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与判断

一、演讲要求判断恰当

判断是演讲中表达思想或情感的基本形式之一。人们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常常要对某种事物或思想观点表示肯定或否定，这种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就是判断。

判断是概念的有机联系，是概念的发展。概念只反映单个思维对象，而判断则能沟通概念间的联系，确定不同思维对象间的关系。例如，“群众”、“真正的”和“英雄”是三个概念，分别表示不同的思维对象。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判断，则确定了这三者的联系，它断定“群众”具有“真正的英雄”这样一种性质。

判断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判断都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其二是判断或真或假。概念是以词或词组来表达的，而判断则依存于语句。判断是语句的思想内容，语句是判断的语言形式。判断只有通过语句才能表达，但并非任何语句都表达判断。判定一个语句是否表达判断，首先看它是不是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其次看它是不是有真或有假。有肯定或否定，有真或有假的语句才表达判断，否则不表达判断。例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句子， 它有所肯定，其断定符合对象的实际，是真的，因此，它是判断。“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这个句子，它有所否定，其断定不符合客观实际，是假的， 因此，它也是判断。“群众是什么？”这个句子既无肯定也无否定，既不真也不假，因而它不是判断。

演讲离不开判断，因为判断是组成推理的基本要素。没有判断也就没有推理。在演讲中，随时都会遇到需要作出判断的情况，随时都要运用判断。演讲者必须正确了解和掌握各种判断形式，在演讲中根据实际需要作出恰当的判断。

所谓判断恰当，必须根据演讲的具体内容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真实而准确的判断就是恰当的判断。有时候，恰当的判断是真实而准确的， 有时候，恰当的判断是真实而不准确的，甚至有的时候，判断明显不真实， 但很恰当。这一切都要以演讲的内容和时空环境为依据。凡用来反映认识客观现实的判断，其恰当性要求真实而准确。例如：“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个判断真实准确，而且恰当。如果针对具体目的，为解决具体任务而运用的判断，其恰当性就不一定要求真实，更不一定要求准确。例如，郭沫若的演讲《科学的春天》的结尾：“‘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短短的几句话，感情炽烈，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容。演讲者先引用诗句描绘春天美景，进而连用两个判断，指出这个春天的特有内涵，最后用一句虽然是祈使但实际是有所断定的句子，显得十分恰当有力。如果我们硬要追问“春天何以能拥抱”时，那就未免过于迂腐了。可见，演讲者用来表达判断的语句，必须与演讲的主题和语境相吻合。

事实上，同一判断可以用不同语句来表达，各种不同类型的判断又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演讲者要善于根据判断的内容和思维形式来作出恰当的断定，选择恰当的语句。比如，运用全称或特称判断，可准确地断定事物的范围。在汉语里通常用“所有⋯⋯都是⋯⋯”、“凡⋯⋯都是⋯⋯” 来表达。运用关系判断，可准确地表达事物的关系，在汉语里通常用“大于”、

“长于”、“相等”⋯⋯来表示。运用假言判断，可以正确地表达事物之间条件关系，在汉语中常用“如果⋯⋯就⋯⋯”、“只有⋯⋯才⋯⋯”等来表达。运用同一素材的性质判断其间的真假对当关系，可以判断某种思想的真假对错，并藉以驳斥错误。如此等等。总之，要根据演讲的实际需要作出恰当的断定。如果断定的思维形式错误，不符合判断对象的实际，就必然损害演讲的表情达意。例如：演讲词《美是军人》中有这样一段：

展开漫长的历史画卷，不难发现，其中最不可缺少、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为了阶级、民族的利益而驰骋疆场、马革裹尸的军人。倘若把历史比作艳丽的天空，他们便是点缀天空光芒四射的繁星；倘若把历史比作美丽的大地，他们便是大地上巍巍高耸的群峰。

这段演讲中，包含了两个假言判断：“倘若把历史比作艳丽的天空，他们便是点缀天空光芒四射的繁星”；“倘若把历史比作美丽的大地，他们便是大地上巍巍高耸的群峰”。演讲者以天空的繁星和大地的群峰作比，正确运用了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形式，恰当地表达了对革命军人的热情赞美。只要有前件“把历史比作艳丽的天空”、“把历史比作美丽的大地”出现，就必然导致后件“他们是点缀天空光芒四射的繁星”、“是大地上巍巍高耸的群峰”的结果。如果把这两个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换成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或其他判断形式，显然就不恰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