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拓的建军原则永存

一般说来，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他最宝贵而又最值得珍惜、最值得称道的那么一种东西。作为当今中外军事吏上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也毫不例外。这支军队，在建军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由毛泽东同志创造开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无疑，是最成功、最宝贵，因而也是最值得珍惜、最值得称道、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条。“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是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灵魂。实际上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建军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成长、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而在今天，在薪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回顾与总结、继承与发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一个伟大的创举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不妨可以追述到 20 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 年 5 月，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时，我党除了从全国各地选派一些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校学习军事以外，还先后选派了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鲁易、包惠僧、高语罕等同志到梭担任领导和教学任务，同时成立了特别支部和以蒋先云、陈赓、曹汝谦、李汉藩等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火星社”，91 创造革命的政治工作，宣传革命道理。

1925 年 8 月，国民政府蒋黄埔军校的学生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归附革命阵营的粤、桂、湘、滇、赣等军阀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六军等。在这些部队中，仿照苏联建军的办法，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些职务和部门的工作，多由共产党民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黄日葵、彭泽湘等同志担任。

为了迎接北伐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要求所属党的组织必须不断扩大革命影响，坚持不懈地进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干是，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在1925 年 12 月开办了政治讲习班，讲习班以坐习政治理论为主，由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同志亲自任教。

在北方，李大制同志派遣宣侠父带领一批其产党员到冯玉祥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后来党又先后派刘伯坚等 200 多人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历次东征和北伐作战中，共产党员都是以自已的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从而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到 1926 年底为止，在国民革

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有 1500 多人，仅在二次北伐作战中牺牲的就达 400 多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伐和东征的胜利，就是“以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换来的”。

在这个时期，党还建立了自己少量的正规部队。这主要就是，在建立陆海大元帅府铁甲队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家第四军独立闭，北伐军攻下武昌后，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组建的第 24 师、25 师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朱德为团长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以及后来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此外，在北方还有以中山军事学校与国民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合编而成的许权中旅，等等，党还派人到旧军队中做争取和改造工作，如派周逸群到贺龙任师长的独立 15 师发展党的组织，

建立政治工作，宣传党的主张，使其走上革命道路。

党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充分认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还没有意识到抓武装力量领导权的重要性，但在军队问题上已做了大量工作，并从斗争实践中总结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对这一段党抓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问题，后来毛泽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10 年后，他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还这样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 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还说： “1924 年到 1927 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然而，创造新型的革命军队问题，特别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还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武装起义创造红军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的；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则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率先提出和解决党对革命军队绝对领导的开拓者。明确而坚定地提出和实践党对革命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缔造中国新型的革命军队中一条首要和根本的原则。这一建军原则的提出和实施，既是学习苏联红军和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抓军队、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必然结果，更是毛泽东同志以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的气魄，极富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必然结果。这在我军的建军史上，堪称是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建军史上，也可以说是一大奇观。

毛泽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于 1927 年 9 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

收起义，并按照党中央的规定，把起义部队命名为工 93 农革命军。在这支起义部队中，有一部分是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和深受旧社会压迫的贫苦工农子弟。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散兵游勇、旧军官和游民无产者，还有一些地痞土匪分子。这些人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在长途转战，向井岗山进发的过程中，叛变逃跑，造成部队大量减员。这支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由原来的 8000 人，剩下不足千人。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为了使这支军队能够执行党的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任务，并能够经得起严酷斗争环境的考验，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重点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营、团建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和连、营、团各级设立党代表的新制度。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更是一条富有创造性初极大重要性的原则规定。从此，即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制度，这是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第一步。

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改编后，由毛泽东率领于 1927 年 10 月进至井岗山。

第二年 4 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也到达这里，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 月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成立后，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部队本身建设上也有很大发展。1929 年 1 月，红四军向赣南进军，开辟了包括井冈山在内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革命道路越走越宽。

然而，由于当时红军内部旧军队成员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广泛存

在，部队中产生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种不良倾向。当时毕竟还处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对于如何创造新型的革命军队还在进行探索。由于认识上的差异，红四军领导层在建军问题上曾一度发生过意见分歧。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也未能正确解决建军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1929 年 12

月 28 日，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第九欢党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结合部队的实际，为大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及党的正规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原则；规定了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规定了部队实行民主管理和说服教育的原则，以及规定了红军中军事工作系统与政治工作系统的正确关系、等等。

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规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指出，红军中军事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机关的关系，是在党委领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关系，而不是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更不是所谓“司令部对外。”——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决议要求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为了健全红军中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决议针对非组织观点问题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关于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决议指出，“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每班不能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并针对当时党组织的松懈问题指出，“将旧的基础厉行清洗。如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与此同时，对新分子入党提出五条具体

要求：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吸鸦片，不赌博。

古田会议决议各项内容归结起来，其基本精神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具体展现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些，即是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纲领性的文献，更是数年来我们建设一支“党军”的宝贵依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在我军建设的历史上，曾有着许多座重要的里程碑，而古田会议时，毛泽东为红四军起草的决议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既通俗又深刻地再一次重申了这一建军的重要原则，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军队历来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都是帝王将相的私有物。辛亥革命后的一段相当时期内，也是如此。“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从袁世凯、曹琨、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到蒋介石创造了一个宠大的“中央军”，没有一个不是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的。在他们那些军队的旗帜上写的，无一不是他们自己的大名。

唯独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时代，到了共产党、毛泽东的时代，一反陈规，从根本上翻新了军队的性质，把军队变成了革命的工具，变成了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在我党的革命史上，曾有过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之后，诞生了一支支武装队伍。然而，在那些队伍的旗帜上写的，却不是他们个人的名字，而写的是两个共同的字：“党军”。那些老一辈革命家许多早已故去，可是他们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却一直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一直高举“党军”的旗帜。全军将士时刻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开拓、一个伟大的创举呢！

在斗争中前进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提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无产阶级武装斗争学说的重大发展，它决定了我军这支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祖 1 97 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和最突出的政治本色。然而，这一重要建军原则的坚持、运用、贯彻与逐步健全，却是从不断地同种种错误思想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得以实现的。

1930 年 5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会议，这次会议对红军适应形势的发展，从游击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但也反映了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些主张和政策，在会议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团委与政治委员间发生争执时，团委应当执行政治委员的指示”。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过分强调政治委员的作用，而削弱了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的问题。这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第 147 号通知中又规定：“红军本身的领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成军事政治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这样一来，就更加助长了削弱党的领导现象的发展。

1931 年 1 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排挤了毛

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以后，把问题进一步推到严重的地步。他们“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只知照搬，不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并热衷于发展政治工作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在这年 11 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错误地作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决议指责红军的党委制犯了“党的包办主义错误”，指责红军的党委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 “应即取消”。会议还提出彻底“改造”红军中的党组织，“转变”党在红军中的一切工作的错误主张，而把政治委员作为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用个人领导代替党委制的集体领导。这就为在红军中，正确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造成极大困难。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而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却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抵制。许多单位不愿意轻意放弃“曾经实行有效”的党委制，因而对那些错误的决定迟迟不去执行，有的部队名义上取消了党委制，实际工作上还是执行的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

1935 年 1 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实际上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为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提供了新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在继续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强。调：“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恢复了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加强了连队党支部建设。首先是在中央红军军团一级领导层建立了党委，接着，2 月 1 日又给远离党中央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的红二、六军团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对军事的集体领导制度。明确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粥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2 月 5 日又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 “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和其他二人组成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应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在加强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的同时，红军总政治部于 2 月 15 日发出指

示，要求各部队以最大力量，在短期内建立连队中党支 99 部工作。接着于 4

月 16 日发出《关于连队支部干事会（按，即支委会）组织问题的命令》，重新规定了连队党支部的组成和所应该进行的各项工作，5 月 2 日，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的组织，“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要使支部在连队中起最高的领导作用”， “要消灭支部由书记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连队的指挥员及指导员应尊重支委的职权与提高他们的威信，并积极帮助支书与支委的工作”。

如果说，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克服“左”的王明错误路线曾经历了重要斗争的话，那么，克服右的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则更是一场严重斗争。1935 年 6 月，长征中的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党中央随

即确定了北进方针。之后，8 月初，中央作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重申了北进方针，并深切地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可是，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同焘却拥兵自重，把军权高于党权，当一、四方面军于 9 月上旬快要走出草地、胜利完成北上任务时，他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命令，向党闹独立性，甚至另立中央，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进行了坚决斗争，从而保证了党的团结与统一，维护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至理名言，就是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讲的。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贯彻，又面临党内、军内和党外、军外种种新形势的考验。在我党的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情况。国民党蒋介石则以为这是“解决中共及其武装”的极好的机会，故而提出：红军改编后，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派人充当，并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直属行营（南京）指挥，参谋长也由南京派遣，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还十分荒谬地提出要“朱毛出洋”。与此同时，在我们党内军内有的同志对国民党蒋介石缺乏应有的警惕，出现了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力荣，不愿到艰苦地区去工作等现象，加上受到王明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军队中也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现象，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军阀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也有所发展。

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坚持改编后的红军应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应“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同时制定了红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样一来，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了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的指挥部，随后又同意将红军在南方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还曾明确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告诫全党全军：红军虽然改编，但有一条不能改，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这样做的结果，致使国民党蒋介石那种企图通过改编未夺取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 101 权、指挥权，进而达到控制红军以至消灭共产党的阴谋，不得不最后宣告破产。

改编后，有的同志对于要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子，想不通。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上，激动而又耐心地解释说：“同志们，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

白的，可我们的心永逸是红的。”

由于毛泽东及全党的努力，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及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不因“改编，而改变。事实上也是如此，除王明等极少数人以外，全党同志对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建军的根本原则，从未动摇。抗战 8 年，我军由 5 万人发展到 120 多万正规军，恰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为了继续坚持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谭政、莫文骅同志，信中称：“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具体指导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党我军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任务和万针，成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又一历史性文献。这个文献对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全国抗战力量的中流砥柱，人民武装力量的大幅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股“交枪做官”的右倾思潮，企图通过和平谈判，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夺取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对此，毛泽东给了蒋介石一个既幽默又肯定的回答：“交给他们（指国民党蒋介石——编者），他们岂不是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又一次挫败蒋介石的政治阴谋。为了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全面进攻，解放战争开始后，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七大”的精神——按照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在部队中先后恢复了各级党委，实行对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继之，1947 年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营以上各级设置党委会，“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支部委员会为全连之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撤销了“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团以上各级军政委员会、旅以上各级党务委员会和团总支、营分支。至 1948 年 9 月，毛泽东又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后来，毛泽东针对实际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列党的领导问题还有多次论及，这样，使得党对军队实施领导的根本制度就更加完善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在这方面的斗争实践并没有因为由战争环境转到和平环境而放松。因为党内某些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封建军阀主义思想影响严重的人，又在“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上作起文章来。如高岗提出了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鼓吹“军党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又大肆宣传军队由林彪“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党营私，大抓军权，江青也竭力插手军队。他们都处心积虑地谋求个人的兵权，其目的就是实现反党篡权的野心。然而在全党全军全民的一致反对下，他们的罪恶阴谋都未能得逞。毛泽东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曾指出：“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决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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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来，许多历史事实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很好地贯

彻毛泽东开拓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即能不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关系到人民军队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性质、能不能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强有力的工具的问题。我军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并胜利完成历次作战任务和其他一切任务，直至发展到今天拥有相当数量、具有现代化先进水平的强大国防军，实际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寻的结果，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宝贵的，但是来之不易，它是从同种种错误倾向长期斗争的实践中得来的，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提法，是 1932 年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几个有关文件中，以“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字样开始载入史册的。但早在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把这一建军原则，不仅作为指导思想已经确立起来，而且已经贯彻到红军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又不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许多精辟论断，使这一原则逐步得到完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和朱德、彭德怀等几位老帅，对这一建军原则的确立和完善，也都从实践和理论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坚持与完善又有新的建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与发展，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然而纵观历史和现实的全局，无容置疑，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做出的贡献却是最突出的。

历史的新要求

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反复强调：“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符合我军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英明论断。“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是处理党和人民军队之间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从理论与实践、老传统与新情况的结合上，认真学习与研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立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毫不动摇地继承坚持下去，是当前加强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学习与研究人民军队建军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我们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原则和制度。如果要问，究竟如何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呢？那末，我以为概括地说来，主要的就是：

——建立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作为对部队领导的核心，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军队闹独立性，都不允许争个人的兵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不经中央和军委授权，任何个人都无权擅自动用和指挥军队。

——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及党“支部建在连上”等制度。除了党和它的助手共青团员以外，其他政党、团体和任何宗教都不能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进行活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部队中的重大问题，在各级党组织讨论后，由军政首长分工负责贯彻实施。

——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军队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保证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中最重 105 要的是保证军队的一切活动，都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役有许多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这就是说，通过许多德才兼备的干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领和影响群众，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的作用是无声的命令。党的一切号令，终究是通过她的各级组织和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干部党员实现的，作为她缔造和指挥的军队也丝毫不能例外。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是“建军之魂”、“立军之本”，是人民军的命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军当前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中国的大势和世界的大势，对这条建军原则，不仅不能放松，而且急需下大力抓紧、抓好，继续坚持下去，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建军原则的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说：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江泽民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更好地发扬人民军队忠于党的优良传统，使我军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我军建设的这个根本原则，都不能动摇。杨尚昆同志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还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要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说，“党指挥枪”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然而，有一些对我军的建军史了解甚少，或对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和传统制度不大清楚的人，或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治军之道的人，竟认为我们“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过时了，认为“那是战争年代的东西，不大适应新时期军队发展的需要了”，甚至错误地认为”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有化”倒有些道理。这是当前我们队伍中学习研究我军的建军史、继续坚持“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一大思想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要“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后来又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列宁的口号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他还指出：军队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这支军队“现在由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这支先锋队伍领导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遵照马列主义军事原理，在中国建立了

自己的军事武装，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绝对”二字发展成我军建军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军队建设史上的一“绝”。这一“绝”也就是一“宝”，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下去。这是因为：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继承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需要。

我军在几十年的征战和建设中，养成了许多与中外军队不同的、别具一格的非常优良的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主要是，心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尊干爱兵，官兵一致，上下一致，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机动灵活、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然而，这其中 10 最最重要的一条优良传统，是听党的话，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党指到哪里就打到那里。由此绘成这支军

队攻必克，守必坚，所向无敌的那么一种高大英雄形象。铸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光荣传统，是我军一切优良传统的核心，是军队生存的命脉。这一点，对经过战争考验和受部队生活长期熏陶的老一点的同志说来，是有深刻体会的，而且是坚定不移、坚信不移的。但是，正如最近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所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部队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和部队成员的不断更新，不仅是那些年轻战士，就是干部、甚至有的中高级干部，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建军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都缺乏深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关键时刻，有的竟发生动摇。这种状况是令人深思的。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教训，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运动，在大约两千年的过程中，曾兴起过大大小小数百次，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起义、武装斗争。他们也曾有过好的愿望、好的纪律、好的斗争成果，有的也曾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尊敬。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领导，最后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的教训还是从我军的现状出发，都要求我们从建军的高度着眼，必须抓紧抓好“党指挥枪”这一优良传统的宣传教育，下大力强化“党指挥枪”的思想意识。常抓不懈，深深扎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长久不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职能建设和正确履行其职能的需要。

在谈到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职能建设和如何正确履行其职能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首先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列宁在 1905 年发表的《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称：“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后来，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我军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和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钢铁长城。抵御外来侵略和军事威胁，巩固国防，保证领土主权完整，是我军的主要职能。同时，我军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反对暴力颠覆、捍卫国家政权，保证国家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正常进行，是我军职能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 40 多年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企图使用军事手段置我于死

地，我国周边也一直存在军事挑衅和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之所以能获得一个安宁的外部环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行建设，并保障了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应有的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军发挥了对外职能的结果。大陆解放后，我军先后执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西藏平叛，新疆平叛，制止台湾国民党军队窜犯大陆等多次作战任务，并取得很好效果，其主要原因，也还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积极进行了对内职能建设和正确履行其职能的结果。

那末，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还有没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继续进行对内职能建设和继续履行对内职能的必要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着阶级斗争。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我军作为阶级统治 109

的主要工具，在敌对势力危及国家政权和社会安定时，听从党的指挥，履行以武力镇压和军事威慑的专政职能，是义不容辞的，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只有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支军队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任务。这支军队也只有听命于它的指挥，才能真正成为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

和国家统一的工具。因为它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它的坚强领导下，就能明察大势，辨明是非，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点，已经为铁的事实所一

再证明。

然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谬论。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是对我军“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一种挑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贯彻“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地加强对内对外职能的建设，并正

确地履行这种神圣的职能。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抵制“和平演变”，保持无产阶级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需要。

抵制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当前摆在我军政治思想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渗透，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赤裸裸的运用武力的一手一次次失败后，即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政界人物、特别是美国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界人物，发表了大量的反动言论，而且越来越紧锣密鼓地付诸于实际行动。他们声称：西方要与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肯尼迪语），他们“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杜勒斯语）.诬蔑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宣称要“用和平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杜勒斯语），美国“应该施加压力，促使东欧和平演变”。他们说，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可以加速这一变化”，而“西方的希望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要“不战而胜”

（尼克松语）。

事实的确如此，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多年来，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许多次武装进攻，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他们战胜，相反，他们却用和平演变这一手，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吃掉了。纵观这几年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形式、手段和突破口是很多的，而在改变党和军队的性质、分离党与军队的关系上下功夫，却是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在向党猖狂进攻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想抓军队，他们向军队极力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崇拜西方民主化、自由化；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企图瓦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改变“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涣散军队中党的组织，培植政治上的反对派，逐步动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许多事实说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而破坏和分裂党同军队的关系，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则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也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一条共同规律。所以，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情况下，认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对我们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迫切。

对于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毛泽东生前早有许多论述，50 年代他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和其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强对和平演变的防范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真研究抵制“和平演变” 的经验教训，永 111 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心眼跟党走，我军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

第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需要。

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是毛泽东同志建军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革新军制离不开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又及时指出：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继续提出了新的任务，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的建军思想，邓小平同志于 1981 年强调：“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1987 年他在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60 周年举办的我军新时期建设成就展览的题词中，又发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的号召。

10 多年来，我军遵照党关于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和改革，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路子。并描绘出今后注重从质量上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我军下一个世纪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宏伟蓝图。这是完全合乎毛泽东建军思想发展逻辑的思考。然而，这种宏伟蓝图，只有在党的坚强

领导下，才能完满实现。这就是说，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解决好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各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是：

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我军几十年的建军史上，创造与积累了许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其中最可宝贵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讲继承，主要是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讲发展，主要也是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马克思曾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无古不成今”，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主要是表现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点上。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当然就谈不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现代化。

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强烈愿望，也有一个实现这一愿望的战略构想，这是主观的一面，基本的一面。但还有客观的一面。在客观上，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有许多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和困难。我们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然会遇到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达到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的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不断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才能做到。

三、内容与性质的关系。我们这里讲的内容，就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就是现代化的技术与装备；我们这里讲的性质，就是我军人民军队的性质、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内容与性质的关系，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 的建军原则的问题。内容如同军队的手足，性质则是军队的灵魂。实现我军现代化建 113 设的战略目标，必须保持我军的政治优势，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如果丢掉了传统、改变了性质，失去了党的领导，那么，无论有多么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也会失去意义。所以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惟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好内容与性质的关系。

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使这支人民军队继续保持与发扬“共产党的党军”的崇高称谓和光荣传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加强我军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当前加强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我们应该从党和国家利益全局的高度，认真研究与总结“党指挥枪”的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论述，学习江泽民等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体制和领导制度上，保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进一步贯彻执行，把我军真正建成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让党和人民放心，这是党和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我军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我军建军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应该高呼一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拓的“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万岁！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