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最大的大堂及附属建筑

平遥县衙作为我国古代保存至今规模最大的府衙，其大堂的建筑规模也是独一无二的。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5楹厅堂，中间3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

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明代规定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就是仿制皇宫的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的二堂，自成四合院落，而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

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必须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6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

知县除每日上午9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

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1882年，由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被发现。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是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3年，实际是仅有27个月，称为“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

汉民族的儒礼以孝为本，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二堂内的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管稽检狱囚。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的“闻人”充任。

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经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

1724年，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职务补贴”。

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至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人从优，也算是一种激励机制。

二堂外的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科举选官制度的必然产物。清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文化及经济的入侵，官员们经常会遇到外国传教、涉外经济等新问题。特别是清代捐纳制度的盛行，使得一些力不胜任，甚至不学无术之辈，也在金钱的作用下升官主政。“师爷”这一行业应运而生。

因师爷多出自浙江绍兴，故泛称“绍兴师爷”。那里有一些屡试不第而谙熟官场“为官之道”、“场面规矩”，特别是精于钻营、善于交际的读书人，受雇于官府，充当顾问，时称“师爷”，他们还设堂收徒，引荐就业。

穿过二堂就是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5楹，中间3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是书斋和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1619年，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

在清光绪年间的《平遥县志》中，记载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1620年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作为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这里是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至清代，观云楼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建筑后世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经重修完毕。

酂侯庙正殿中间主受祀者，是西汉开国元勋萧何。

平遥县对酂侯萧何的祭祀，其起始年月已无记载。据平遥县衙署旧址现存《创建酂侯庙记》碑文记载，1754年以前，仅有一尊酂侯泥塑像，借祀于署内土地祠中。钱廷镛于1749年来任平遥知县。他在《创建酂侯庙记》之碑文中说：

余于前年首夏既已，允书吏之请，择衙左隙地创建专祠。捐俸倡始，邑之士庶亦无不欢输乐助。经始于壬申之仲夏，落成于是年之季秋，而丹雘涂墍门庭窗牖，于甲戌之春始毕功焉。书吏等请余文为记，以垂永久。

后来，平遥县署中的酂侯庙被修葺一新。

大堂赞政亭的东偏侧有一座小院。据县衙署中现存1827年《重修庙祠碑记》记载：“邑署大堂之东偏，旧有关圣帝君、观音大士、火德真君祠，创建多年，取义无所考证”。“长托庇荫以垂诸不朽。帝君、大士、星君之所以合祀，而我陶壮班之香火至今不绝也。原址正殿3楹，当乾隆五十六年益为5间……迨嘉庆六年，又增修照壁”。

文中可看出该“庙祠”为县署中壮班衙役所奉祀，以求得庇荫保佑。1827年重修时，总纠首是6位壮班头目，即成廷泰、李国忠、闫正廉、姚有义、杨兴顺、冀廷财。

清代平遥县衙署中壮班衙役共计50名，他们是由各里甲轮流派出的青壮年，到县署值年服役，其社会地位有别于被人们鄙弃的皂班、快班衙役。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抢救水火天灾，因此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信仰，他们希冀关圣帝君助他们一臂之力，观音大士护佑他们，火德真君保佑不发生火灾。

在明清时期县级衙署的“三班衙役”中，也有森严的尊卑等级。

碑文中提到当年的照壁仍在，乐楼无存。仅复修庙祠为一进院而已。

土地祠设于衙署之中，供奉土地爷，这反映了我国汉民族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产生的相应的宗教文化。花厅、粮厅都是县署的内务设施。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

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

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

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清代县衙，把司法、行政、财政三权合一。自上而下可以贯通，便于施政，但是长官权力过分集中。吏治不清，官场腐败，与这种统治运转机制也有很大关系。

“一座古县衙，半部官文化”，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平遥县衙在清代在晋商兴盛的百余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任贪官，当地繁盛的商业文明孕育了特有的官场文化。

迈入这座沧桑古衙，随处可见的楹联匾额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当时执政者对官吏的道德操守要求和为官者的自勉，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贯穿着清官情结。

作为古代基层政权的活标本，县衙中的一些建筑饰物上的廉政典故，譬如“公生明、廉生威”官箴、“异地任职”回避制度、“申明亭”、“瘅彰厅”调解民讼和教化民风的功能、清代雍正时期的“养廉银”制度等无不折射出一个时期廉政文化的特有魅力，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

[旁注]

文房四宝　我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这一说法起源于古代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在南唐，“文房四宝”特指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婺源龙尾砚。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则特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和歙砚。

耆老　古代把60岁的老人称为耆，70岁的老人称为老，原指六七十岁的老人。本词源于我国的乡约制度。也称里老、乡老。在明清两代，乡约制度的推行乃始于、并且始终系于老人之役和耆老之设。后人，把德行高尚、受人尊敬的老人称为“耆老”，也泛指老年人。

俸满　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的年限，则依照惯例升调的制度。明代就有关于俸满的记载。《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中，记述了京城的官员以历俸两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3年为俸满，未俸满的人不能升迁。

封印　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中写道，京师的大小官署，依例于每年的12月19日、20日、21日，3天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师爷　既不是官也不是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际上是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和“食客”。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里甲　明代社会基层组织。城市中的里又称坊，近城者则称厢。每里人户为110户。1370年开始在江南个别地区实行。后经户部尚书范敏倡议，推行于全国城乡。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100百户分为10甲，甲设甲首。以里甲为单位编派的徭役称里役或甲役，有正役和杂泛差役两种。

土地爷　简称“土地”，又称“土神”、“福德正神”。传说中掌管一方土地的神仙，住在地下，是神仙中级别最低的。俗话说“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在汉民族的信仰中，“土地爷”为地方守护神。一县之官长领一方水土，自应奉祀土地爷，并设司按期祭拜，以求得神灵保佑。

锡良　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1873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3朝。先后任山西知县、直隶州的知州、候补知府等职。他在山西任职20年，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作风朴实而受到山西百姓的爱戴与感激。

守印大仙　狐仙，又名狐狸精，民间俗称大仙，法力高强，可幻化人形。正道道教衰微后，所谓的“五大仙”被民间百姓供奉。“五大仙”又叫“五大家”或“五显财神”，分别指：狐仙即狐狸、黄仙即黄鼠狼、白仙即刺猬、柳仙即蛇和灰仙即老鼠。

火德真君　火神，是人们信奉的诸神中资格最老的神祇之一。相传，远古时期的燧人氏钻木取火，给人类带来光明。人们为了纪念他，尊他为火神。原始人每年在夏季里祭祀火神。在秦代以前，祭火神就是国家祀典的“七祀”之一。

萧何（约公元前257年～公元前193年），江苏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楚汉战争时，他助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订律令制度，即《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公元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异姓诸侯王。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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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县衙二堂后墙东侧的“除暴安良”匾额，还有一段故事呢！

1880年，蒙古镶蓝旗进士锡良任平遥县知县。1881年冬，平遥县落邑村的古董商人王希闵，在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

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施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1882年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