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运河”畔的美国梦

罗易斯·吉布斯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妇女。父亲是砖瓦工，母亲是家庭妇女。自己只有高中文化程度，有两个孩子。她说，自己和许许多多美国普通妇女一样，心中的梦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工作的丈夫，然后生几个孩子，再买一所房子。罗易斯结婚以后，她的丈夫有全职工作，是一个化学公司的化验员。在她的第一个孩子一岁的时候，他们家终于买了一所房子，房子外面是白栅栏，后院还有让孩子玩的秋千。罗易斯觉得，她所有的梦都实现了。

罗易斯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是小有名气。显然，靠上面说的这些是不足以让她成名的。故事是从她的儿女频频生病而拉开序幕的。

罗易斯的家乡挨着一条运河，运河有着很好听的名字“爱运河”。那是一个工业城市，人们在家里就常常能闻到化学品的味道。罗易斯曾经认为，这就是经济发达的一种象征，这才使他的丈夫有工作可干，他们家的饭桌上有东西可吃。一岁的儿子搬进新房子时健康活泼，几年住下来却患上了羊癫疯、气喘病、肝病、免疫功能丧失。在新家里罗易斯又怀孕了，哪想到女儿一生下来就患有很严重的血液疾病。

罗易斯开始疑惑：为什么自己的孩子老生病？在化学品公司工作的丈夫拿回家的一些小册子，分明写着化学品是非常安全的。一天，罗易斯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中说“爱运河”附近地下是个垃圾堆。罗易斯终于发现，报道里讲到的化学品可以引起的疾病给她的孩子们都得上了。儿子所上的幼儿园就建在报上所说的垃圾堆上，虽然表面看去，四周是一片原野。

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的罗易斯认为，只要给当地的政府打个电话，他们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谁想到，当地政府官员发现罗易斯只是个教育水平不高的家庭妇女后，给她的回答是：“你不要再关心这件事了，我们会对这件事进行处理。”罗易斯当时也认为，自己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专门研究毒品的学者，怎么去关心运河被污染的问题。但她又想，我的孩子有病，一个母亲，面对自己有病的孩子，能在知道原因了以后不管吗？

不过，对于一个家庭妇女来说，罗易斯又能做什么呢？只有等待。等着有一位比她聪明、比她勇敢、比她有学问的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人，罗易斯没有等来。于是她想自己试一试。她找到了当地的教育委员会，罗易斯怎么也没想到，当她提出应该让孩子们搬离垃圾堆时，教育委员会的人竟然说：“你如果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可以把孩子带回家，你在家里照顾他好了。”

罗易斯心中原有的美国梦破灭了。愤怒的她写了一张声明：“救救孩子！”她相信，那所幼儿园的孩子们的母亲都会在上面签字的。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走到了第一家，轻轻地敲了敲门，但是太轻了，以致于连那家的狗都没听到什么动静，当然也没能有人出来开门。扫兴而归的罗易斯心想，自己只是个家庭妇女，实在做不了这件事。

不久，罗易斯的儿子又因得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医院。在儿子的病床前，着急的罗易斯想：化学公司要对自己孩子的病负责任，她所住的尼亚加拉市和市教育委员会要对自己孩子的病负责任，她自己也要对儿子的病负责任。因为在知道化学品影响孩子的健康时，自己不是怕孩子生病，而是没有勇气去敲响和她有同样遭遇的母亲们的家门。第一扇门，就阻挡了她为儿子的健康而斗争。

儿子出院以后，罗易斯敲响了第一家的门。这回的敲门声足以让这家主人出来开门。而这位母亲也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人来告诉她，面对家园遭到严重污染，自己应该怎么办。

很快她们组织起来了。通过专家们的调查研究表明，需要 2000 万美元才能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而地方官员们做了一个成本效益分析，认为这些母亲所拥有的财产不值 2000 万美元。母亲们更生气了，没有人可以为他们孩子的生命定出一个价钱来。他们的丈夫是工作的，他们按月付了所有应该付的税，他们投票参加选举，有的人每星期还到教堂去做礼拜。可她们的孩子 56

％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很多妇女不能怀孕，怀孕了也成死胎，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疾病。面对这一切政府却以金钱来衡量孩子们的生命。

被逼无奈的母亲们采取了行动，州长走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甚至连要付一千元的筹款宴会也要去参加，她们向人们诉说，州长是怎样不顾孩子们的死活的。母亲们的做法影响了州长的竞选，他终于决定采取一些措施，让已经怀孕的妇女和两岁以下的孩子搬出“爱运河”。这个措施发布以后，在一次州长出席的活动中，州长还没讲话，一群两岁到五岁的孩子就在他的四周坐了一圈，个个仰着头看着州长。罗易斯首先向州长提问：只让两岁以下的孩子搬出“爱运河”，那您是不是让这些孩子都留在“爱运河”等待着死亡呢？当时，很多记者的话筒、镜头就对着州长。尽管州长和他手下的人非常生气，他们当然不情愿拿出那么多钱为这些普通人的健康着想，但是面对母亲和一个个孩子，无奈的州长终于还是做出了“爱运河”附近的居民全部搬迁的决定。

第一批 273 户家庭搬迁后，搬迁工作又被迫停止了。这回，罗易斯带领着母亲们，把用在州长身上的做法又用在了当时的总统卡特身上。在卡特竞选的地方举起了牌子。于是有人问卡特总统：“你准备怎么办？”

环境署的两位官员被派到了“爱运河”。他们一到就指手划脚地说：“现在你们谁怀孕了，我们要得到证实。你们不应该吃自己菜园子里的蔬菜，你们不要到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去，因为有的毒素就聚集在地下室里。儿童不应该在家里的后院里玩。”

为了生存的权利，罗易斯她们把两位环境署的官员作为人质，扣在了一间志愿者的办公室里。然后把电话打到了白宫，要求和卡特总统对话。秘书说，总统在开会，可不可以留话。罗易斯说，那就请转告总统，两名环境署的官员现在被留在了我们那里，直到把我们从我们的家里释放出去为止。

这以后的局势是严峻的，政府动用了联邦调查局的人，甚至持枪的军人把枪口都对准了这些母亲们。而母亲们当时手里的武器只有冰激凌和勺子。在相持的 75 个小时里，罗易斯她们举行了多次新闻发布会，直到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谍：“五天后，我们的问题再得不到解决，就要采取新的行动了。”

当时，谁也不知道妈妈们会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只是有人说：妇女什么都能做。其实，就连罗易斯她们自己也不知道还能采取什么新的行动。她们只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这些普普通通的妇女的举动终于把掌权人吓住了，这场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而发起的环保活动，以罗易斯和她家乡的母亲们的胜利而告终，剩下的700 多户人家在历时三年的斗争后全部搬离了“爱运河”。

现在，罗易斯他们的组织已经和全国 8000 多家环保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她们的办公室里有一句玩笑，如果有两个环保组织同时打来电话，一个头头是男的，一个头头是女的，那就一定要先接女的电话。因为妇女更热情、更有积极性，关心的事情大多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