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法国的中世纪时代和旧制度Ⅰ

对法国中世纪史的兴趣是由梯叶里和巴兰特、基佐和米什莱所鼓起，但对这段法国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却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献学院①。建立一所学院， 由学者训练年轻学生的设想是在 1820 年由德·热朗多提出的，而在 1821 年， 王家颁发了一项敕令，同意这项建议，以“协助铭文院的工作”。当时有十二个学生参加，但这个机构不久即解散。1829 年它恢复后，境遇不断好转， 还创办了一种杂志。《未刊文献》的大部分编辑和《法国文学史》的大部分撰稿就是从它的校友中物色来的。多姆·里韦所编的《法国文学史》于 1763

年编到第十二卷，叙述到 1167 年，但当时由于对该项工作缺乏兴趣而未再接续进行，直到拿破仑时才得恢复。当勒克勒尔②接替多努担任主编后，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在编到 14 世纪时，他概述了该世纪的文学与科学、政治与社会

状况作为导论；这是仿效多姆·里韦为 12 世纪部分和多努为 13 世纪部分撰写导论的榜样。勒克勒尔不但大部分自己动手撰稿，而且训练像勒南和奥罗这样有才干的年轻学者来协助他的艰巨工作。

在 1820—1850 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比盖拉德①所编写的有关中世纪的著作具有更持久的声誉。他是古文献学院的最早学生之一，后来又是该学校的教师和主任。他的终生事业，是编辑各大修道院的契据，而《修道院长欧密农的地产登记簿》一书②为他赢得了全欧声誉。该书叙述查理大帝时代普雷的圣泽曼修道院各大庄园的详细情况，并揭示了阶级的关系和占用土地的方法。此书包罗极广的《导论》是法国学术研究上的光辉成就之一。盖拉德追述从日耳曼人入侵时期起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成长以及人口和土地的状况。他否定了高卢是由于法兰克入侵者才得以开化并复兴这种论点；他严厉指责这些入侵者。他把采邑制度追溯到罗马立法，并主张，直到加洛林帝国崩溃为止罗马的社会和行政制度的结构，一直存在。1896 年，《导论》以编写本形式重印。它同基佐的“演讲”一样，都是 19 世纪前半期对早期法国的研究所作的最重大贡献。

基什拉③是较年轻的一代中最出色的中世纪史专家之一；他走出米什莱的课堂后又在古文献学院学习了更严格的方法。古文献学院承担了创办杂志的工作④主要是由于他的建议；后来他就担任了该杂志的第一任编辑。他深受米什莱关于贞德的描写的感动，因而收集关于她受审的资料。继附有大量附注与说明的五卷资料集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女英雄的简短而出色的论

① 参阅《古文献学院手册，1821—1891 年》，1891 年版。——原注

② 参阅勒南在《历史与旅行杂记》（1878 年版）中为他的老师所作引人入胜的素描。——原注

① 参阅韦利：《盖拉德略传》，1855 年版。——原注

② 欧密农于 811—822 年间任巴黎附近的圣泽曼修道院院长。在他指示下编撰的地产登记簿（Polyptique）， 是有关当时教会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惜多散佚，仅有部分册页传世。——谭注

③ 参阅刊载在他所著《考古学与历史杂记》的书首（卷Ⅰ，1855 年版）的短文，以及吉里于法国《历史评论》（第 XVⅡ卷）发表的评传。——原注

④ 指《考古评论》（Revuearch’eologique ）杂志。——谭注

著①；而整个著作提供了怎样批判他使用中世纪史资料的典范。他同时还是中世纪考古学的创始人。1847 年，古文献学院专门为他设立了法国考古学讲座，而他的讲学给人以极不寻常的印象。他关于法国的古迹和古物的知识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学术界急切地等待他写出一本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而米什莱（对他来说，编写文学作品是不费力的）也力促他这位老门徒这样作， 但没有成功。可是，基什拉的权威并没有因为他未曾写出洋洋大观的论著而降低②。

1882 年基什拉死后，法国中世纪史专家的首位传给了利奥波尔·德利斯尔③；他是古文献学院的老校友，也是盖拉德的学生和朋友。1852 年，他被委派到帝国图书馆的手稿部工作，并于 1874 年成为该部主任。六十年当中， 他的出版物如潮水般地不断涌现。由于他在古文学、文书学与批判方法方面是非常高明的，他阐明了法国中世纪时代的各个部分。虽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他保管的文献编目，并出版这些目录，但他也为《文学史》撰稿并偶然写作专论，其中包括他关于 13 世纪诺曼底农民的著名论文。虽然公众只知其名，但全世界的学者都敬重他。他编辑的腓力·奥古斯都的法令和加斯科涅的羊皮书①还被年轻的一代看成是典范。在他八十岁寿辰时，各国学者都向他表示敬意，同时人们还编出了他的著作目录。1905 年他被粗暴地免职，但他在尚蒂伊的文献宝库②里找到了避难所。在他八十三岁时，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为亨利二世同法国有关的特许状汇编所写长篇《导论》。

下面谈谈几个约在第三共和国创立时期开始写作的学者。受过魏茨训练，本人又是墨洛温朝资料专家的加布里尔·莫诺③，于 1876 年创办了《历史评论》，这是使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永远感激不尽的事情。在它的主要撰稿人中有莫利尼埃④他的第一个成就是修订本尼迪特派修士所编巨著，《朗格多克通史》。他增补了大量新文献，这位编辑的长篇附录构成了该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这部著作，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都是研究中世纪史者的必要工具。他在古文献学院的讲课（他原来是该校学生）构成了他有关法国中世纪史资料的著作的基础⑤。这些著作由于它们的精确性和完备性而成为无价的财宝。导论部分（占据了第五卷的大部篇幅，是作者的最后著作）既简洁而又精辟地综述了法国历史的编纂、评论和讲授的演变。几乎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吉里⑥的研究成果。受过古文献学院教育的吉里，把注意力转向城

① 资料集名：《贞德案之判决与昭雪》（Procèsdecondemnationetdereha-bitationdeJeanne d’Arc ），1841—1849 年。专著名：《贞德新传略》（Apercusnou- veauxsur l’histoire de Jeanne d’Arc ），1850 年。——谭注

② 奎谢拉的《考古学与历史杂文》（M élanges d’archéologieet d’histoire ）2 卷于 1885—1886 年出版。——译者

③ 参阅《季刊评论》，1911 年 4 月号，和蒲尔的颂辞，见《不列颠科学院议事录》，1911 年。——原注

① 中世纪的加斯科涅公国，濒临大西洋，一度成为英国领地，英法百年战争后并入法国。德利尔编订的羊皮书乃该公国的文书档案。——谭注

② 尚蒂伊在今法国瓦兹省，有中世纪古城堡，藏有珍贵的手稿、绘画等。——谭注

③ 参阅《历史评论》第 110 卷上所登哀启。——原注

④ 同上书，第 85 卷。——原注

⑤ 书名《法兰西历史资料；从起源至 1494 年意大利战争》（Lessourcesdel’histoiredeFrance ：Originesanxguerres de l’Italic ，1494），六卷，1901—1906 年。——谭注

⑥ 参阅《历史评论》第 LXXⅡ卷。——原注

市公社的研究，更正了梯叶里关于城市制度起源与发展的意见①。他认识到情况是变化无穷的，因此他小心地避免把国王或领主说成是城市自由的一贯保护人或敌人；他关于圣奥梅尔与卢昂的专著②，是研究的典范。吉里在高等学术学校（由杜律伊于 1868 年创立）和在古文献学院讲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无可补尝的损失，是朱里昂·哈斐特③的早死。他曾发现，有一批被研究墨洛温时代的历史家当作根据的文献是伪造的。

19 世纪后半期，在法国中世纪史专家中最突出但并非立论最严谨的是菲斯泰尔·德·古朗治④。他是第一批雅典法国学校的学生。在他的《古代城邦》获得非凡成功后，他热中于探索古典世界与条顿世界之间的联系。他的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司法的论文（1871 年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表明了他思想的趋向。1872 年，他四十二岁时，他在同一个杂志上放了一炮。他宣称， 第 5 世纪日耳曼人的入侵对于法国的历史、宗教、风俗、政府或社会结构没有直接的影响。蛮族所带来的，除了混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们的来临只是有利于那已在萌芽的封建制度的发展。近代贵族阶层是以领地分封制作为基础，而这种制度是在种族差别消灭后，才得以兴起的。1875 年，他出版了他的《古代法国制度史》第一卷，准备在第二卷中论述封建制度，第三卷中论述王室与三级会议，第四卷论述绝对君主制。但那迎面而来的批评风暴，使他深信，他必须先把基础打好，然后再建造他的房屋。于是，他开始了那项占用了他整个余生的心血的宏大工作。以前，他是陈述结论，而不是证明他的结论。现在，他想要充分阐述他的证据，使每一章都成为一篇论文。这部扩大的著作论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日耳曼族的入侵、墨洛温朝的制度和领地。第五、六两卷在他死时尚未完成，后来由他的最卓越的学生卡米耶·朱里昂编辑出版。这两卷论述的是封建诸侯以及加洛林王朝的机构和制度。

斐斯特尔以水晶般的清晰和特殊的力量来陈述他的观点。高卢很容易地被罗马所降服，并且从未反叛过，因为罗马具有较高的文明。但到了第 4 世纪，在中等阶级陷入贫困状态，中央权力开始崩溃的同时，强有力的贵族阶层成长起来了。于是权力转入既不能作战又不能统治的大地主手里。就在这时，由于旧日耳曼制度的破裂，以及一般来说由于缺乏固定的习惯与思想法兰克人开始入侵。法兰克人没有带来他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带。他们的制度，象聚贝尔曾经主张的那样，是从罗马得来的。入侵不是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高卢—罗马人既没有被降为农奴，也没有被看作劣等人。国王们都是罗马皇帝的后嗣，他们完全摹仿他们

① 吉里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为《中世纪城市公社的解放》（■macipation desvill-es，lesCommunes，la bourgeoisie）。——谭注

② 两部专著为：《圣奥梅尔城》（■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Omer），1877；《卢昂的创建》（Les ■

tablissementdeRouen）二卷，1883 年。——谭注

③ 参阅他兄弟路易为他所写，载于他的《全集》第Ⅰ卷（1896 年版）最前面的传略。——原注

④ 参阅吉罗著《斐斯特尔·德·古朗治传》，1896 年版；图尔纳—奥蒙著《斐斯特尔·德·古朗治传》， 1931 年版；索勒尔著《略传与画象》，1909 年版；赫伯特·费希尔在《英国历史评论》1890 年 1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摩诺的刊载在《历史评论》第 XLI 卷上的文章。朱班维尔在他的《编写历史的两种方法》（1896 年版）中猛烈地在攻击他。克尔在德国《历史杂志》第 LXXI 卷中发表的文章，是德国人贬抑他的文章中之范本。——原注

先辈的方式，对法兰克人和高卢人同样进行绝对统治，但很少有真正的改变。城市没有受到骚扰，赋税也只有微小的变动。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大体上是“东罗马帝国”的延续。他宣称，日耳曼派的学者们忽视了罗马统治的印记， 而带着民族偏见来认辨条顿统治的痕迹。他认为，庄园在农业上的特征，在帝国统治时期即已存在，而在墨洛温朝时代则更加显而易见。但是，入侵本身所产生的变化虽很少，重大的转变却接踵而来。在财产的组织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封建主义兴起了；在实行采邑制（beneficium）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占有财产的方法。这种封地的办法不是由法律建立的，而是在私人间形成的，而社会也由于自由人常常为了取得庇护结成相互依存关系而有所改变。就这样，贵族阶层成长起来，并由于加洛林朝的衰败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兰克人并不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但他们促进了这种变化并赋与它以某些新的特征。例如，法兰克高卢的司法制度是日耳曼的；又如委身制

（comitatus）的存在有利于封建关系的增长。他宣称，“我既是日耳曼派， 又是罗马派，或者说，两者都不是”。

批评者使得斐斯特尔详尽阐述他的方法。他宣称，为了一天的综合，他需要几年的分析。所有他的著作都是根据他的《方法论》写出来的。他认为， 对于一切关于历史的看法，即使那些最普遍地为人们承认的看法，都必须以怀疑态度来对待。历史家在进行工作时，不仅一定要有预先的假设，而且一定不要有工作中的假设。第二个步骤是直接阅读原文。别的学者的研究可能是有用处的，但很容易引导研究者走入歧途。历史科学是对文献的解释；为此，只要有无偏见的头脑和精通原文的本领就够了。其次，历史家必须要象当时的人而不是象近代人那样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的读者永远不应知道他是个共和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是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派。他必须说明事实，但不应企图判断它们的价值或发现它们的根本原因。种族、气候、神意仅仅是历史王国里的筹码而不是它的通货。他不同意一个民族的命运是预先注定的这个观念。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变化，我们解释一种社会状态怎样转化到另一种状态；但是，再往前一步，就超过了历史与推测之间的界线了。

这种对目的的严格限制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把精力集中于一个资料非常稀少，一个人的脑力即能掌握的时代的原始资料上，因此他轻易地掌握了他研究课题范围内的资料，而他对罗马史的熟悉又是一个有利的前提。他夸口说，只有他一个人读过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 10 世纪的每一种拉丁原文书。他的批评者大多力避同他短兵相接，因为他一向是备好一段段的原文来作炮弹的。他在围绕一个中心论点组合事实方面，具有一种几乎是独特的本领。此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字艺术家，虽然他认为对他文体的称赞，有点象是对他的科学的非难。他的学生和作传者吉罗谈到他演讲时说， “他的讲话具有一种几何学的严格性。它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口才，真的，是数学家的口才；抽象而不枯燥，形象少而公式多。感情不会被打动，心不会被迷住，但理解力却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他的著作具有玉石雕琢工的精确性。他开发出研究的新矿脉；对于接触到的东西他未有不给予阐明的。

他的方法的缺点同它的优点是一样地明显。他的笛卡儿式的怀疑态度常常使他一开始就对流行的观念抱着偏见。莫诺遗憾地说，“他喜欢一种高贵的孤立，而且只有在对一件事情有了不同于前辈的看法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掌握住它了”。他经常说，“我是盖拉德的学生”，而盖拉德是他真正尊重的唯一学者。其次，他过低估计了获得真实情况的困难。他相信，历史是一

种客观的科学，他的奥秘，我们可以使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来探索。他相信，收集、解释并比较全部原文，就一定可以得到没有争执的结论。有一天，他对着一群热烈欢迎他的听众说，“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他认为，他的研究结果与己无关，因而觉得批评的意见好象一种渎神行为。一些有学识的学者的不同意见从来没有使他改变过他的信念——他不仅已获得了真理，而且真理是容易获得的。可是，我们在开始解释原文之前必须确定它们是真实可靠的。朱班维尔写道， “斐斯特尔没有对文书学的最起码的概念。大批墨洛温朝的特许状，是由热罗姆·维尼埃尔在 17 世纪时伪造的；当哈斐特指出他所引用的若干文献是赝品时，也回答道，假特许状和真特许状差不多是同样有用的，因为伪造者抄下了规章”。但是，即使资料是真实的，他对资料的处理方法也是有问题的。摩诺指出，有一次他对同一原文作了三种不同的解释。其次，他忘了，解释原文和术语需懂得法学概念这一点。他未能认识到，原文给我们的启发是有限的，很长的时间和成堆的问题都是无法知道的。布伦纳遗憾他说，由于他只是研究有限的一段时期与时代，他还常常误解了资料；克尔则宣称，他对于日耳曼法典从来不能正确估价。

斐斯特尔真的象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毫无个人成见吗？批评者们曾暗示过在他取得结论的日期同结论本身之间的关系。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前哨站；他在那里的工作，使他对于法德关系问题特别感兴趣，而他于 1870 年战争爆发时写了一本关于法国对亚尔萨斯的主权问题的小册子。战争过后，他又撰述了一篇尖刻的文章，论述德意志历史家的方法；他严厉地指责他们为了民族和王朝的偏见而牺牲真理。他抱怨他说，在半个世纪时期当中，法国历史家一直在称颂德意志，他们以塔西佗所描写的德意志人的纯洁来同高卢人的腐败相对照，并欢呼法兰克人的入侵，说它是一股纯洁和清新的空气。他们指责查理八世的侵入意大利和路易十四的野心。保皇党历史家们轻视 19 世纪；共和派历史家们诽谤旧制度。但是德意志历史家则不然，他们是一支有组织的爱国者队伍，对于他们来说科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歌颂祖国。“我们将继续宣扬学问是没有祖国的。但我们今天是在战争时代；研究工作几乎不可能再保持过去的平静态度。难道为了保卫自己，我们应该受到指责吗？”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写了这一段话的历史家，很可能在讨论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早期关系时有一种下意识的偏见；但从他 1870 年以前的讲课手稿来看，那时他的主要论点已经确立了。另一种批评意见是由于他把个人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引起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里，几乎只有一次承认过人的个性，那就是，草率地提到后期墨洛温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他的兴趣在于制度而不在于生活方面。他作为教师的声誊是稳固的，但他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到处被无保留的接受的。他的建筑没有布伦纳的大厦坚固； 布伦纳在他的著作①里追述了早期日耳曼人社会与法律的发展。

对于法国中世纪的制度，人们一直在热切地进行研究，但他们所研究的， 大部分是斐斯特尔所描写的时期以后的时期。弗拉什在《古代法国的起源》里，探究从加洛林朝灭亡后的无政府状态产生出来的封建制度（或他喜欢称呼的领主制度）的成长。他宣称，在这个时期以前，有领主而没有封臣。他同斐斯特尔一样，认为法国很少受到条顿族的影响，但从克尔特族所受到的

① 布伦纳的有关著作为《德国法律史》（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共二卷，1887—1892 年。——谭注

影响却很多，同时他也象斐斯特尔那样，不是一个很可靠的向导。弗拉什的主要目的是叙述各个阶级的成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吕谢尔则探索直到腓力·奥古斯都之死亡为止的早期卡佩王朝的制度①。他根据多种特许状证明这些制度在本质上是绝对专制的。费迪南·洛特②与阿尔方底③探索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夏朗东④探索西西里的诺曼王国；皮科⑤探索法国三级会议的早期历史。保罗·维奥莱特⑥就法国制度的演变作了出色的概述。有些不是政治历史家的学者对于中世纪时代作出为人们欢迎的解释。奥罗探究经院哲学的演进；儒尔丹考查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勒南分析美男子腓力时代的政论家。珀蒂·德·朱勒维尔等人的集体著作①总结了文学史。戈蒂埃与保罗·迈尔则探索有关骑士制的史诗和传奇故事，并把它们写成为通俗读物。研究法国中世纪史而超出政治历史领域以外的学者当中，最著名的是加斯东·帕里斯②， 他在 1872 年接替了他父亲在法国学院的位置。他关于查理大帝的传说的博士论文，成为最优秀的著作，而由于他编辑了一些传奇故事集，又为《文学史》撰稿和编写文学概览，他成为几个世代的研究者的向导。加斯东·帕里斯， 这位法国的拉赫曼，还丰富了迪埃兹所创立的拉丁语系语言学并赋予它以生气。他对于这种语言发展的年代顺序，了解得非常精确，他只要知道了一本著作的编号日期，就能使抄录者更动了的地方恢复原状。但是，上述所有论著都已由拉维斯等人的集体著作《法国通史》③所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