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书院引领书院文化

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有儒家文化，其代表为书院文化。

唐肃宗时，邺侯李泌赐隐于南岳烟霞峰下读书论道，居处藏书极为丰富。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写道：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

可见李泌藏书之多。

李泌少年聪慧，7岁能写文章，时人称他为“奇童”，后得到唐肃宗信任，“愿以客从”，参议国事。后退隐衡山。唐肃宗赐给他隐士衣服，并替他修了房子。他在南岳除了好神仙道术外，还好读书。

后来，李泌之子李繁担任随州刺史时，为纪念其父李泌就在南岳衡山李泌的隐居之所成立了南岳书院，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

后来在唐代时，还修建了有南岳书院、韦宙书院、卢潘书院等，开一时之风气。

到了宋代，建的有文定书院、赵季西书院、南轩书院等；明朝时在南岳衡山修建的书院更多，名噪一时的有集贤书院甘泉书院、白沙书院、东廊书院、会灵精舍、藏山堂、宝善山房、白云书院等。

由于衡山书院的兴盛，也引动了一大批儒学大家齐聚衡山，宋明理学大师胡安国父子、朱熹、张拭、湛若水、邹守益等，都曾来衡山创办书院或讲学著述。

四方学子闻风奔赴，其师设、诸学子谨宋师承，历代相传，使这里的书院盛久不衰，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特色的理学流派——“湖湘学派”。

创建于926年的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唯一由官府兴办的“公学”。那时长沙一带的读书人以自学为主，州考学生成绩优秀的录取湘西书院，特别优秀的方可入岳麓精舍，时人称为“三学”。由县到州乃至岳麓书院的学制等级，实质上已初具高等教育的规模。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张拭在书院当山长或讲学多年，其时四方求学者云集达千人之众。有诗句描述当时学院的盛况：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由于岳麓书院蜚声九州四海，故有人曾把它与孔子讲学的地方相提并论，称之为“潇洒诛泗”。

到了明代，王阳明、邹守益、湛甘泉、蒋信、尹台、王宗沐等又先后在衡山文定书院、甘泉书院讲学，于是宋、明“理学”、“心学”在这里得到较大发展。

紫云峰下的文定书院和甘泉书院，在我国文化教育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明末王夫之则集其大成，批判朱、王两种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高举朴素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大旗，影响后世，极其深远。所以，清末谭嗣同赞誉其为：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到了清朝时，当时的人们同样看重衡山书院的建设。代曾国藩在其《重修文定书院记》中曾说：

天下书字，楚为盛；楚之收院，衡为盛。

南岳儒家文化其代表为书院文化。自古以来，南岳衡山多书院学宫，据记载，衡山七十二峰书院最盛时多达30多所。其中有岳麓、石鼓、邺侯、卢潘、韦宙、清献、文定、集贤、甘泉、白沙、东廊等18所是全国影响的著名书院。

南岳衡山不仅书院、学官兴盛，而且自古为学者盘恒之地，诗仙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欧阳修、范成大、徐霞客、王夫之、魏源、谭嗣同、黄庭坚、何绍基等名家，都同南岳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之中有的遗诗抒怀，有的勒石传后，至今留下了大量文人学士的墨迹。

衡山全山有各种书体、各个流派的摩崖石刻375处，素有江南“碑林之母”著称。南岳衡山碑文具有一大二奇三绝的特点。如半云庵的“福”字，长7米宽4米，成为衡山一大勒石奇观。天柱峰上的“南天柱石”，每个字有两米多高，离1500米之远就可望见。

南台寺附近的“寿”字，足有零点七米见方，半山亭的“佛”字足有1.3米见方，水帘洞的40多处石刻，成为南岳的石刻群，岣嵝峰、禹王殿前重达七千千克的禹王碑，77字的蝌蚪文，字体离奇古怪，成为一大难解的文字之谜。

岳麓峰上的“麓字碑”系唐代大书家李邕所作，因碑文笔力劲秀，词有华詹，神刀桌技，叹为三绝，素有“三绝碑”之称。

历代文人学士还为南岳衡山留下了3700多首千古传诵的咏岳诗词、90篇名人游记，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地方风物、名人轶事等，这些都是南岳衡山优秀的传统文化见证。

宋以后，衡山道教渐呈衰降趋势，知名道士甚少。相应地宋代衡山许多宫观，因年久失修，渐渐荒废。

南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上引《湘中记》写道：

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轸宿，铨德钧物，应度玑衡，故名衡山。下踞离宫，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宅其阳，故曰南岳。

清人魏源在《衡岳吟》中也说：

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岳独如飞。

衡山位于湖南中部衡山县。由于气候条件较其他四岳为好，处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奇花异草，四时放香，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而又有“南岳独秀”的美称。

历元至明清，由于朝廷对道教实行抑制政策，使道教的发展受到遏制，衡山的道教更加衰落。衡山原有宫观，仅南岳庙、黄庭观、九仙观数处得到修葺，李元度在《南岳志》中的记述了南岳道教的兴衰：南岳道观，自晋初即有栖真观、南岳观，以后各代多有兴建，唐代最盛，多至28所。红墙碧瓦，绿树浓荫，名山小筑，风物极佳。可见道教在南岳衡山一时之盛。

此时，文人与道家往来唱和，也构成南岳道教文化的一大特点。唐代诗人储光羲、崔涂、张乔、鲍溶、李群玉、王元等诗人都有诗寄南岳道人或道观。道士中不少文化教养较高，玄学修养较深的人，也纷纷著书立说。

如南北朝刘宋时徐灵期即著有《衡山记》，是第一部纪述南岳的专著。其后唐末道士李冲昭著《南岳小录》，宋陈田夫著《南岳总胜集》，明李常庚撰《琐碎录》等。

后来明代的王夫之在《南岳赋》中记载了南岳佛家在当时的发展盛况：

其蠖伏而鸾举也，盖不给于更数。

光参帝网，威震毒鼓。

位栋君臣，更兼宾主。

俨华藏之庄严，尚何论于双树。

广济寺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广济寺原名清淳寺，据《南岳志》记载：寺院是在1597年开始建造的。创建者是明代一个有名的僧人，名叫无碍和尚。

这无碍和尚原在南如寺为僧，他从河南信阳来南岳出家修行，30余年来，口啖苦菜，不食五谷。他在继承了豆儿佛和尚的衣钵后，来到祝融峰上的狮子岩打坐。

一天，忽然看见毗卢洞有一尊古佛放射出五彩的华光，他就在那里盖了一座茅庵，住了下来，后来创建寺院。不久，寺院倒毁。

到了1658年，无碍和尚的弟子竺庵和尚应南岳名士豪绅的邀请，于是从江西返回南岳，重新结茅庵于祖塔下，于是“法鼓声腾，名山为之一振”。

他取佛法广济众生之意，将寺名改为广济寺，并于1659年秋，伐木造殿。后来竺庵和尚的弟子龙山和尚和智犁和尚又筹资兴建，断断续续经过59年，终于在1718年竣工，才成为人们看到的规模。

到了清朝末期，日本僧人梅晓曾向南台寺《大藏经》一部。后来，也有不少日本曹洞、天台等宗的僧徒访问南岳，来南台寺、福严寺礼祖寻根。

南岳历代僧寺约有150座，可见其盛。南岳衡山寺庙林立，大有72峰峦僧占多之慨。《南岳赋》中写道：

金碧璀璨，安堵穹崇。

比岫联香，接宇闻钟。

花雨成蹊，白云在封。

可见南岳僧寺建筑的那种崇楼叠阁，富丽堂皇。它们的建筑艺术与绮丽的山川相结合，也同样溶入南岳所特有的文化里。

[旁注]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唐朝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昌黎先生集》、等。

儒学　即儒家学说，是我国文化的主脉，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我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理学　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后来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的蜀学、二程兄弟的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其哲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实体，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战略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南北朝　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包含宋、齐、梁、陈四朝；北朝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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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书院也是衡山上的一大书院，始建于810年的唐朝，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978年，衡州名士李宽在石鼓山寻真观旁结庐读书，宋太宗赵匡义赐名“石鼓书院”。

997年，邑人李士真拓展其院，作为衡州学者讲学之所。1035年，朝廷赐额“石鼓书院”，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

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敬业堂、合江亭，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