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累清德者戒

我在《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一文中，将谈到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动人事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伟大成就。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对立面，则是“任人唯亲，唯亲是举”。所以，当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感人事迹的时候，又不能不首先讲到有关他老人家以身作则，不搞任人唯亲、唯亲是举的思想和故事。

1949 年 7 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解放，乡亲们无不欣喜万分。大家听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已经迁移北平，之后不久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便纷纷来信祝贺。也有不少亲朋好友抱着出人头地的希望，来信提出种种要求。38 年前曾与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共过事的毛煦生来信，就说他希望进京做事。接着，毛泽东的几个表兄弟也来了信，有的要求毛泽东推荐他们自己参加工作，有的要通过毛泽东介绍别人进京参加工作。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说话安排几个人参加工作，那不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嘛。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向他说：“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许多老干部的家属或朋友，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介绍就参加工作了。”然而，毛泽东却想到自己是党和国家的主席，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是因为我们施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其中包括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要避免“任人唯亲”，看来必须采取超出“常情”的措施。为此，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章法，我们决不能像蒋介石，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如果也那样搞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决心要树立一种无产阶级的新凤范。一天，他对身边的秘书田家英特意交待了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他坚毅地说：“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田家英同志领会主席这番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取得政权以后，还要继续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要从我毛泽东这里做起。

田家英同志想，这样处理一般人的来信，还好办，遇到特殊的情况怎么办？恰巧，在别人来信的同时，他的至亲——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来信了，而且信上说已经准备好就要动身进京了。

这可叫田家英同志为难了。

因为毛泽东与杨家可不是一般的亲友关系呀！

先说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老先生，他既是毛泽东的岳父，又是毛泽东的恩师。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回答斯诺问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事实的确如此。

1913 年杨昌济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这时毛泽东也考入这个学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也随之转入一师。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看到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当校长张干下令将毛泽东等 17 名学生

开除时，杨昌济等对毛泽东等同学的正义行动十分同情，要求张干收回成令。接着，杨昌济为此辞去一师的教职。但他和毛泽东等同学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他为了方便毛泽东等同学的学习与讨论问题，竟在自己家里专门辟出一间屋子，供他们使用。毛泽东等在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下，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于是，1918 年 4 月便倡导成立了新民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的酝酿与成立，杨昌济不仅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指导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播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还和他们一道讨论当时的时事政治，特别是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1918 年夏天，杨昌济赴北大任教，又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杨昌济一家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杨昌济的赞许下，他和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杨昌济对毛泽东的深情厚意，是令人难忘的。

再说毛泽东的岳母向振熙。1903 年杨昌济出国留学，向和一双儿女在家艰难度日，一别就是近 10 年。杨昌济回国后，向即成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师母。1920 年 1 月杨昌济逝世，留下的家资不多，向精打细算，供养儿女上学。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经济有困难，在杨开慧的请求下，向拿出杨昌济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费支援。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老人不顾一切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0 年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向振熙和妻嫂李崇德装扮成走亲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到上海⋯⋯。女儿的牺牲，几个外孙流落上海，失去母亲，又无法同父亲联系，面对这种严酷无情的现实，老人的痛苦与悲哀可想而知。

再说妻兄妻嫂杨开智、李崇德。杨开慧被捕人狱，他们费尽心机设法营救。杨开慧牺牲，他们又冒着风险收殓尸体，并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她的遗体。尔后，又设法营救她的三个孩子。这还不算，1938 年杨开智、李崇德夫妇，又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杨展送往延安，让孩子继承她姑妈杨开慧的遗志，完成姑妈未竟的事业。然而令人婉借的是，杨展在杭日战争中，在 1941 年同敌人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对女儿牺牲的

这个消息，杨李夫妇直到 1949 年长沙解放才知道。

对这样一个为革命曾做出无私塞献、给予许多支持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的一位重要成员杨开智应如何对待呢？今天，革命胜利了，他提出进京找一个工作，难道不应该吗？难道是什么出格离谱的事吗？究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田家英想象不到的，不过也应该是他预料之中的，毛泽东仍早毫不含糊。对他说：坚持照章办事。接着，毛泽东本人又向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首道同志发出指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与此同时，他又给杨开智本人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悦：”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杨开智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根据湖南省委的意见，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 1925 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有关部门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决定他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

这不是毛泽东无情无义，更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他有自己做共产党人—

—也可说是做共产党的领袖的一套规矩，很有原则性，又很有人情味。那就是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但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事实上，毛泽东对杨开智一家是最富有情感的。1920 年杨昌济老人病逝后，是毛泽东同他亲属和友人护送他的灵柩，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

仓故里的。后来毛泽东虽然身为党的领袖，在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忙于军务，但还一直把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岳母一杨老太太牵挂在心上。1949 年长沙解放后，杨开智将母亲健在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敬致祝贺。当他得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同志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并送开智夫妇两块衣料。1950 年杨老太太 80 大寿，毛泽东让儿子岸英前去湖南老家为老人拜寿，并带去两棵人参，让老人补养身体。老人见之，十分高兴。对岸英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老人还高兴地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第二年，毛泽东又派岸青回湖南，看望老太太，以慰天年。除此而外，毛泽东每月都给老人寄生活费，一直到老人去世，从未中断。1960 年老人 90 岁高寿，毛泽东特意捎去 200 元，以示祝寿。1962 年老人逝世，毛

泽东心情十分哀痛，迅即寄上 500 元，以作丧葬费用。并致电：“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可谓情真意切。

在杨开智要求来京参加工作的事情处理过后，还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同样给田家英留下极深的印象。第一是毛泽东的一个表兄给毛泽东写信，要毛泽东出面给胞兄文运昌介绍个工作。毛泽东外祖父家有 8 个表兄弟，从小相

互关系都很好。文运昌是位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人。他既是毛泽东 8 个表兄

弟中的一个，又是毛泽东 16 岁时到湘乡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的引见人和担保人，曾经向毛泽东推荐介绍过《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这个人在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由衷地称赞他，感恩他。对这样一个表兄，提出要找个工作，又该怎么对答。毛泽东坚持的还是那条原则：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他毅然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回绝了。第二是毛泽东当年的一位同窗好友，此人叫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后来两人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关系非同一般。解放后，毛泽东虽日理刀机，还曾三次亲笔给毛森品写信，互问长短，交流情感。他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钱来，几次周济毛森品。然而当毛森品提出清毛泽东给他介绍个工作时，却也被毛泽东回绝了，他委婉地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

毛泽东是位非常珍重故友、学友之间的感情的人，对家乡长辈人和同辈人十分尊重，对晚辈人也很爱护。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同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常规，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抉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像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一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老太太受

之泰然。但毛泽东念旧而决不为旧谋私，他坚持的原则还是那一条：有累清德者戒，不搞任人唯亲。这，新中国成立多年来已传为佳话，并成为党的一个良好风尚。

毛泽东同志的有累清德者戒的主张，大概和他一定不学蒋介石、不当李自成的想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李自成，革命胜利前的那几年，他几次提到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第一次是在 1944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3 年至 1944 年，党中央组织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对这次何论作了演讲。在谈到党内所犯几次骄傲错误的时候，他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要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迸北平。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李银桥答：“东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行动。”“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见李银桥不解其意，又接着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毛泽东一脚踏在车上，一脚在下，油然说：“进京赶考去！”他信心十足，“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对李自成的历史教训又是何等的重视。

李自成的历史教训的确是值得借鉴的。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幼年时替地主放过羊，当过骑卒和边兵。1629 年他参加起义军，后来在闯王高迎祥的部下当了闯将。1635 年，高迎祥等 13

家 72 营的首领，在河南荣阳开会，商量对官军围攻的对策，大伙采纳了李自成的计划。这不但显示了李自成的才能，改变了起义军分散作战的方法，百且更为重要的是把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636 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名号。他带领起义军转战四川、河南等地，队伍很快扩展到 90 万人。他带领的起义军走到那里，就宣布那里“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平买平卖，蠲免钱粮”，还到处宣传“迎闯王，不纳粮”。李自成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支持。此后两年年，李自成的队伍发展到百万人左右。1644 年 4 月，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李自成和他的助手们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滋长了太平麻痹思想，把几十万大军放在北京城，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结果很快走向失败。

毛泽东坚持有累清德者戒的信条，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也正是借鉴了李自成这个历史教训，实践证明他的确是一位比李自成更高明、更富有远见的人民领袖。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数千年的旧官场，历来就是如此行事的。东晋王，人称是创造东晋的元勋，他的政策就是“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唐李隆基，于天宝四年夺取第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妻杨太真做贵妃，他不但自己纵情声色，极度淫侈，而且对杨贵妃的三姊（韩国、虢国、寿国三夫人）极端宠爱，还大搞任人为亲，封杨国忠为宰相。中唐李适时候，“兵是市井无赖，将是宦官私属”，宦官成为中央集权的把持人。宋赵构、秦桧等人，也是任人唯亲的典型，特别喜欢任用私亲和赃官，行贿以外，还要献媚。元忽必烈，凡官定制，正官必须

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次官才得用汉人或南人。次官如分左右，汉人不得居右

（蒙古族居右）。至于世袭制，更是封建社会的常规了。明朱元漳就是采取前朝的成法，帝位规定由嫡长子孙继承，其他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王位都由嫡长子孙世袭。至清朝，任人唯亲之风更为加剧。清朝虽然标榜“满汉一体”，但实则汉人都无权位，特别是各衙门中掌管银钱的官员大多是满人。总之，这些君王官贵更是无法同毛泽东一代人民领袖相提并论、相比拟的。

《孔子家语·论理》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意思是，比喻人应当像天、地、日、月那样大公无私。毛泽东不正是这样一个如天、地、日、月一样无私的人吗？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大学生，也不过在基层单位担任一个总支副书记的职务。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以后，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加作战，有人劝阻，不要让岸英去。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毛泽东听到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消息，沉默良久，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还是那句话：“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仅仅十几个字，便披露出毛泽东海一样宽阔的胸怀。

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在坚持干部路线方面，除了不论私交，善于把德才兼备的党的好干部，提拔重用以外，对党外一些有威望，有能力，德才兼优的人士，倒是能委以重任。建国时，推任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郭沫若等人担任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即是明显的例证。在政府部门部长的领导中，也还有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如此，就是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也能看其表现或对人民的贡献及能力给一适当的官位，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这里，最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是毛泽东对程潜先生的安排。

程潜，湖南醴陵人，字颂云，人称颂公。曾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和护法军总司令。1949 年 8 月，在中共代表的帮助下毅然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8 月 30 日，毛泽东亲自致电程潜，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9 月 7 日，程潜乘专列火车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晚，毛泽东设宴为他洗尘。

毛泽东对自己的私交亲友要求工作掌握极严，而对程潜起义后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安排，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却考虑得至为周到。他先找程潜的族弟程星龄商谈，说：我原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的中南大区，属 4 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想让林彪当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不过从资历来说，又觉得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小米 5 万斤（币制改革后，折合人民币 5000 元），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服制。还说：颂公是老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 1 所。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程星龄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些考虑后，程潜非常感动，说：不仅是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

送给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机密啦！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与闻。毛主席对我，是怎样地推心置腹啊！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是一党一家的领袖，而是全国各族人民忠心爱戴的领袖，人们从内心深处呼出那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并不是因为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铁的事实表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无论任他怎样个拼命的反对毛泽东，贬低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德是抹煞不了的。值得提出的是，在我们自己，可千万不可把毛泽东等老一代人留下的这些极其宝贵的东西给淡忘了。然而，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人们在追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这些庄事，议论起当前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谈到为政清廉之时，认为当前有些单位选用干部，恰恰与当年毛主席、周总理的做法相反，存在的一个主要弊端，还是搞小圈子任人唯亲的问题，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在有些被任命的干部身后，总是有个什么阴影在晃荡。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个老问题了，不新鲜。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在有些单位反而份在发展，或在创“新”。其表现概括起来：一是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或亲戚、朋友，安插在要害部门或关键性的岗位上，在一个单位盘根错节，形成铁板一块，你要搞民主选举、承包、透明度及优化组合什么的，他那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讥之为，这是要化人民的天下、党的天下，为“张家天下”、“王家天下”、“李家天下”、“孙家天下”——个人天下。二是提拔重用自己顶头上司的子女，甚至连顶头上司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放在重用之列。对这些人入党、提干、入学深造（包括留学、出国访问），直至越级升迁、走热门等，都在一般人之先。搞不正之风的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不提拔他谁提拨我；我重用他的人正是要他来重用我呀。三是选拔重用自己身边的人，如秘书、司机、警卫员，以及自己办公室的人员，总之凡是靠近自己的人，都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其中的有才之人，并非不可重用。问题是有些人什么德才好坏、什么年大年小、什么文凭不文凭，都不去计较，听话、顺手、会拍就是好干部。搞这种不正之风的人，往往还持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用来搪塞人的耳目：我是选用我熟悉的人，不了解的人我怎么用呀！人们给这号人的评语是：他们不是为事业找接班人，而是为自己安排“代理人，。

据说，任人唯亲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任人唯“甜”，重用一些会给“甜”头的人。这种“甜”头有两层意思：一是甜言蜜语。正如有的人所说，有的领导喜欢听好话，喜欢听恭维的话，乐闻喝彩声。比如讲到成绩时， “甜”者往往把一扩大为十，即用乘法。当讲到缺点时，“甜”者往往把十缩小为一，即用除法。这些做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溜须拍马，吹吹拍拍。二是请客送礼，即给一些物质的“甜”头，把上下级关系搞成“酒肉朋友”关系，或叫买卖交易、等价交换关系，把上下关系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庸俗化。此乃也算任人唯亲的一个新支吧。这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中是没有的，他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上述种种任人唯亲的怪现象，似乎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关系不大。其实不然，那些有累清德的种种措置，不仅使得人心离散，而且还使党内增长离心离德的倾向。它将阻碍德才兼优、年轻有为的人到关键性的岗位上大显神通。它将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并助长新的不正之风继续蔓延，有碍为政清廉，影响国家四化大业的正常进行。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还证明，这些不正之风还有被坏人利用的可能。请想想看，如

此有累清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怎不令人深思呢？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为我党多年的优良传统。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是，那种一说干部子弟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就认为是不正之风，也是不对的。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老一辈革命家，不但是这一光荣传统的开拓者，而且更是这一光荣传统的维护者、力行者和遵守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那种任人唯贤的动人事迹和可敬形象，过去是，现在是，以至将来永远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榜样。“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为政清廉、唯才是举，于国家兴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切搞不正之风有累清德者都在戒惕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