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

人民日报社的刘甲同志，是我的一位老相识，又是我步入杂文界的一位领路人。这些年来，他在倡导和促进现代杂文的繁荣上做过不少工作。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别的事情讲完了，最后他说：“现在很需要宣扬一下杂文的战斗性，你能不能把今年创刊的《中流》杂志的杂文评述一下？”

这算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原来也有这个打算。因为我想，在当前的杂文领域中，《中流》月刊的杂文专栏，的确是最近开辟的一块战斗的阵地， 它的杂文也的确称得上是一支战斗的轻骑兵。很值得向读者介绍一番。于是， 我以应雅命，便把这个任务愉快地接受了下来。

《中流》月刊的创办，原在 1988 年，也就是在我们的思想阵地，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批大批侵入的情况下，开始酝酿的，其目的，正如《中流》发刊词中所讲：“当时，并未奢望仅仅通过一分小小刊物，就能从根本上打破、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和垄断文艺、思想主要阵地的极不正常局面。而只是想通过它，为那些坚持马列主义信念的同志，提供一块能够自由发出声音的阵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善良而又正确可行的愿望，却一时未能如愿以偿。直到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被平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打破那种不正常的局面以后，《中流》的开办，才有条件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1990 年 1 月，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

据《中流》编辑部的同志讲，就连他们自己也役有想到，经过仅仅 3 年来的实践，这个刊物，竟能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和积极热情地支持。

我想，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真正体现文艺的“二为”和

“二百”方针，活跃思想，促进创作，提供了优异的条件。作为《中流》重点栏目之一的杂文专栏，作为文艺政论——投枪、匕首、手术刀的杂文， 自然更加明显地体现出这个鲜明的个性。它既继承了鲁迅杂文的传统，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杂文的风格。如果要为它画像的话，那末，就会看出，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具有深遂的思想性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特别是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第一、敢于提出和回答现实思想和文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他们不是回避矛盾，不是绕着问题走，而迎着潮头上， 敢于硬碰硬。当你打开《中流》第 1 期时，在《坛外杂话》的标题下，你会读到迟挥写的两篇短文：第一篇是《自杀的颂歌为何而唱》。文中说，在一分“权威性，的文学理论刊物上，拜读了一篇题为《诗人之死》的奇文。这篇奇文中列举了“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于是奇文的作者们就借题发挥，说我们这个社会是“腐朽而黑暗的存在”，这种现实叫人“无法忍受”，更叫海子无法忍受，所队海子就以此作为“绝望的抗争”。奇文的目的，显然是借此攻击社会主义的现实。《自杀的颂歌为何而唱》的作者迟樨，对奇文作过分析概括之后说：“这就是奇文的主题。我们已经弄清楚自杀的颂歌。为什么而唱起来的了，善良的人们怎么会想到， 这种‘奇文’竟会堂而皇之出现在社会主义的“权威”刊物上呢？”读罢全篇，你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货真价实的存

在的，而有那么一些相当数量的刊物，的的确确是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提供了向党进攻的阵地。迟文写得有理、有据、更有力，读后令人心服口服，耳目一新，迟文后一笆题目是《达赖与“诺贝尔情结”》。文中以生动的文字和有力的叙述，着重评出了近年来文学创作领域中出现的一种不健康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人总是和“龙的传人无缘”，两眼总是盯着诺贝尔奖金的那个“金”字，“心想一旦呼卢得中，就可以抱‘×万富翁’回来了。” 文中说，能从正道获得诺贝尔奖，应该说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好事。但如果仅仅为了金钱，这种人的“层次”未免太低了。进而说明，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应该是他的作品能得到人民的赞誉。迟文的目的还是为使我们的文艺能够保持“二为”的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从而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个愿望是多么的可敬！这个问题提得又是多么的尖锐。而适时啊！

迟文的发表，仅仅表明了《中流》杂文战斗性的开始。继而，

沿着“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个“主旋律”，围绕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论争。连续发表了《刺耳未必是噪音》、《且慢走向世界》、《僵化和反僵化》、《论石头与箭》、《雷锋精神与现代意识》、《列宁的耳朵》、《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魔影”揭秘》、《“首先应文化出击”琐议》、

《关于苍蝇》等等颇有战斗性的文章，对于种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批驳，作出了相应的、科学的反应。例如：韦骇《僵化和反僵化》一文中，谈到”精神污染”时说： “‘精神污染’的权威解释，见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庄严郑重的大会，庄严郑重的决议，不过 28 天，便转向到清除清除者，罪名即‘僵化’。理由也让人纳闷，说是‘清除’用语不当，因为精神如何清除得了。于是污染者雀跃，反‘僵化’的斗士纷纷登上报刊，连本该堂皇的官家大报，也场鞭飞马，排了阵去清除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精神。这结果之一，是诸出成堆敲骨吸髓的好手和杀人越货、吸毒贩毒、嫖妓宿娼的豪杰⋯⋯”（《中流》1990 年第 3

期）可以说，在过去思想阵地被非无产阶级的种种思潮侵入的情况下， 这些好文章是根本无法同读者见面的。就是现在能这样做也

是相当可贵的。

第二、敢于抓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指名道姓地进行批判。

《中流》杂文的战斗性，不仅表现在善于抓住目前文化艺术、思想领域中， 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大作文章，而且还抓住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严家其、吾尔开希、苏晓康、陈一谘、万润南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进行分析批判，彻底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及丑恶的嘴脸。他们认为批判这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是当前杂文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一环。如魏巍所写《大老爷与“小学生”》，批判刘宾雁就是其中较好的一篇。文中说：

刘宾雁跑到台湾去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许多共产党的叛徒早就是刘宾雁的先驱⋯⋯至于最后的下场如何，那就很难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凡是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是承认的，

就是敌人也无法否认。而刘宾雁对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却没有任何热情，换不来他一声赞美。在他眼睛里，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人民的事业简直是一片黑暗，一团漆黑。而对真正的黑暗势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看见他有过什么指责。这是很叫人纳闷儿的。⋯⋯可是他巧辩说，这是‘第二种忠诚’。他特意写过一篇作品，题目就叫《第二种忠诚》，意思是像雷锋那样的人，可谓第一种忠诚，而这种忠诚不过是愚忠愚孝，一种工具罢了。而像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诚——‘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各种小册于，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到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中流》1990 年第 3 期）诚然，“《中流》是为对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提议创办的’它本身

就是同这股思潮斗争的产儿”，但它战斗的根本目的，也还不仅仅在抨击一下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因为那些所谓“精英”们，毕竟是不屑一顾的了。《中流》杂文战斗的根本目的，还在于使人们进一步地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意义，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保证社会主义的社稷江山永不变色。同时，还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阵地。它所以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鲜明的个性。这种状况在以前的几年间是不可能有的。就是现在，也不是所有杂文阵地都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讲话的局面。

第三、敢于向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歪风邪气进行抗争。粉碎“四人帮” 以后，在批判“左”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的同时，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肆泛滥的日子里，有些人对毛泽东持了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一时似乎形成了一股潮流。经过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否定毛泽东的那股逆流虽然有所抑制，但那种不正常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流》杂文义无反顾，毅然举起捍卫“毛泽东”这面神圣旗帜的大旗，发表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好文章（有些文章没有放在杂文栏目下，实际上也是很有分量的杂文）。刘绍棠的《刺耳未必是噪音》就是强有力的一篇。例如文中说： “把思想解放片面理解为‘突破禁区’，比大胆儿，导致了胆大妄为，否定一切。在文学领域，否定毛泽东，否定鲁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革命传统，⋯⋯竟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其实，欺师灭祖的人，同时又另择庙门，另立租坟。否定中国一切的同时，便是盲目肯定现代西方的一切。否定鲁迅的同时，便是为周作人涂脂抹粉，对周作人顶礼膜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为了什么， 难道不该深长思之吗？”（《中流》1990 年第 3 期）

从 1985 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便泛滥成灾，或者叫作文艺领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重灾区。它的突出表现是否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重点是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关键是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邓小平语）而有些人则认为《讲话》过时了，《讲话》是把“刀子”， 是“紧箍咒”。其实质是否定毛泽东、是按照什么样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流》杂文的旗帜那是相当鲜明的。我看他们的态度就是十个字：维护“毛泽东”，反对“自由化”。他们除了通过发表杂文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外，还集中在两期突出地发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48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其中有

李琦的《不要忘记》，杨柄的《<讲话>首先是整风文献》，沈大力的《向世界奉上我一瓣心香》，李雾野的《学习<讲话>的粗浅体会》，公木的《坚持运用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王汶石的《重新学习的紧迫性》，周良沛的《一个“非知识分子”的感受》，韩映山的《重提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等等。这些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具体感受，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和坚持毛泽东为什么人的文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的呼声是：事实在教育我们，要想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绝不能甩开《讲话》，绝不能否定毛泽东，这些广义上的杂文，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都为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中流》杂文在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上，也还不仅限于在文艺领域方面，而是有着更广阔一些的思想范围。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了对现实生活中那种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不正常状况表示一点意见，为了对攻击、甚至是辱骂毛泽东的那种歪风邪气表示一点愤慨，我以“读一点，毛泽东’” 为题写了一篇思想随笔（实际上就是杂文），讲了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1989 年 12 月 1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一些读者共鸣，说文中讲出了他们也想讲的话。不少同志敦促我再写些这样的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话还需要讲，于是我又接着写了二谈、三谈、四谈、五谈“读一点‘毛泽东’”。文章针对当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学习马列原著、毛泽东著作的必要等不良倾向， 着重阐述了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同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和看法。《中流》杂志打破常规，连续刊登，得到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对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认识和评价， 对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以及对毛泽东著作的态度等问题，在 1989 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之后，虽然有了好转，但是在这些十分严肃的问题上，在有些人的思想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就是在根本立场上和态度上还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状态还是，一讲起“毛泽东”就嘴软，一举“毛泽东”这面旗帜就腿软，好似得了一种什么“软骨病”。而《中流》却不然。他们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心里话。他们在涉及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原则问题上， 从不手软。没有一点魄力和胆识，这是万万做不到的。真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啊！当前，面临国内外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我看是非常需要这种精神，也是非常需要运用杂文这种斗争武器进行战斗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流》1991 年第 3 期刊发的应从瑛的杂文《“伤疤”未好莫“忘痛”——读<论毛泽东现象>有感》。这是一篇敢于捍卫“毛泽东”这面旗帜的好文章。文中这样说：

“去年 5 月，我到首都开会，呼吸到一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劲而清新的空气，心情十分鼓舞。兴奋之际，一位友人送来一本安徽省文联主办的《百家》杂志，⋯⋯原来是 1989 年第 3 期的续刊，⋯⋯略加翻读，便感怵目惊心；细细再看，简直令我目瞪口呆；其反动谬论之多、之烈、之刻薄， 可叹为‘观止’！“在这本杂志上，有一个号称‘全国知名的青年评论家’， 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 3 万来字的文章：<论毛泽东现象>。这是一篇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泽东同志一生业绩还兼及人身攻击的‘恶文’。这个‘全国知名的青年评论家’一忽儿把毛泽东同志比作秦始皇，发表了一通胡言乱语，说：‘如果秦始皇可以说是这种封建文化的历史开端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是它的历史终结。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圆圈，毛泽东的极

端的方式完成了历史的极端。’一忽儿又把毛泽东同志比做全世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胡说“毛泽东现象之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好比希特勒现象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一样。”这个‘评论家’经过了一番荒唐的演绎推理之后，便断言：毛泽东害了‘精神上的分裂症’。到了晚年，‘实际上已经精神失常了’。作为这断言的一个论据是：毛泽东曾用‘诱敌深入’的手段‘全歼中国的知识分子。’⋯⋯文章还由攻击毛泽东转向攻击党、攻击人民和社会主义，诅咒‘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它正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悄悄地延续；’并诽谤全中国人民都患了‘群体痴呆症’。读了上述极端恶毒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言论，每一个有正常判断力的中国公民能无动于衷吗？！

“但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些穷凶极恶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反对社会主义、污蔑中国人民的谰言，到今年第 1 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才理直气壮地发表了一组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这组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把《论毛泽东现象》一文中的荒谬诬蔑的论调，作了相当深刻的批驳。我一口气读下来，感到极大的痛快。”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杂文姓“杂”，也姓“政”，杂文是文艺政论，一半属于文艺，一半属于政论。政治是杂文的灵魂，战斗是杂文的生命。杂文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杂文如果放弃战斗、离开了为政治服务，就失去了杂文的价值，也就没有了杂文的地位，当然也就没有杂文存在的必要性。鲁迅的杂文就“政治讲得最多”。在杂文与政治的关系上，可以说鲁迅早已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也可以说是鲁迅杂文的传统。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的杂文怎么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还曾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鲁迅的杂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说的。我看，就当前国内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现状和一切反动势力的猖狂劲头来说，鲁迅杂文的这种传统，还是需要加以发扬的。这倒不是哪个人对此有什么偏好，而是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现在，有人谈论什么“淡化政治”的高调，大肆攻击革命文艺与革命政治的关系，特别是百般否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似乎是在探寻超然物外的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人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便是如李希几同志所说“挂羊头卖狗肉”，有意在搅乱视听，混水摸鱼。自从人类进入有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以来，何时何地曾有过政治“淡化”的情形出现？没有，从来没有。别的不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杂文这块小小的阵地向党进攻、”丑化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是什么政治“淡化”吗？而恰恰是在“强化”。我看《中流》在这一点上是坚定的、清醒的。它就不信邪，不怕鬼，不管那一套。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前提下。该斗还是斗，该讲还是讲。在新起的、尚存的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僵旗息鼓，走向另一个极端， 硬是为敢于讲话的人们开辟了一块战斗的阵地。难怪唯恐大陆不乱的香港《九十年代》称《中流》是大陆最凶恶的一家杂志。这说明《中流》是做对了。

谈到《中流》杂文的战斗性，不能不谈到直接为它的战斗性服务的艺术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仍然没有忘记毛泽东同志的另一句话：“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

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这就是说，《中流》的杂文，不仅能透过现象揭示问题的本质，言之有物，论之有理有据，具有无可争辩的逻辑力和政治的说服力，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注意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艺术魅力。它不仅能以理服儿而且还能以情感人，以形动人，无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以为，它的艺术特点主要是：

——通过现实生活、文学作品、历史典故或联想、类比的典型形象说明问题，寓理子形象之中。杂文作家李庚辰同志曾说：“形象性是杂文的本质性的特征之一。所以，优秀的杂文作者总是着意于形象的描绘：努力使用种种形象化的手段，刻画出鲜明生动的杂文形象来。”《中流》的杂文，所以生动感人、有充分的说服力，就在于能够比较好的使用了这种艺术手法。如：

《关于苍蝇》（1990 年第 8 期）、《大老爷与“小学生”》（1990 年第 3 期）、《且慢走向世界，1990 年第 2 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1990 年第 6 期）等均采用了这种手法。其中，特别是抓住刘宾雁、方励之、严家其等活生生的典型形象，说明问题，淋漓尽致，更增加了文章的力度。

——使用比喻、比拟、讽喻等各种修辞手法，来说明抽

象的道理。如《神学、鬼学、人学和狗学》（《中流》1990 年第 7 期） 就是比较好的一篇。文中在谈及当前文学创作中的问题时说：“某些文学作品的的确确变成了狗学了。”“文学不能连狗学都不如！”又如《杂文家的“自由”与不“自由”》中说：“用‘自由’的手巾遮着别人的眼睛变戏法， 当然不仅仅办杂志，写杂文。而让这种戏法毫无束缚地变下去，变戏法的人是自由了，但大多数人怕是要圆到余新江说的那个时代去的。不要说是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连晒太阳的自由也没有。”（《中流》1990 年第 7 期）比喻、比拟、讽喻，本是修辞学上的一种词格，是一种普通常见的修辞方法。但一经《中流》杂文的作者们在这里采用，就大大增加了其杂文的艺术特色， 其妙无穷。

——夹叙夹议，借题发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如《行贿法搜奇》中说：“行贿手法千变万变，无非是把赤裸裸的全钱交易变化一个新包装而已。而这一换，力量却不能低估。”（《中流》1990 年第 7 期）又如《大老爷与“小学生”》中写到刘宾雁：“刘宾雁像其他叛徒一样，在主子面前表示要反共到底，‘他决定写成小册于，用各种伪装，寄给大陆民众。’可是我倒觉得他应该更多地想一想叛徒的下场，实在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叛徒有好的结局。”（《中流》1990 年第 3 期）再如《速朽二题》中的《速朽也罢》篇说：“文坛的老帅哟，挥动如椽的大笔吧；文坛的新兵哟，紧握三寸的笔管吧；除了写正宗的文学作品外，也来写点宣传品嘛！”（《中流》1990 年第 8 期）杂文是一种文艺政论，以论为主，但也离不开叙述。它往往是通过夹议夹叙的方法来表现主题，直面人生。今天，《中流》的杂文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百且是“任意而论，无所顾忌”，在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人读后赏心悦目，回味无穷，赞叹不已。

《中流》杂文的艺术风格，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以外，当然还有其他， 如形式多样，新鲜活泼，有长有短，长短适度，等等，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然而，当我们谈到《中流》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风味，又不能不谈到它的严肃性。这可以说是《中流》杂文的又一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它除了注

意突出杂文的战斗性和必要的艺术性以外，还注意把握杂文思想和文化的高品位。具体表现：①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办刊的宗旨，那就是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硕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一个发言的阵地，以活跃思想，促进创作，真正体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他们时时、事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而得到读者的高度信赖。②正确区分与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反动派、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抗四项基本原则的头面人物，不留情面，进行坚决地批判和斗争；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对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人和事，则采取了与人为善，祛邪扶正，治病救人的方式。不论对待何种性质的问题，行文立论，都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从不哗众取宠，或以势压人。③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样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理服人， 从不断章取义，不歪曲原意，更不乱扣帽于。言厉而不损人，语重而不伤人。对于任何低级、下流的，不尊重对方人格的作法，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其目的可以看得出，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杂文事业的纯洁、也是为了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④语言朴实，文字生动，从不单为在形式上追求那种所谓的杂文“味”，更不照搬鲁迅时代的曲笔、隐喻。而是在发扬鲁迅战斗传统、革命精神的大前提下，注重文章的说理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阅而不烦，没有矫揉造作之感。总之，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 都表现出了自己的鲜明的个性魅力，为步出当代杂文的象牙之塔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历史进入则年代以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阳光的照耀下，在各个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好的杂文阵地，涌现出不少好的杂文劲旅。《中流》杂文专栏的开辟问世，就是倍受读者欢迎的最强劲的一支。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一支思想、作风都过得硬的杂文队。伍，而且有一个思想、作风都过得硬的编辑部。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毛泽东则说：“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这就是说，他们也还不仅有一个忠于党的事业、联系群众的“司令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这个“司令部”中，有忠于党的事业、密切联系群众的“司令官”。据说，他们的主编林默涵、魏巍，不仅经常亲自过问关注杂文专

栏的事，亲自审稿，还亲自写杂文，主持编辑部业务工作的三位

副主编徐非光、麦辛、朱洪及三位特邀编委江波、陈志昂、潘仁山等， 都对杂文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因此可想而知，《中流》的杂文

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一方面有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即以杠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的主观努力，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值得学习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艺繁花似棉，但任

重而道远。当前，在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势力紧密配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的任务也还十分繁重。人们期望《中流》能更好地发挥中流击水的作用，有更多更好的文章、作品，包括更多更好的杂文作品，出现于读者面前。我深信，

这个愿望是不会落空的。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那么几个人，几条枪。其实不然。他们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他们得到伪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1993 年 2 月 24 日，笔者参加了《中流》杂志创刊 3 周年座谈会。在会

上，笔者亲眼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感人情景：参加座谈会的 200 多人，争相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中间有全国驰名的学者、专家、诗人、作家，也有大学年轻的研究生，有 86 岁高龄的老人，也有 20 几岁的青年人。他们围绕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