他为形成一个由德才兼备的领袖组成的领袖集团，继续作着他的努力。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他还善于引导干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提高，并善于识人之长，不拘一格选人才。他这种努力，到 1945 年 4 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取得惊人的成就与最大的成功。在这次会上产生的中央核心机构——中央书记处，除了原来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3 人以外，又增加了朱德、周恩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包括陈云、徐向前、彭真、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

薄一波等 44 位正式中委，又包括王首道、邓颖超、程子华、王震、宋任穷、

赵振声（李存华）、吕正操、陈赓、习仲勋等 33 位候补中委在内的中央委员

会，并产生了一个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 13 人组成的

政治局。他们代表全党当时 121 万党员，他们就是毛泽东同志在 1937 年所预言的“成万数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代表。他们既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富有牺牲精神，能联系群众，又具有领导政治、经济、党务、统战、外交等方面工作的才能，更具备统帅军队，驰骋疆场，战胜强敌的军事谋略。他们是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个领袖群。这个领袖群，很好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与智谋，这个领袖群又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这个领袖群，如同一块时代的巨大无比的岩石，产生了时代的巨大的重量，时代的冲击力，这个领袖群带领亿万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新中国。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他领袖集团的成员们。扬眉吐气，精神焕发，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并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领袖集团，有了这样一支按德才兼备的标准培养成长起来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才得以从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奇迹。今天，他们为什么还能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和深沉的怀念？那是因为他们富有独特的性格、优良的品质、超人的智谋、少有的天才，以及在事业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袖群，是我们事业的风范。由于他们的努力，特别是由于他们那种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和谐一致的、巨大无比的凝聚力，曾改变了中国的现状，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的方向。我们今天和以后的事业，发展的情况如何，是快是慢，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有益的东西。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已经为我们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作了一个最好的说明。不认识这一点，说不定还是要吃大亏的。

现在，当我们谈到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的时候，我以为不能不谈到最值得尊敬的两个人，这就是朱德和周恩来两位老前辈。

在井冈山时候，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的名字就紧紧地联在一起，俗话说“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德虽然比毛泽东年长 7 岁，但从会师的那天起，他对毛泽东就一直是非常尊重。他曾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泽东”。因为朱德德高望重，毛泽东对他也一直十分敬重。在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同志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投向共产党。于 1927 年 8 月，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后同陈毅同志率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一起指挥一方面军先后挫败了敌人三次围剿。1935 年 1 月，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尔后，他同周恩来等同志又协助毛泽东卓有成效地指挥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虽然 1959 年庐

山会议后受到错误地批评，但“朱毛”从没有个人意气的斗争。他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是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的优秀一员。

周恩来同志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重要创建人，他同毛泽东一样，是党和国家领袖集团中，最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 1935 年 1 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共同指挥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他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同毛泽东同志指挥 1、3 军团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做统战工作，1947 年我军撤出延安后，他同毛泽东转战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的西北战场的作战。后来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推举他为国家总理，他在组织领导国家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了减少损失，尽了最大的努力。毛泽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捣乱，周恩来的长沙之行，毛泽东果断地支持了他的工作，维护了他的领袖地位。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非常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这话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科学，但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曾影响了中国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那么毛周二人的合作与友谊，我看算是这种影响中的重要因素。在漫长的战斗生活中，周恩来“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尼克松语），这正是他品格高尚、忠于党的事业的结果。实践证明，他真正称得上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是毛泽东几十年斗争生活的最得力的助手。

应该提到的还有：关向应、陈毅、刘伯承、李维汉、贺龙、李富春、乌兰夫、王若飞、张云逸、谭震林、罗瑞卿、徐特立、张闻天、蔡畅、张鼎丞等为数众多的领袖们。列宁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正是因为按照他德才兼备的标准推举出了一大批深受群众拥爱的领袖和代表，所以才使他的事业走向成功。

我以为在此值得一提的另外一点是，毛译东用人讲德才兼备，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讲五湖四海。特别是不计个人恩怨，而讲以革命大局为重，毛泽东对博古同志的重用就是很典型的一例。博是反对他的，而他还是重用他。多年来，在党内已传为佳话。

毛泽东同志同他的领袖集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不改变颜色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 60 年代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摆到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重要地位。他热烈地并且信心百倍地告诫全党：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或认识到，毛泽东

同志当时的见解忠告是有足够的根据的，是完全必要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产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一个有四亿五千万人

口的大国取得胜利止，世界一切反动势力，没有一天放弃过用武力消灭“共产主义”的梦想。经过反复较量，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尔后才逐渐改变他们的对策，那就是搞“和平演变”，企图用“没存硝烟的战争”来战胜共产主义。早在 50 年代，美国的那位杜勒斯先生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目的；要“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要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西方“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等等。他们不仅是说说而已，事实是在那么干着，在采取一切措施，加速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实现，而且越来越呈现出强化的趋势。一切的事实证明，采取有效措施，有力地回击世界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积极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确是个至关重要的带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考虑领袖集团主要领导的接班人问题，早在 40 年代初就开始了的。1959 年 4 月，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接班人问题正式从组织上确定。并为正确解决接班人问题作了不断地努力和大胆的尝试。诸如对党的最高领导划分为“两线”，他本人退居第二线。提出和制定了接班人的具体条件。不但有狭义的——党和国家的最高继承人，还包括有广义的——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青年。这些从理论上讲，是比较完善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能够从制度上解决好这个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实践上发生了失误。把原来就认定是接班人的刘少奇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当作头号“走资派”批倒，却把林彪错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还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江青集团重要成员也加以重用。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组织领袖集团方面的失误。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和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 的捣乱破坏，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然而，我却觉得，无论是毛泽东成功的经验也好，或失误的教训也罢，都应该成为党的宝贵的财富，都值得加以借鉴。后来，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这副重任，历史地落到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的身上。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应该说，这也正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初衷。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我以为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些概括起来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服务，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

最近，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确保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正是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最好继承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惟有培养和造就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的领袖群，才能有效的抵制来自西方“和平演变”的侵袭、才能经得起任何惊涛骇浪的考验，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始终不渝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最后我想告诉尊敬的读者的，是我内心的几句话，那就是多年来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我热爱我们的军队，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也热爱毛泽东和他培植的领袖群。因为，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为我们这个军队、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注入了生命的新的基因。在有些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的催动下，千方百计地挖掘革命祖坟的情况下，还有，在有些人对维护革命祖坟不大热心的情况下，我尤其感到，应该加倍地热爱她。我想，这是一个关系重大、影响大局的问题。这与怀旧完全是两码事。因此继承她的传统，热爱她、维护她应有的历史地位，无疑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乃至每一个革命者，应尽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