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法国大革命I

由梯也尔和米涅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①，又由其后十年中出版的两部著作继续向前推进。这两部著作在性质和倾向性上都是极不相同的。第一部是比歇②同他的学生鲁一道编写的巨著《议会史》③。比歇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同他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曾参加和退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派。他曾发展了一个由天主教义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奇特的思想体系，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文明的最高级的成果。既然平等是基督教所提倡的，那么，一切妨碍其实现的东西都应除掉。有了这种设想的人自然会颂扬雅各宾派和恐怖主义者。他认为大革命中最纯洁的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但他的有益工作被“热月政变”所打断。这部著作中不仅包括国民议会的辩论记录，而且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市府）的议事录以及审判记录、报纸、小册子的摘录，因而一出版就立即同《箴言报》并列为不可缺少的权威著作。

德罗兹①对于如何解释和评判法国大革命则作了更加严肃认真的努力。他在青年时期曾加入莱茵河方面军中作战，而于 1811 年开始埋首于一生中的主要工作。他编写了《路易十六在可能避免或控制革命的几年的统治史》。这部书的书名即已宣布该书所持观点。书中歌颂拉利·托朗达尔、马鲁埃②及英国学派的其他君主立宪主义者；作者认为他们在 1789 年 9 月所提建议之遭受拒绝，标志着从理性到热狂的决定性的转变。“人们能够控制革命的时机是短暂的。现在这种时机已经过去。神也感到厌倦了”。附录（实为第三卷） 叙述米拉波在使王朝同革命势力和解方面所作的尝试。“直到制宪议会结束之前，还存在着控制运动的可能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可能性”。米涅在他

的出色的《颂辞》里曾反驳这一论点：1789 年的错误或甚至米拉波的死亡， 已使和平过渡成为不可能。米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这部富有思想性的著作并不会因它所主张的关键时刻的理论遭到否定而失掉其价值与意义。

1847 年有三种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书开始出版。它们既不同于比歇的著作，也不同于梯也尔、米涅与德罗兹的著作。这后三人是君主立宪主义者， 而拉马丁、米什莱和路易·布朗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这三个人全都希望推翻国王。诗人拉马丁用不吉祥的话说，“法国感到厌倦了”（La France s ’

① 见阿克顿著《法国大革命讲演集》附录；保罗·雅内著《法国大革命的哲学》，1897 年，第四版；汤普森著《罗伯斯庇尔传》（1935 年版），第 I 卷导论；克莱尔·布林顿著《大革命的十年》；古奇著《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载 1951 年出版的《玛丽亚·特雷萨及其他论文》）；科班著《法国大革命的起因》，

（英国）历史协会 1946 年版；以及保罗·法默著：《法国回顾其革命的根源》，1944 年版。——原注

② 见弗林特著《历史哲学》，第七章。——原注

③ 全名《法国革命议会史》（HistoireParlementairedela RévolutionFran-caise）共四十卷，1834—1838 年。—

—谭注

① 见米涅著《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二卷。——原注

② 拉利·托朗达尔是属于以拉法夷脱为首的“宪政派”的议员。他曾提议仿照英国创立由国王任命并可世袭的上院，由此得到了“仿英派”的名号。1789 年 9 月 10 日此派提出的施行两院制的议案被否决。马鲁埃属于制宪议会中以穆尼埃（Mounier）为首的“王政派”。——谭注

ennuie）。路易·菲利普的登位与覆亡，几乎同样都是由于历史家的工作所致。在这三个人的著作中，拉马丁的著作①具有最露骨的政治性。他的诗句， 原是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的，因而对于这项新工作，他也未曾认真地作过准备。他认为只要知道主要的情节就够了，他想象力能补足其他的东西。虽然他这部书的标题是《吉伦特党史》，但事实上它讲的是革命的历史，叙述到“热月政变”为止。坐下来写历史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比他具备的历史家条件更少的。他更动日期，略去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并杜撰故事。他象米什莱一样企图写一幕复活的场面，但没有像米什莱那样作精心准备。他本性仁慈，对于暴行从来不给予直接的赞扬，但他最主要目的是颂扬革命。他发现自己接近于吉伦特党，尤其是接近于韦尼奥②；因而他美化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以光彩夺目的颜色来描绘想象中的“最后的晚餐”。在他们垮台以后， 他把他的忠诚转向罗伯斯庇尔——卢梭的弟子，几乎是一个新耶稣。但是， 只是在描写夏洛特·科代③ 时，他才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他全部的怜悯心与辩才。关于她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而拉马丁知道得更少，但她的历史占了半卷篇幅。作者以大量想象故事来补充少数事实。“杀人天使”的故事，可与米什莱对贞德的描写并列为法国散文中的最高成就；但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传奇故事。

在前两卷出版的那天，拉马丁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今天我以我的命运， 我作为文人的名声与我的政治前途作了孤注一掷。我赢了。出版人告诉我说， 这样的成功是从来没有过的”。批评家摇头，而排印工人却几乎来不及供应需要。这个快乐的作者写道，“妇女和青年都赞成我，我可以不理睬其余的人”。他问大仲马，对于他为什么能获得这样的胜利他怎样看法。这位小说家回答道，“因为你把历史提高到小说的水平”。这个称颂是对一本历史书的最严厉的谴责。它是戏剧、小说、政治——唯独不是历史。托克维尔经过与拉马丁共事之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不诚实的人，也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完全轻视事实的人。“说他轻视事实，还不对。他无视事实，达到根本不去考虑它的程度”①。当第二共和国来而复去， 当他作为政治家的短暂荣誉也成为过去时，他这部著作的声誉也很快地消沉下去了。内特蒙②公布了一篇复文，在其中的 113 页里充满着史实方面的差错。作者在黯淡的晚年回顾过去，对于书中的若干段落表示遗憾，并看到他的教导的危险性。但是已经太晚了。这部最无价值而最雄辩的书已经起了它的作用。君主立宪国已由第二帝国接替了。

路易·布朗③的叙述则认真得多。作者在七月王朝的早期即以一个共和主

① 参阅德夏内尔著《拉马丁传》，第 II 卷，第 XXI 章，1893 年版，和朱尔·西蒙著《四幅画像》，1895 年版。——原注

② 韦尼奥（Vergniaud，1753—1793 年）——法国吉伦特党首脑之一，以擅长演说知名。1793 年 10 月被处决。——译者

③ 夏洛特·科代是吉伦特党的同情者，于 1792 年 7 月 13 日暗杀马拉的青年女子。——谭注

① 见他的《回忆录》，第 164—165 页，1893 年版。——原注

② 见他所著《关于吉伦特党的批判性研究》，1848 年版；比较比雷所著《吉伦特党的传说》，1882 年版。

——原注

③ 关于路易·布朗，还缺少一部详细的传记。在斯皮勒的《消逝了的人物》第Ⅰ卷（1886 年版）中，有一篇事略。——原注

义的新闻家而成名，在路易·菲利普的第一个十年统治结束时，他出版了《法国历史的十年》①。这部包括五卷的雄辩的社会主义宣传品，在全欧为人们所传诵，这部著作在为 1848 年革命作准备方面所作的贡献，除《吉伦特党史》外，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重大。书中将国王描写为过去了的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被描写为利欲熏心的混合的怪物。另一方面，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利的来源，却没有丝毫的权利。“一切理论，除了最简单而又最高贵的理论，即博爱的理论外，很快都会受到审判。在博爱的理论得到实行之前，我们不应失望”。他的第二部著作②同样也是一个宣传的工具。“我是由拥护波旁王朝的父母养育的，因而革命的恐怖是使我感到不安的第一个强烈情感。但通过学习，我学会了尊敬革命中发生的伟大事件和革命中出现的伟大人物”。谁也不能确定革命是从何日开始的。“所有的民族都在促成革命方面出了力。法国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来完成人类的事业，这是它的光荣。所有过去的叛乱都汇合起来，象百川汇海那样，融合于一条洪流之中”。历史是运用权威、个人主义与博爱精神诸原则的纪录与结果。权威的统治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一直通行无阻。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个人主义时代。前者导致压迫，后者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由胡斯与再洗礼教徒预示，由山岳党人第一次明确宣布的博爱，才能导致自由。革命是一个表明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的名词。一种运动是从伏尔泰开始，并由制宪议会代表的；它是资产阶级追求个人主义利益的运动。另一种从卢梭的学说产生出来，而为“热月政变”所打断的运动， 是以博爱为基础的。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有必要进行另一次革命。

路易·布朗以暗淡的色彩来描绘旧制度的末期，但他并不十分佩服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米拉波集伟大与卑鄙于一身；他虽不属于贵族阶层，但被宫廷所收买。吉伦特党是纯个人主义者，是伏尔泰的后嗣，无效能而虚浮。马拉，一种新权力，即新闻行业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残暴的怪物。另一方面， 雅各宾党人却只是由于情势所迫才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革命发怒了，让我们来为它叹息吧；但我们也要记住那数以千计不必要的令人激怒的事”。“九月大屠杀”并不是预先策划的。当时，谣传在监狱中有反叛阴谋，而外国军队距首都只有几天的行程了。“很容易理解当时巴黎是怎样像中了魔似的陷入如醉如狂的状态里”。这种残暴行动虽然是令人厌恶的，但它并不是为了私利。处死国王虽然并非不公正，却是一个特大错误。革命者的任务是要消灭君主政治思想，断头台反而抬高了它，使它变得高贵了。路易·布朗著作的后几卷既是对恐怖政治的一种温和的谴责，也是对罗伯斯庇尔的颂歌。“恐怖行动不是一种制度。它是由于内部情势所迫，很快即武装起来而突然发生的。由于遭受阴谋与叛逆的包围，它常常击倒了无辜者，但它始终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人们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于恐怖行为方面了。“战斗过后，人们把尸体一个个地数过，并把它们鲜血淋淋地陈列在后代面前。至于高尚的精神方面的努力与思想的胜利，只是略为谈到。可是活生生的革命史正是在这里”。雅各宾党人由于必要而进行残杀，为的是保全自己与革命。罗伯斯庇尔希望革命既要保持它的力量，又要减弱它的狂暴性，但他缺少实力。“热月政变”不是解救，而是殉道；它的牺牲者是一个善良而有觉悟的

① 原名《法国革命：十年史，1830—1840》（Révolution francaise：histoirededix ans，1830—40）。——谭注

② 书名《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共十二卷，1847—1862 年。——谭注

热心者，是一个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者，是贫苦人的保护者和有识见的人道主义的使徒。

1862 年，路易·布朗结束第十二卷时宣称，这部书曾是他十八年来生活中的愉快与痛苦。该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肤浅的哲学，也不在于它常常是古怪的论断，而在于它对事件的耐心阐明①。奥拉尔②宣称，“他的方法确实是科学的，因为他从不断然提出没有根据的事实。他书中有些附录，是历史评论的杰作。这部书迄今还是介绍大革命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在他于第二帝国时期流亡英国期间，对克罗克③搜集的巨大小册子汇编进行了研究，开辟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对于原来人们很不了确的旺代反叛，米什莱曾作过一些说明，而现在他第一次对这个事件作了全面的叙述。大多数历史家写到“热月政变”即搁笔，而他一直叙述到国民公会的结束④。他比他的前辈更加注意财政与经济方面的情况。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奥拉尔认为他是写大革命的最公正的历史家这一论断。阿克顿曾谈到的冷冰冰的热情。路易·布朗在结束他的著作时说，“我可怜那些感觉不到我的诚恳的语调和一颗求正义的心的跳动的读者”。我们是能够感到他的诚恳的语调的，但是， 他的心的跳动阻碍了他脑子的运转。他是资产阶级冷酷无情的敌人，是“人民”的坚定的卫士。他评论人物，是以他们属于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两个敌对学派中的哪一派为标准：属于前一派的，取其最坏的特点；属于后一派的， 取其最好的特点。

在米什莱和路易·布朗正忙于撰写他们的革命赞歌的同时，另一个气质很不相同，所受训练也大不一样的人却在考查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 1855 年出版了。据它的作者说，它是一部论著， 而非历史；但它比大多数历史著作更清楚地阐明了大革命的性质，并开创了对革命的科学性探索。托克维尔①出身于诺曼底的贵族。他父亲是个贵族，母亲是马尔塞布②的孙女。因不满意担任法官的生活，他获准到美国去调查它的刑罚方法。而他的真正目的是研究新世界的问题。他的刑罚制度报告虽已被人们遗忘，《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书却成为政治学的最优秀著作之一。他虽然未曾把美国写成典型，但他是羡慕美国的。联邦宪法和最高法院有助于保证分权，而自由所依赖的正是分权制。在旧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中央集权

① 朗弗里在他的《论法国革命》（1857 年版）附录里，严厉地批评这一点。如果想知道德国人的看法，可参阅豪塞尔的《文集》，第 I 卷，1869 年版。——原注

② 见朱里昂的为《法国历史家论著摘要》所写导论中的信，1897 年版。——原注

③ 克罗克（Croker，John Wilson，1780—1857 年），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致力于搜集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文献资料，多达四万八千种。——谭注

④ 国民公会于 1795 年 10 月 26 日结束。——谭注

① 参阅《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信件与遗著》，英译两卷本，1861 年版；《托克维尔与老纳索（Nassau Senior） 的通讯与谈话》，两卷本，1872 年版；波蒙：《略论托克维尔》，1897 年版。下列评论是最好的：米涅著

《新编历史赞歌》，1877 年版；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 III 卷；圣伯夫著《漫谈》，第 XV 卷；舍雷尔，《评论文集》，1863 年版。《回忆录》只叙述他的政治经历。马塞尔著《关于托克维尔的政治论文》， 1910 年版，详细论述作为政治家的托克维尔。J.P 迈耶的著作是有关托克维尔的最近论著的，于 1939 年出版。——原注

② 马尔塞布（Malesherbes，1721—1794 年），路易十六的大臣，曾在国民公会上为路易进行辩护，后被处死。——译者

已经太过份了。民主在开始时是专制政治的敌人，但也象所有其他政治制度那样易于变为专制的。作者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鲁瓦耶·科拉尔对他说，从孟德斯鸠以来再也没有一部书是象他的著作那样成功的。

托克维尔进入了议会，但未能给议院或全国留下深刻印象。“七月王朝” 倾覆后，他担任外交部长，但 1851 年的政变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经过短期禁锢后，回到故乡，继续其研究民主政治的工作。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决心了解并说明革命、帝国和“复辟”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影响。革命本身是这样地丰富多彩，因此没有一个人想到研究它与它所取代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探索地方档案的必要性，于是长期留居图尔，在那里他找到了督察使的全部纪录和通讯。接着他又进行对诺曼底和朗格多克的研究；他阅读最高法院的法令和各教区的纪录，并逐渐摹想出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结构、封建权利的性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

他的研究结果是惊人的。“当我的工作向前进展时，我感到很吃惊的是， 我不时看到我们今天在法国所碰到的一些特征。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原以为是革命中产生的思想感情，发现数以千计我原以为是革命的产生的习惯”。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从旧制度传下来的遗产。法国原来受三个政府管辖：由督察使协助的国王与大臣；封建的权力与司法权；省行政机构。其中，第一个要强有力得多。封建权力虽然是使人讨厌的，但很薄弱；省行政机构，除了在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以外，只保留了很少一点它们原有的权力。在贵族阶层的正在瓦解的前廊后面，他察觉到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器正在逐渐消灭地方生活、社团与领主司法权。第二个结论是：旧制度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可怕。它具有很大的专横性，但很少真正的压迫。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贵族阶层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都已消逝；而正因为那些余留下来的特权所从属的制度已不复存在，它们就更加显得可厌了。“有些好心肠的人力图回复旧制度。但我对旧制度的判断，是根据那些生活在它之下并推翻它的人们的情感作出的。我看出，在革命的全部过程里（尽管它是残暴的），人们对于旧制度的憎恨胜过对其他一切的憎恨，而在最近六十年间的危险变幻中，对旧制度复辟的畏惧，胜过其他一切的畏惧。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不是因为承受不住负担，而是因为法国人对腐败政治越来越不能忍耐。

这部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别人看到说明旧王朝与革命的尖锐矛盾的东西，托克维尔看到的是合理的延续。旧制度进行很大程度的中央集权制； 革命使行政制度进一步中央集权化。旧制度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大部分；革命又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其余部分。两者对于自由都不在意。革命的推动力是平等，而旧王朝在同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里所力求确立的正是法律面前的平等。“革命突然粗暴地终止了过去十代人辛勤经营的工作”。第二卷由于作者的故世而中断。这个改革运动①的开始时期取得了他的钦佩。毫无疑问，“是一个无经验的时代，但是是一个急公好义、热情、雄壮和宏伟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将以羡慕和尊敬的态度来回顾的不朽的时代。”它的缺点是，自由被平等所牺牲。对不平等的仇恨是深刻的，不可消灭的，而对自由的爱则是较近期产生的，而且不那么深刻。两者在革命中相遇，并以在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平等的高尚理想一个时期内煽起法国人心里的火焰。但自由是短暂的，继

① 指 1789 年革命。——谭注

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径直地把法国引向专制主义。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但也不是不自然的，因为人从来没有如此完全地丧失处理事情的理智和能力。于是，这项工作就这样地半途而废了。它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取得了一律化和一体化，但付出了日益集权化的代价。它并未能实现自由。

托克维尔的第二部著作象他的第一部著作那样，受到热烈的欢迎。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他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的第二章，是一次新的警告，一个对国人和世界的告诫的重申。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告诉人们怎样逃脱虐政， 这就是我的两本书的主旨。这样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为了它，我们应不惜牺牲金钱、时间或生命”。他是不受党派关系和党派情感约束的。他抱有“空论家派”的信念，那就是，自由需要一个强有力但不滥用权力的政府； 分权是取得有秩序的自由的秘诀。舍雷尔①宣称，“本世纪的政论家，谁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后代将以他的半身像放在孟德斯鸠的脚下”。如果说他的政论家的地位是稳固的，那么他的历史家的名誉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够接受他关于旧制度以及它同革命的关系的解释吗？圣伯夫指责他，说他对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是不公平的。这个大批评家主张，督察使对人民比某些王族出身的省长要好些；中央集权产生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可敬的帕基埃（他是了解那已消逝了的法国的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提出了有些类似的判断。他宣称，这位历史家夸大了政府的缺点，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因而也夸大了革命的必要性。然而，托克维尔的下列结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不象所设想地那样大以及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加速了旧制度的发展趋向，已成为后来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按照舍雷尔的话来说，他为革命史所完成的，就是地质学家为地球史所做的工作。他打破了政治大变动的理论，而代之以世俗原因起着缓慢作用的原则。

没有人会期待属于天主教和保王派的托克维尔会颂扬革命，但一个共和主义的自由思想家，米什莱的朋友和同道，竟会攻击雅各宾主义，却使人们感到惊愕。吉内①在早年就用他的笔来维护自由。在自由的敌人中间，他把罗马天主教会算作头号敌人。原始基督教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教会现已不忠实于这项原则。此外，它禁锢自由思想这一表现进步的工具，并麻痹它所控制的国家。他在法兰西学士院发表的关于耶稣会徒的讲演，就是宣战书；后来在进一步讲授《基督教与法国革命》的课程中，他称赞宗教改革运动是恢复原始理想的企图，并深深惋惜它在法国的失败。“在近代国家中，唯独法国是在完成宗教革命之前先完成了一次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在建造房屋之前必须先打基础。英国和美国以新教为起点，结果实现了它们的目的；法国以天主教为起点，结果遭到了失败。吉内在他的《法国历史哲学》里，继续对流行的观念进行批判。他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例如， 高卢人是不可能开化的，因而罗马与法兰克的征服是需要的；如果第三等级早一些取得胜利，那就会阻碍法国的必要的统一；法国在长期专制统治之后

① 舍雷尔（Shérer ，H.A.1815—1889 年），法国政治家，文艺评论家，新教激进派神学家。——谭注

① 参阅吉内夫人著《埃德加·吉内传》，两卷本，1888—1889 年版，以及《五十年的友谊：米什莱与吉内》， 1903 年版；希思著《吉内的早期生活与著作》。关于吉内的评价，可参阅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Ⅱ卷；斯皮勒，《消逝了的人物》第Ⅰ卷，和莫诺：《吉内的一百周年纪念》，见《历史评论》第 LXXX Ⅱ卷。吉内所著《我的思想的发展经过》，只叙述到他十七岁时。——原注

需要革命来肯定自由的原则。这种不费力的乐观主义忽视了事情的不利的一面，而吉内所要唤起注意的正是这不利的一面。基佐满意地看到历史前进的结果是如何良好；而吉内想的却是结果本来应该是可以更好的。

吉内的最伟大和保持了最持久的声誉的著作《法国革命论》（1865 年出版），试图解释法国革命的目的，区别它的好坏成分，并指出它失败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失败。这部书是他在流亡时期撰写的，当时没有优良的图书馆可资利用，因而完全不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法国革命论》一书的意义在于反映出作者的个性和他的新奇态度。他平静地宣称，革命作为一次运动来看， 是无需为之辩解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弄明为什么花了这样大的力气却得到这样不相称的结果。“全体人民都叫喊‘不自由毋宁死’，而且是从内心发出的。为什么很懂得怎样死的人却不知道怎样成为自由的人呢？”二十年前， 他在其《基督教与法国革命》里，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革命是从天主教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革命忽略了以新教来取代旧教。第一个情况是它的不幸，第二个情况是它的致命过错。革命不能建造在旧制度的基础之上， 也不能建造在构成旧制度的主要部分之一的宗教基础之上。革命不能依靠卢梭的萨瓦牧师的虚幻的有神论①。“教士法”引起教会的敌视，却不曾毁灭教会。天主教在任何形式下都是不能同新的自由相调协的。另一个过错是采用凶暴手段。处死国王是大错，也是罪行。恐怖分子犯下了双重罪过。他们不仅继续了过去的专制主义，而且培养了未来的专制主义。他们口头上喊着革命，却无休止地进行破坏革命的工作。在处死路易十六后不到八年，拿破仑就占据了至高至上的地位，“教务专约”也签字了；每张书桌上都摆上了《基督教真髓》。专制主义与天主教重登宝座，而解放的事业还有待于重新做起。

吉内的书，是有力量，有辩才的，但它的最具有创造性的论点却站不住脚。他攻击革命的暴力，同时又责备它没有把天主教连根拔掉。对于政治信念，必须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但对于宗教信仰，必须加以粗暴地践踏。他对教会的敌视减弱了他攻击恐怖政治的感人力量；他对于新教未曾在天主教、自然神论与无神论的土地上建立强大的势力表示遗憾，这说明他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家。可是，他对雅各宾主义的攻击，是猛烈而有效的。“我的书中的关键和新意，是为了革命来批评革命”。革命直接导致帝国的恢复、滑铁卢战役和 1851 年政变。革命所犯错误的代价是导致两个世代的专制政治。恐怖政治摧毁了革命而不是摧毁了革命的敌人。该书曾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无疑忠于民主政治的人对革命进行公开的攻击这还是第一次。在第二帝国压制自由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在革命里找到安慰和鼓舞，但现在神殿的帷幕被撕破了。佩拉特①勇敢地接受了这项挑战。“吉内污辱了最纯洁、最忠实的人们；他宣称革命得不偿失，是作了一个愚钝的判断”。他以革命的首领同加力古拉、尼禄与托尔克马达①相比，这是对雅各宾党人和救国委员会的诬蔑。“自由精神通过革命遍传世界，使得暴政再也不可能持久”。另一方面米什莱却对吉内写道，“在你的书中一切都是伟大的、有力的、高尚

① 典出卢梭名著《爱弥尔》。此书有萨瓦省牧师的一篇《信仰自由》。他自称其信仰为自然宗教，承认神的存在，但否定启示与地狱。——谭注

① 见他所著《法国革命与吉内的著作》，1866 年版。——原注

① a.加力古拉（Caligula，37—41 年在位），即盖伊斯凯撒以残暴闻名的罗马皇帝。——谭注 b.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1420—1498 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审判长，以极度残酷著名。——译者

的。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胜利，因为你与我是一个人”。这是表示友谊的声音，因为，他们之间见解的分歧是很深的。米什莱诅咒恐怖政治，把主要责任归之于逃亡者和反革命的势力，而吉内则认为恐怖主义是有意识的、有预谋的罪行而加以痛斥。米什莱欢呼革命大胆地以正义来代替传统的基督教； 而吉内却惋惜没有建立更纯洁的基督教。吉内的书必须部分地理解为射向路易·拿破仑的一支利箭。《箴言报》写道，“该书是对帝国的一篇控诉状”， 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由于革命给路易·拿破仑开放大门而深切不满，因而认识不到革命的成就是何等巨大，革命对很多他自己最珍视的思想的推动力是多么地强有力。

吉内的著作未能增加人们对于事件的了解而莫尔蒂梅-泰尔诺的《恐怖政治史》却开始了对档案的系统研究。他具有温和派自由主义观点。他坦率地接受了 1789 年的原则。“我们是大革命的孩子，我们不应辱骂我们的母亲”。

宫廷的行动是愚蠢的，制宪议会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支持 1789 年的理由也就

是谴责 1792—1793 年的理由。“两种原则——自由与专制——在争夺世界。蛊惑煽动是专制主义的化身之一。反对蛊惑煽动就是反对专制主义”。恐怖政治，不是全民族的工作，而尽管有恐怖政治，法国还是得救了。他宣称， 恐怖政治是随着 1792 年 6 月 20 日民众之闯入杜伊勒里宫而开始的。他的资料非常丰富，这部著作只写了一个年头，还未叙述到革命法庭的建立，就由于他的逝世而中断了。在他的八卷著作里，充满了巴黎各区纪录以及向市府的报告书的撮要，迄今还是必读的参考书。

就在莫尔蒂梅-泰尔诺停笔的地方，瓦隆接着写下去。他本来就以《古代奴隶制史》在学者中间、以《圣路易传》与《贞德传》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赢得了声誉，而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几十年，他才开始研究大革命。坎派敦根据革命法庭审判纪录官方报告，曾于 1866 年出版了有关该法庭的重要著作两卷①。但瓦隆的《革命法庭史》发表了更大数量的新资料，并把该法庭的活动同革命的总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他为我们提供了大审判的全部细节，关于夏洛特·科代、屈斯停、王后、吉伦特派、菲力普·平等②、罗兰、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审判以及最后关于法院成员本身的审判细节；但法庭最骇人听闻的特色是惩处年轻的人和卑微的人。瓦隆的最后著作③涉及恐怖时期司法行政问题的另一方面。“革命法庭”是对付巴黎城的；“议会特使”是对付外省的。虽然他们压制了很多地方上的流弊，但他们是暴政的可怕的工具，他们之中有些人的无能和野蛮残暴是一样地突出。后来在他们的全部通讯出版后，即可看出，瓦隆对他们的犯罪活动的强调是正确的，但他对他们组织国防方面的努力却未能完全公正地对待。

就在这些历史家考查大革命的政治方面的时候，龚古尔兄弟一次试图研究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历史。他们关于革命与督政府的著作①使当时的生活与思想、道德与娱乐、气氛与色彩重新显现。他们的资料来源有报纸、小册子、

① 书名：《巴黎的革命法庭》（Le Tribunal R6volutionnaire de Paris）。——谭注

② 菲力普·平等系路易·菲力普之父，大革命初期改名“平等”。——谭注

③ 书名：《恐怖时代，法国革命史的批判性研究》（La Terreur，Etudes Critiquessur l'histoire de laR6volution Francaise）二卷，1881 年。——谭注

① 书名《督政府时代，法国社会史》（Histoire de la soci6t6 francaise pendantle Directoire），1855 年。—— 谭注

传单、漫画，这些资料揭示了社会的深刻混乱与道德的急剧堕落。阿道夫·施密特的研究则更加认真。他虽是德国人，但以法文来陈述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他根据警察向内政部长的报告编写的《法国革命概览》使我们接触到民众的生活。我们好像听见了民众的谈话，知道了巴黎妇女所想的是什么。他还说明了经济状况的影响、贫富间的矛盾、指券②对物价所产生的作用、饥荒、罪行的增加、社会主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