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唯一设有卷棚的县衙

我国古代各级官署衙门超过20000座，但残存的只有7处，其中县衙仅有3处。叶县县衙在建筑年代、现存规模、古建完好程度等方面在全国同类建筑中均位于前列。

叶县明代县衙不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其规格也比一般的县衙要高。尤其是卷棚的设计，更是独树一帜。

卷棚是源于古代宫殿、庙宇中拜殿的建筑形式，而用于衙门就成了居官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这里的卷棚便是他们高级别官衔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叶县县衙还是我国现存县衙中唯一有卷棚的县衙，特别是卷棚与大堂前檐连接处所采用的“天沟罗锅椽勾连”搭接法，在我国古代木作技术中更是罕见。

在县衙大堂卷棚的匾额上，赫然书写着清末才子于右任手书的“天地正气”。大堂的匾额悬挂着“明镜高悬”。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记载：咸阳宫有方镜，人有疾病用来照之能知病之所在。人有邪心，一照能洞察。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杀有异心者。

卷棚两梢间的楹联为：山色壮金银唯以不贪为宝；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官要不贪，百姓之福。这里面的典故，出自于《左传》。

作为高级别官衔的标准，卷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为官者引以为荣的资本，在叶县县衙悬挂这样的楹联，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在提醒，不管官做得再高，也要严于律己，亲民爱民。唯其如此，才能拉近“官”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与大堂楹联“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正对着的是跪石。这样的设置，一方面申明为官者严格执法、主持公道，若不是这样，愿意接受一切处罚；另一方面则告诫涉案人员要遵守法纪，实话实说，否则天理难容。

肝脑涂地语出汉代刘向的《说苑·复恩》。

重修后的叶县县衙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6848平方米。整座建筑由中轴和东、西两侧副线上的41个单元、153间房屋组成。主体建筑有大堂、二堂、三堂、狱房、厨院、知县宅、大仙祠、虚受堂、思补斋等建筑。

大堂、二堂、三堂，屋面都是兰瓦兽脊。大堂前的卷棚，主体采用天沟罗锅椽勾连搭连接的做法，是我国古代高级别县令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是我国古代建筑的孤品。厨院的主要建筑包括灶房两间、厨房两房、储藏室一间、东西饭堂各3间。

在叶县县衙有一个镇衙之宝，它就是编钟。这套编钟是2600年前春秋中期铸造的，共由8枚缚钟、9枚钮钟和20枚甬钟组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近0.6米，最小的一件通高0.168米，每口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

这套编钟可以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组合式编钟，代表了春秋时期音乐的最高成就。

除了价值连城的编钟外，县衙还存有其他文物300多件，其中包括青铜升鼎、《幽兰赋》碑刻等数十件国家一级文物，而《幽兰赋》碑刻全碑12通，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所书，是最能代表其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叶县县衙的戒石铭，是县衙内唯一的一座碑式官箴。碑高2.1米，宽1.28米，厚0.2米。该碑是后人在修复县衙清理地基时，在发现大堂前甬道正中发现的。

据明嘉靖《叶县志·公署》记载，“戒石亭在仪门内”，而修复的叶县县衙正是1369年所建。作为明代县衙，戒石亭在甬道正中，与史实记载吻合。

“戒石铭”碑正面书“公生明”，3个大字，碑背面则是由北宋著名书法家、曾任叶县县尉的黄庭坚书写的官箴，内容是：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些是为官警句，来自后蜀主孟昶，他自己“骄奢淫逸”，却立志整饬吏治，于是在941年亲撰《令箴》24句：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按史书记载，立戒石铭始于宋代，由宋太祖赵匡胤首先提倡。宋王朝建立以后，赵匡胤总结后蜀不战而败的历史教训，取后蜀主孟昶《戒谕辞》中的4句，令全国各级官员作为诫谕。

宋哲宗也曾御书《戒石铭》赐给各个郡国。至南宋时期，1132年6月，宋高宗颁黄庭坚所书写的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于座右，以为晨夕之戒。从此，黄书《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越来越广泛，成为官场上的名言警句。

至元、明、清时期，戒石铭未有更易，但形式上有所变化。

宋代人将《戒石铭》碑置于座右，明代人则置之于甬道，并在碑阳镌有“戒石”两个大字。至清代前期，人们又将《戒石铭》以碑亭形式移置于大堂正中甬道，“戒石”两字也被“公生明”3字所取代，后又将立石改为牌坊，仍照石刻字样书写铭文。

《戒石铭》的设置，有取古人“刻于盘盂，勤于几杖，居有常念动无过事”之意，是封建皇帝对地方官员申明约束，使其感激自励，远罪迁善的一种手段。立于大堂前，使署内人员于出入之间，特别是审理案件时举目可望，以达到时时自省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这种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碑刻，只是一纸空文。它根本就挡不住一些官员对利益的强烈欲望，虽然历代都有对贪赃枉法者的处罚，可贪赃枉法者依然很多。

在二堂屏门上方有金字大匾“清慎勤”。“清慎勤”出自宋代吕本中，是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亲笔御书，敕令悬挂于全国各府、州、县。为的是匾联互为映衬，时刻警示衙署工作人员，为公应清廉勤勉。此外，还有“清慎勤”出自清康熙皇帝御书一说。

有了明镜高悬、清慎勤，自然就有了三堂匾额“清如镜水”。但这匾额，能照出官员的外在，却很难让他们是否言行合一。一些官员在这样的匾额下看似清正廉明，也表现出爱民如子、不徇私枉法，但背地里却另一副面孔。

衙门楹联用以明志。楹联本是一种文化，但放在县衙里，就成了一种很特别的文化，即政治文化。

明朝皇帝朱元璋非常重视和倡导发扬中国文化，楹联艺术是其中一项，他倡导楹联艺术，开一代风气，对明代乃至其后楹联发展有很大作用，被称为“对联天子”。

衙门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跟风楹联。但其自身的特点，又使衙门楹联有着自己的特色。

无论做得怎样，无论如何贪赃枉法，表面上，古代官员是十分重视在百姓中的口碑的，贪了也喜欢落个“廉洁奉公”的美名。如何获得这样的美誉？借助楹联这种独特的文化来表白自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晏子春秋·杂下》中指出，廉洁是当官执政的根本大事，“居官之所侍者在廉”，由于历朝重视，清正廉洁逐渐演变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并作为道德范畴为人们广泛接受。统治者为了达到安邦兴国的目的，都十分重视这样一种道德文化教化人的功能。

叶县县衙的大门楹联为：天听民听天视民视；人溺己溺人饥己饥。

此联是由清代官吏欧阳霖所做。当时欧阳霖做这副对联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既然做了百姓的父母官，就要关心百姓痛痒疾苦，就要光明磊落，敢负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应该说，欧阳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按叶县有关记载，欧阳霖在任6年，办义学、修县署、定八景、纂县志，为叶县做了不少好事。

此外，在虚受堂和思补斋也都有楹联。这两个处所是知县在受到上级表扬时面对荣誉进行反思的地方，又紧邻接待地方名流乡绅的场所。

叶县县衙所有的建筑前的匾额、楹联以其语言精练、内涵丰富而令人赞不绝口。三堂两侧廊柱上有一副醒目而特殊的楹联：“今古今古今今古，古今古今古古今”，以有限的两个字的变化来开启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仿佛世界上一切可气、可怒、可恨的情绪都随着这有限的两个字而融化了，多了一分恬淡和平和。

[旁注]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我国古代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共35卷。汉朝以后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既是一部战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学名著，相传由左丘明著。

编钟　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孟昶　晋朝尚书仆射，孟昶和二刘、何无忌等配合武陵王、毛璩平息桓玄篡位，官至尚书仆射。孟昶是品行高尚、守节尽忠的正直名臣，有很高的社会威望。

《晏子春秋》又名晏子使楚，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名婴。《晏子春秋》共8卷，全部由短篇故事组成。这部书多侧面地记叙了晏婴的言行和政治活动，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品格。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奏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他的作品主要特色是叙事简约，理论畅达。

宋哲宗（1076年～1110年），赵煦，北宋第七位皇帝，是前任皇帝宋神宗的第六子，原名佣，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立他为太子，元丰八年，神宗死，赵煦登基为皇帝，是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在位15年，享年24岁。

康熙（1654年～1722年），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熙两字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他8周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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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堂中间的楹联“今古今古今今古；古今古今古古今。”不仅颇具哲理意味又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据说，这副对联原本已经遗失，后人所知此联是因叶县的一位老先生。

据说，在20世纪初期，老先生只有12岁，当时跟随身为秀才的爷爷去县衙见知县。当时他亲眼见过这副楹联，爷爷硬是让他背了下来。

这副楹联究竟是谁的手笔？现已难查证，翻看叶县历代职官简表，仅老先生来到县衙的民国年间，叶县就有两任县官，一任是邓良才，一任是秦起忠，但即使是这两人，是否就是他们的手笔？是否是前任的手笔？因无确凿记载，后人已很难说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