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法国浪漫主义学派Ⅰ

法国革命在历史研究方面如同在教会和国家方面一样，形成了同传统的决裂。①雅各宾派把过去看作肮脏的地牢，人类精神刚刚从那里逃出，见到了阳光。国民议会下令在芬多姆广场上焚毁有关法国贵族的文件，孔多塞发表了一篇适应当时情况的谈话，他说，“今天，理性焚毁了表明一个等级的虚荣的无数卷册。其它残余还留在各公私图书馆里。它们必须一起毁灭。”在全国各地，契据文件在钟声的伴奏下被投入火焰里，群众在“共和国万岁” 的呼声中舞蹈。②

百年来使法国成为历史研究中心的两个研究集团③，被扫除掉了。在本尼迪特派修士中已产生不出象马比荣和蒙福孔那样有才智的学者，但他们还是完成了踏实和忠诚的工作。1790 年，多姆·布里阿尔①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尽管时局混乱，多姆·克莱芒还是编写完了《年代考证法》的最后几页②，但所有这个僧团的其他工作都一起停下来了。他接着说，“多姆·克莱芒虽已年高，身体还很康强。但他对局势和我们同样地感觉苦闷。”三年后， 他即去世，因而这一集团即告结束。各个科学院也遭受了与这个僧团相同的命运，但因为它们除了是由王家创立的以外，同“旧制度”没有什么别的关系，所以它们能够在改变了形式后很快地恢复起来。在“恐怖时期”过去后， 成立了一个叫做科学院的新机构，其中设有科学、文学与艺术各部以及一所新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科学院邀请多姆·布里阿尔继续布凯的编年史汇编③ 工作，对这个工作，他原已花过多年工夫。1801 年，这个编者写道：“我几乎是单独地完成了第十三卷；当我把这本书交给他们时，他们看到了利用本尼迪特修士的重大意义。现在，他们正在计划继续十字军历史家著作的汇编、

《基督教高卢》及其它著作。目前，这些事业还只是计划而已，但它们证明我们已稍稍摆脱我们所陷入的野蛮状态。”

执政府早期的诺言，是带有欺骗性的；法国进入了一个严厉的专制主义时期，其不利于历史研究并不亚于革命的大动乱时期。法兰西学士院仍然存

① 为了了解 19 世纪法国历史研究的概况，可参阅蒂埃诺：《关于历史研究的报告》，1867 年版；C.朱里昂为《法国历史家论著摘要所作导论》，1897 年版；阿尔方：《百年来的法国历史学》，1914 年版；莫罗：

《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1935 年版；拉拉：《十九世纪的历史家》，1947 年版。——原注

② 参阅戴波瓦：《革命的汪达尔主义》，1868 年版，和拉波德：《革命与帝国时期的法国档案》，1867 年版。——原注

③ 古奇所指的两个研究集团：第一是本尼迪特派，以圣莫尔教团的圣泽芒修道院为中心，培养了马比荣和蒙福孔这样的大学者。其次是耶稣会教士团体，其代表人物有阿杜昂等。17 世纪中，冉森教徒的皮尔-罗雅尔派崛起，形成另一个中心。他们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搜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编纂大型的历史著作。——谭注

① 见《法国历史学会：通告与文件》（1884 年）中所载多姆·布里阿尔（DomBrial）的《两封信》——原注（多姆为对僧侣的尊称。——译者）

② 此书于 1790 年完成，为摆脱教会编年法，创立近代年代学奠定了基础。——谭注

③ 书名：《高卢暨法兰西历史文献汇编》（RecuildeshistoriensdcsGaulesetdelaFrance），共二十四卷，1738—1904年。——谭注

在①，但历史教授们认为从古代世界选择讲题较为妥当。在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勒诺瓦②建立了国家博物馆。旧制度倾覆后，成批艺术珍品被当作专制与迷信时代的象征而被销毁；但正当革命的汪达尔主义③达到高峰的时候， 勒诺瓦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他把许多遭受毁灭威胁的文献抢入小奥古斯丁修道院内。博物馆经过馆长的精心布置后，对历史产生了比对艺术还要大的影响。这些文献原来分散在许多教堂里，未曾受到重视，但在集中一处， 并按年代顺序排列之后，就引起了注意。

在执政府末年，拿破仑撤消了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设立了古代史与文学部，而近代与中世纪史在这里却没有地位。拿破仑称帝后，他对历史研究效用的概念似乎有了改变。1806 年，他利用耶拿战役后的几周闲暇时间，口授了两项很长的备忘录④。他提出应设立一所大学或将法兰西学士院扩大；在那里应设罗马、希腊、拜占廷、法国、英国和美国历史讲座。另外还应开办专题讲课，其中包括从罗马到执政府时期的立法史和法国战争艺术发展史。“有一部分历史是不能从书本里学到的，那就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一向存在着当代人出生前五十年的空白时期。”教授们应该知道直到他们讲授时为止的一切事情。“人们常常说，历史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好久才能编写；我不以为然。人们写一年前的事情能够同写百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更容易写得确切，因为读者可以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作出判断。”大学应具有完全实用的性质。“我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宗教史，而是需要事实的历史。”这个在芬肯施泰因城堡设想的宏伟计划，仍然只是一个理想，而且的确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国当时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即使可以找到这样的学者，皇帝也会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官吏。凡是天真地接受了委任的学者，必然会发觉自己象关在镀金的鸟笼里一样。

仅只在一年以后，那种应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1808 年，替皇后管理图书的哈尔马神父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编写维利和埃诺的著作。内政大臣回答说，政府还有更重要的事业需要鼓励。皇帝闻悉这个答复后，口授了下列备忘录①：“我不同意内政大臣所发表的原则，继续维利和埃诺著作②的编写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确定续编这部著作的精神。我已命令警务大臣监督米洛③著作的续编工作。我希望两位大臣为续编维利和埃诺著作的工作作好安排。这项工作不但必须委托给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而且必须委托给能够按照真实情况叙述事实，把读者引导到 1808 年，以

① 参阅莫诺，《法兰西学院的历史讲座》，载〔法国〕《历史评论》第 10 卷。——原注

② 参阅库拉若：《亚历山大·勒诺瓦》，2 卷，1878—1886 年版以及发表在〔法国〕《历史评论》第 30

卷中的文章。——原注

③ 汪达尔。汪达尔，古日耳曼人之一支，以破坏文化著称。汪达尔主义意为故意破坏文化、艺术的行为。

——译者

④ 参阅《拿破仑书信集》，第 25 卷，第 102—110 页以及勒弗朗所著《法兰西学院史》，1893 年版。—— 原注

① 参阅《拿破仑书信集》，第 16 卷，第 489—491 页和梅莱：《法国文学概览，1800—1815 年》，第Ⅱ卷，

1883 年版。——原注

② 维利，P.F.（1709—1759 年），18 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谭注

③ 米洛（Millot，1726—1785 年），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史：从克洛维到路易十五时代》（1767—1769 年版）。——译者

提供正确教导的可以信赖的人。字字句句都必须表明罗马教廷的影响和华洛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能；必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和‘十六区’①大屠杀那样的笔法来描绘 9 月大屠杀和革命的恐怖。必须说明过去不断出现财政紊乱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僭越行为和行政工作之失去常规，使读者在读到当代时，感到如释重负。当这部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成的著作出现后，不会有人再有重做这个工作的愿望或耐心，特别是当他从警务部方面得到的远不是鼓励而是阻挠的时候。”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备忘录说明了帝国时期历史学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历史属警务大臣管辖。米洛神父的《法国史》中有一卷被取缔，理由是它包含有损害法国陆军荣誉的东西。一本关于贝利萨留②的戏剧被禁演，唯恐它会使人联想到莫罗③的命运；另一出关于亨利四世的戏剧也被禁演，因为使人忆起法王宝座上最得民心的君主，是不合心意的事。

在历史研究领域内，拿破仑的唯一功绩是指派多努④管理全国档案一事。当时整批文献的销毁曾引起反响，因而在 1794 年组成了一个有学问的詹森派

教徒，卡米领导的委员会。在 1789 年前，据估计约有一万处档案保藏所；而在巴黎一地就有四百处。当时政府下令，将文献集中并保藏于各郡首府；而指令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1804 年，卡米由多努接替，后者对历史著作具有广博知识并受到普遍尊敬。他虽于早年加入僧侣阶层，却欢迎革命，并接受了《教士法》；可是他一直是个温和派。在督政府时期，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参加设立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执政府成立后，他脱离了政治生活；所以这位受皇帝之托来管理档案的人，是个学者而非政客。虽然他从未被算作帝国的公开拥护者，但拿破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求助。当帝国和教廷的冲突迫近时，他被委派编写一本关于教皇世俗权的书。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革命开始时他已经抛弃了他的圣职和他的神学；对于罗马教会他满怀轻蔑情绪。他的论旨是：自 9 世纪以来，教廷一直是欧洲灾难的主要根源。他是同情宗教信仰的，但他强调宣称，教皇世俗权必须取消。这部书是属于皇帝赞赏的一类史书，因为它的目的是为政府在执行政策中提供武器。多努在为科学院继续本尼迪特修士未完成的工作方面用处就更大了。到帝国末期，他在多姆·布里阿尔和甘格内的协助下，重又编写那部中断于 12 世纪的

《文学史》，而且直到他逝世为止都是这项事业的核心人物。

在当时的少数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弗拉桑的《法国外交史》。作者在该书第二版序言里写道，“当拿破仑任第一执政时，他对科学院历史部代表们说，他希望有一部关于法国外交的著作。”弗拉桑接受了委托，于是出

① ‘十六区’（Seize）——指 16 世纪末天主教同盟时期的巴黎十六个区的代表；他们以残暴著称。——译者

② 贝利萨留（Belisarius505？—565 年）东罗马查士丁尼帝的大将，屡立战功。562 年，以谋杀皇帝罪被捕。获释后，穷困而死。——谭注

③ 莫罗（Moreau，Jean-Victor，1763—1813 年），法国名将，屡立战功。1808 年因参与了海外王党潜入法国，图谋复辟的阴谋，被判处流放。——谭注

④ 关于多努的最好论著是盖拉德的《略论多努》，1855 年版。可比较塔扬迪埃，《有关多努传记的文献》， 1841 年版。另外还有一些极好的评论，如：米涅的《略评与回忆》，第Ⅰ卷，1843 年版；圣伯夫在其《现代人物画像》，第Ⅳ卷中的文章；勒克勒尔在《法国文学史》，第 XX 卷中的评述和德萨西的《文学作品杂集》，第Ⅱ卷，（1858 年版）。所有这些作家个人都是同他熟悉的。——原注

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外交的历史。许多文献和条约都是第一次刊印的，但该书的价值完全限于资料方面。它的结尾象皇帝所希望于所有历史著作那样，是一番恭维皇帝的话。弗拉桑写到“大战”开始时住笔，而在他搁笔时，他提请读者注意：法国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这段时期将持续到“由一个天才领导的政权出现为止”。虽然他的颂词已是令人作呕，皇帝还是宣称，他滥用了他的机遇，并谴责他企图泄露政治机器的秘密动力。这样一个统治者是能够委派史官，但不能造就历史家的。

由保皇集团的成员所写的唯一重要著作是达鲁①的《威尼斯史》。他曾为帝国军队筹办军需，伴随皇帝出征，并在法军惨败于莫斯科后，担任陆军大臣。他的编写计划是在 1797 年制定的，而在抢劫亚得里亚海王后②时，获得

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该书各卷在 1815—1819 年迅速地连续出版，在全欧赢得了莫大声誉。此书叙事的语调庄严、平静，但所描绘图景的色彩是暗淡的。威尼斯政府的神秘和严厉的作法，人民的道德败坏都着重地加以描述；整个著作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拿破仑对威尼斯进行干涉时，这个牺牲者完全是罪有应得。达鲁的著作，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爱国的威尼斯人指责他蓄意诋毁“共和国”。他回答说，他在著作里曾热情地称颂威尼斯公民的勇敢、他们的技艺和他们的勤奋。但他最难对付的批评者蒂耶波洛伯爵③宣称，他的最尖锐的攻击根据的全是毫无价值的资料的，他并且出版了两卷纠正该书的著作。达鲁在这些以及其它批评意见的推动下，进行了新的研究工作，并把他的研究成果补进后来各版里。在他的读者当中有流放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荷兰爵士曾把该书给他送去），而他关于共和国的垂死挣扎的意见被刊入第二版内。这部著作保持着它作为威尼斯史权威作品的地位，直到一个时代后罗马宁的更为渊博的叙述取而代之为止。

在拿破仑统治的沉重压抑毫无生机的时期，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打开了情感的源泉，扩大了想象的天地和激发了历史感①。虽然他的知识是不完整的， 他生性不喜欢系统的研究，但他对法国在“复辟时期”复兴历史研究的贡献， 却比任何人都要大。在文学方面，他只不过是继承卢梭和圣皮埃尔②的传统， 而在历史方面，他最重大的成绩是找出研究中世纪的钥匙。他第一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为他更成熟的产品作准备，而在于为后者提供对照。这第一部著作《论革命》是在 1797 年在英国撰写的；它以摆脱敌对党派的陈词烂调为特色。他虽然是贵族和“逃亡者”，却宣称法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又反对革命拥护者的幻想。他的任务是通过对类似骚动的研究，找出法国革命的原因并预测它的后果。他在研究希腊史当中发现近代作战中的大部分标语口号都是古典世界里所熟知的，因而作出结论说，人类的活动是循环不已的。

① 参阅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 9 卷。——原注

② 指威尼斯共和国。——译者

③ 见他所著《对达鲁史书的订正》，1828 年版。——原注

① 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两部最重要著作，有圣伯夫的《帝国时代的夏多勃里昂和他的文人集团》，共 2 卷，

1849 年版，和卡萨尼厄的《夏多勃里昂的政治生活》，1911 年版。比较贝特朗所著《古典时代的结束》，

1897 年版。——原注

② 圣皮埃尔（SaintPierre，Bernardinde，1738—1814 年），小说家，卢梭的信徒，以擅长描绘大自然景色著称。——谭注

法国革命可能会象其它革命那样垮台，而进步可能会再次证明是一种幻想。欧洲似乎确已快要瓦解，因为社会没有宗教，就会衰亡。基督教已被弄得信誉扫地，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的东西。

紧跟着《论革命》一书出版后，作者的宗教信仰有所转变。这个新的夏多勃里昂出现于《基督教真髓》一书里，该书于 1802 年出版。这是在政治、宗教、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件大事。它与“教务专约”同时问世，对于正在引导法国离开 18 世纪传统的潮流给与了无可估量的动力。今天，它的宗教感化力早已消逝；它的学术性是肤浅的，而且现在人们只把它纯粹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但在一百年之前，它被颂扬为维护教义的杰作。他通过一系列图景——基督教的教条和它的传说、它的宗教剧、它的仪式和它的艺术——以光采夺目的颜色表现了基督教的美。但他所做的，还不限于证明基督教是近代文明中的主要因素，他还把它同古代法兰西的光荣联系起来。他从基督教的美谈到它的真。他所要打动的是人们的感情和想象力。这部著作很少历史精神，但它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却是深远不过的。1809 年《殉道者》的出版更加强和扩大了它的影响。罗马人和法兰克人跃然纸上；基督徒的美德给这幅图画蒙上一层柔和的光辉。奥古斯丁·梯叶里于 1840 年对夏多勃里昂所作的赞词，并没有什么夸张之意。“所有在各方面研究这一世纪的人，在他们研究工作的起始时期，都会遇到这个最早的启发者。说到他，没有一个人不可以，象但丁谈到维吉尔那样说：“你是魁首，你是尊长，你是大师”。

夏多勃里昂所推动的力量的成果在米肖的《十字军史》①里第一次表现出来。皇帝准许米肖查阅档案，而他著作的第一卷于 1811 年问世。在 18 世纪人们认为十字军运动只不过是迷信的狂热表现，而米肖则解释十字军运动所由产生的情绪，并使人们记起这个运动所激发的英雄主义。他自己的信仰使他同情于由宗教动机所鼓起的事件，而在设法公平地论述中世纪当中，他找到了另一机会，使自己避而不谈法国革命。他力图表明：人们不仅可以在十字军运动是信仰的表现这一点上，而且可以在它对欧洲文明发展确有助益这一点上为之辩护。因为欧亚两洲的接触减少了无知状态，建立了商业关系， 并导致城市的成长，所以打败东方的侵略者不是纯宗教性的事业。这部书虽然缺少异采与特色，却立即为受过夏多勃里昂教育的公众所欢迎。米肖象达鲁那样，把他的晚年用于修改著作和扩大知识。他出版了一部《有关十字军运动的书目》，在这部书目中，他把一个东方学家为他翻译的资料也收了进去。在他生活的末期，他还出去参观他所写戏剧的场地。这位细心的研究者身上毫无热情的朝拜者的气味；他说，他之所以前往耶路撒冷，不是为了改正他生活上的罪过，而是为了纠正他所编历史中的失误。

正当米肖在研究十字军运动的时候，雷努阿尔①开始探索“浪漫诗人”② 的语言和文学。他以编写关于圣殿骑士团的悲剧而赢得了编剧家的声誉。他把殉道者的光轮加在他们头上，并为了替他们辩护，编辑了有关他们的审判的文献一卷。他搜集了“浪漫诗人”的诗篇，并把它们分成六卷出版；但他

① 参阅米涅的《历史略评与回忆》第Ⅰ卷，《对弗卢朗先生（M.Flourens）的答复》一文，和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 7 卷。——原注

① 参阅米涅，《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Ⅰ卷，和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 5 卷。——原注

② 浪漫诗人（Troubadours）——11 至 13 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

——译者

对形式比对内容更感兴趣。他提出的论点是，罗曼语是拉丁语的唯一产儿， 因而也是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加泰隆语的母亲。可是人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罗曼语是拉丁欧洲语言的长姊，而不是它们的母亲；这座大厦的基石虽然松动了，但雷努阿却鼓起了人们对灿烂的南欧文明的兴趣。

在浪漫诗人诗集出版之前，另外还有一个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更有力量和创见的人，那就是福里尔①。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在兴趣方面没有一个是象他那样地带有国际性的。他是博普、大施勒格尔和科雷②的朋友，巴格森③著作的翻译者、曼佐尼④著作的注释者、荷马诗篇、阿拉伯文和梵文的学者，所以他的头脑像是一个有无数水流注入的水库。他的希腊民歌选集和所附出色的导论，为欧洲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学。到了帝国末期，他开始对南欧文明进行深入研究，而他的余年就用来致力于这项工作。他比雷努阿和所有其他学者更先看到被反阿尔比教派十字军所破坏的文化的优美。在追溯它的起源时，他的研究工作把他带回到希腊的殖民时期。他决定编写几部有关南欧文明的书：第一部把古代高卢同古代通史联系起来；第二部记述法兰克人的入侵和统治；第三部从加洛林王朝倾覆叙述到阿尔比教派战争的结束。在这三部书中，他只写完了第二部；但这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南高卢史》本身是一部包括四卷的，内容充实的著作。他先于斐斯特尔·德·古朗治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入侵者所带来的，除了破坏和混乱外什么也没有。法国南部的抵抗较法国北部有力，因为它的拉丁化程度较强，而所受的攻击却较弱。他着重否认入侵行动使这一罗马行省的腐化的机体得以返老还童的说法。书的开端分别综述了第 5 世纪罗马高卢行省和入侵者的文明。对于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的命运，只在影响到法国南部的范围内加以叙述。贯穿全书的主题是拉丁文化是如何经过几个世纪的野蛮时期而保存下来的。他对美丽的南法满怀热情，却未能认识到北法所完成的工作的价值，而且连查理大帝的重要性也疏漏了。第三部（讲述加洛林帝国分裂后几个世纪的灿烂文明的一部）本来是准备当作全套著作的顶峰的。他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一部分被用于他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普罗旺斯诗歌和但丁两个课程；这些讲稿在他死后由他的友人尤利乌斯·默勒出版。在这些出色的讲稿中，他把文学作为文明的镜子来论述，并阐明“浪漫诗人”圈子里的语言和文学、社会和道德。他的广博学识使他成为那些成长于复辟时期的一代历史家的向导、哲学家和朋友。基佐和库然、梯也尔和米涅都从他的鼓励获益不浅，而奥古斯丁·梯叶里总是不厌其烦地承认他是受益于他这位朋友兼老师的。

另一个在才气和创造性方面较福里尔稍逊色但却远为多产的作家是西斯蒙迪①。他出生于一个基伯林派②家族。这个家族在 16 世纪被逐出意大利：在

① 参阅加刊（Galley）所著《克劳德·福里尔》，1909 年版。——原注

② 科雷（Corais1748—1833 年），法国文学家，语言学家。——谭注

③ 巴格森（Baggessen，Jens Emmanuel，1764—1826 年），丹麦诗人。——译者

④ 曼佐尼（Manzoni，Antonio，1785—1873 年），意大利小说家及诗人。——译者

① 参阅西斯蒙迪：《日记与书信片断》，该书还附有一篇传略性导论，1857 年版。在最佳的评述中有：米涅著：《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 2 卷，1852 年版；圣伯夫：《周一漫谈》第 6 卷；舍雷尔（Scherer）：

《现代文学新论》，1876 年版，和洛梅尼的《现代人物概览》，第 7 卷。——原注

② 基伯林派，中世纪意大利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反对教皇的党派。——谭注

“南特敕令”被废除后，又从法国逃亡到日内瓦。当法国革命波及瑞士，他弃家而逃，避难于托斯卡纳。他的第一部著作《意大利诸共和国史》于 1807 年开始出版。他原来是想研究诸城市组织法的，但不久即看到，要了解这些城市的组织，不仅须对立法而且须对人民的整个生活作概括性的探讨。这样， 他的工作就不知不觉地扩大为叙述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他论题的中心是 12—16 世纪诸共和国的历史。他宣称，要进入这个迷宫，需要有一点线索。从历史上来看，形成民族特性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政府和法律，而不是气候或种族。这一点在意大利比在任何地方都看得更加清楚；它的伟大直接随着它所享有的自由的多少而变化。当它在查理五世统治下失掉自由的时候，它的影响消逝，它的内在力量、商业的活力和艺术的卓越成就也不可复见。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自由，它就不会是伟大的，也不会保持它的伟大性。“它在君主国内同在共和国内一样可以有自由；在城市联盟内的自由并不一定少于一个单独的城市国家。每个统治者和每个公民在上帝和人类面前的责任，是使宪法（无论其形式如何） 能够保证自由。通过它，而且只有通过它，人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暴政只能引起不断的革命。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能从暴政下把自己解救出来，它就会发狂。”历史的效用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教训，因而历史家的责任是提示正当的教训。

作为导论的一卷，引导读者迅速穿过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那些黑暗的世纪；从红胡子腓特烈和伦巴第城市联盟的斗争起叙述开始详细起来。西斯蒙迪是城市联盟的热烈支持者，然而他也感觉到这位皇帝的伟大。的确， 他对自由的热爱，使他以严格而非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由的保护者。在散在全书各处的几章里，他表明各个城邦是多么缺乏自由的理想。因此，朝向专制主义的发展，终于成为无可抗拒的趋势。他慨叹地说，“人民未能保持他们对自由和国家的忠诚的爱，而个人的强烈爱憎却上升了。”当警惕性放松的时候，专制主义乘隙潜入。关于自 1530 年以来的奴役①的悲惨故事，作者用六章的篇幅叙述完毕，而历史教训也就谈完了。弗里曼在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里宣称西斯蒙迪的著作是不朽的，并颂扬它的雄辩、深度和说教的力量。但后来他修正了他的热情赞颂，而宣称该书在资料的编排上有差错。虔诚的曼佐尼，虽然在总的方面称颂这部著作，但抗议他关于教会的论述②；可是没有一个人不为本书的力量所打动。西斯蒙迪在意大利诸共和国历史方面所完成的工作，是同后来格罗特在希腊史方面所做的成就是一样的。

这个历史家在游历巴黎之前，已经达到中年时期。他写信给阿尔巴尼女伯爵说，“如果说一个人一定要爱一个民族，那么，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比法兰西民族更应得到这种爱了。”象本雅明·孔斯当③那样，他对于拿破仑作为民族独立的保卫者和欧洲反动势力的反对者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表示欢迎。在完成《意大利诸共和国史》后，他毅然决定进行一项更加重大的工作。他的《法国史》第一卷于 1821 年出版；第二十九卷，叙述到路易十五的

死亡，于 1842 年在他死后出版。他认为，法国史象意大利史一样，从来未曾很好地编写过。“没有一部近代史能够绝对避免那些‘必要的’谎言，那些

① 1530 年 2 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由教皇加冕为意大利王。——谭注

② 见他所著《驳斥西斯蒙迪对天主教道德原则的攻击》，1836 年版（英译本）。——原注

③ 本雅明·孔斯当（1767—1830 年），法国自由派作家、政论家。——谭注

‘令人钦佩的’沉默；这种谎言和沉默破坏了我们对事件的信任和理解。法国人一向利用历史来确立国王或贵族、最高法院或人民的权利，却从来不去探索错误的原因，以避免它们的重演。我在编写当中绝不为谁寻找遁词或采取偏袒态度。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的绝对权力都等于是毒药。”

西斯蒙迪的论述，是以研究原始资料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依靠别人著作而编写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他希望能取而代之。关于高卢行省的罗马行政制度、日耳曼人入侵的性质、封建制度的结构、城市公社的兴起、商业和工业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他第一次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叙述。他写道，“我知道，我缺少别人所具有的历史家应有的某些特质。我能够在一点上为自己作证，而我相信后辈将肯定我的作证，那就是：我永远追求真实情况，而且不辞劳苦地寻找它。”他不是法国人，所以他更易于使用批判的眼光。然而他的观察却具有严重错误。他同施洛塞尔和罗特克一样，以自己时代的标准来判断过去时代的人和事，并由于缺乏想象力，不能了解别的时代的气氛和观点。在他死前一个月曾写道，“历史家负有一个比传播民族声誉的工作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以道德法则的伟大试金石来判断每一个事件，以及严厉批评残忍、贪婪和叛卖的行为，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但他的公正没有用怜悯或甚至谅解来作调济。这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以自己的标准来权衡历代君主而发现了他们的缺点。这个出身于一个被路易十四驱逐出境的家庭的新教理性主义者家庭的人，他指责天主教僧侣的不容忍、奢侈和世俗化。圣路易①被认为是“唯一能经常以责任感来指导行动的法兰西国王”，可是， 他却是绝对君主政体的创始人。西斯蒙迪对十字军运动中敌对双方的残暴行动发出慨叹。他以强烈的愤怒情绪来描写阿尔比教派战争和犹太人的苦难。他以厌恶的心情叙述华洛瓦王朝的罪恶。而对于象艾蒂安·马塞尔①和洛皮塔尔②这样的先驱者，他是以极其愉快的情绪叙述的。这部著作的第一卷是自由的赞美诗；第二卷是对国王和僧侣扼杀自由的专制主义的控诉状。

这种缺少相对性的态度，逃不脱那些目光更加敏锐的读者。巴兰特③ 指出，“西斯蒙迪的义愤使他个人成了过去时代所有帝王、贵族和主教的敌人。”那个敏锐而又妩媚的批评家德布洛格利公爵夫人写道，“我确信他诚实，因而认为自己公正，但因为他缺少把自己置身于另一时代所必要的想象力，所以，他是脱离动机与情操来看行动的。他对僧侣的憎恶，令人厌倦；他评论休·卡佩就象评论 19 世纪的一个日内瓦行政长官一样。”他对城市国家的热忱同他对统治政权的极度蔑视形成鲜明的对照。凡是有大城市存在的地方， 无论在法国或别处，共和主义精神就很明显。至于公社从君王那里获得自由的说法则是神话。“法国人民以人们一般争取自由的方式，用剑锋为自己争得了他们所享有的东西。”仅仅为了他那僵硬的清教主义，他的著作也不可能取得法国公众的欢迎，而由于文体上的缺陷，它的成功机会更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他的文章缺乏艺术性，而他的叙述又很不生动。那些使得其他作家激动的题材，却引不起他的反应。他冷冰冰地说，贞德的事迹只有在迷信

① 圣路易，即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 年在位。——谭注

① 艾蒂安·马塞尔（？—1358 年），法国爱国者，巴黎商人的领袖。——谭注

② 洛尔塔夫（L’Hopital ，Michaelde，1505—1573 年），1560 年任法国首相，在奥尔良召开三级会议。1562 年法王颁布允许喀尔文教徒在城外作礼拜的敕令。——谭注

③ 这些话系引自巴兰特的《遗作辑》，第Ⅲ卷，1893 年版。——原注

的时代才可能出现。甚至那些赞美他的纯正品质的人们也慨叹地说，他的核心竟是隐藏在这样一个多刺的外壳内。圣奥雷尔写给他的同道历史家巴兰特说，西斯蒙迪从事编写工作的同时，基佐正在对中世纪的法国进行深刻的分析，而米什莱则正在以幻想的华丽色彩使这段法国史放射光芒。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周里，西斯蒙迪写道，“我给与了法国民族以它所未曾有过的东西， 即关于它存在的全部图景。”可是，先驱者的命运就是：帮助他的后继者把自己的著作束之高阁。

一个更加生动的方法是由奥古斯丁·梯叶里①创始的；他使他的同胞相信：过去的时代不是死的；过去时代的人物是同我们一样具有强烈爱憎的人。在法国著作里，很少有比他如何在十五岁时萌生选择历史为专业的想法那段文字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了。他说，“1810 年，当我快要结束在布鲁瓦学院的学业时，一本《殉道者》落到我手中。当时我们大家都争着读这本书；于是讲好大家轮流阅读。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整天呆在家里读它。野蛮战士同文明士兵的戏剧性对照一点点展现，我也越来越受到感动。法兰克人的战歌使我象触电一样。我站起身来，一面在房间里大踏步走来走去，一面喊道‘法拉蒙德，法拉蒙德，我们已在拔剑作战了’。这个热情激荡的时刻，对我选择这个专业或许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甚么事。当我甚至在几年之中都忘了此事。但是，在经过选择职业上不可避免的犹豫之后， 而决定专攻历史的时候，我把这事的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这就是我得益于那位揭开并支配本世纪的天才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情况。”

他在 1840 年所描绘的这幅鲜艳图画，也许渲染得过分了些，但它把梯叶里最初对历史的兴趣追溯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启发，这一点是正确的。“当我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时，对当时人物与事件的观察所产生的欢快心情掺杂上对现代作家的沉郁的恼怒，这些作家歪曲了所描述的事实、把人物画走了样，并使一切事物带着虚假和模糊的色彩。我似乎已经找到我的真正事业——不仅要把中世纪的某些角落照亮，而且要为法国树立起史学改革的旗帜。”本尼迪特派修士曾搜集史实，但不曾了解它们；曾为历史提供资料， 但不曾编写历史。近五十年来的重大事件给了每个人以教训。由于增加了这些经验，才有可能理解很多久已湮没于中世纪的东西，看出编年史上字里行间的意义，使枯骨重生血肉。历史家需要博学、生活知识和想象力；如果他缺少其中一、二或三项的话，他就不可能做这项工作。

梯叶里那部关于诺曼征服的名著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编成的。如果说夏多勃里昂曾激起他少年时期的想象，那么，最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就是司各特了①。“我深深景仰这位伟大的作家，而当我把他对于过去的惊人理解同最著名的历史家的小小博学对照时，这种景仰之心就更加深刻了。我以忘乎所以的热情欢迎《艾凡赫》①的出版。”梯叶里从休谟那里了解到，英国的

① 参阅勒南在《道德与评论文集》的亲切颂辞（1857 年）中；布吕内蒂耶尔发表于《两个世界评论》（1895 年 11 月 15 日）的一百周年纪念讲词；《综合历史评论》，第 13 卷；乔治·瓦伦丁：《奥古斯丁·梯叶里》， 1875 年版，以及 K.J.卡洛尔：《梯叶里历史思想的几个方面》，1951 年版。德朱班维尔所著《两种编写历史的方法：批判博絮埃·梯叶里和库朗热》中有一段对梯叶里的严厉批评。——原注

① 参阅梅格龙所著《浪漫主义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论沃尔特·司各特的影响》一文，1896 年版。——原注

① 《艾凡赫》，司各特著名小说之一，记威尔弗德（艾凡赫骑士）与其义监护的女郎罗文娜及犹太女郎雷

体制所包含的贵族精神多于自由精神。“我突然想到那是从一次征服开始的。”当他继续研究下去时，他发现那些现在由一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显露出种族歧异的迹象，而这些歧异，越向前追溯，就越是明显。在有些国家里， 阶级确实代表了种族；征服者仍然保持其特权等级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把钥匙打开了直到亨利七世登极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之大门。那个时候，英国已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诺曼人的姓氏在乡绅中间仍比在手艺人与商人中间多。这样看来，这部著作表面上是叙述史实，实际上却阐明了一种理论。它的成功是空前的。自从伏尔泰以来，第一次在法国出现了一部具有高度文艺性的历史著作。梯叶里看到一切事物的鲜明色彩和轮廓。他从“那位历史推测大师”司各特学到，过去的情景通过想象力可以重新获得生命。中世纪看起来是呆滞无味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怎样解释它们的文献。但在他手里， 文献不仅记录了事实，而且显示了一个世界。当他年老失明的时候，他有时请求勒南（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协助他作研究工作。勒南作证说，“我每次看到他抓住一个文件，那样敏捷地把它应用于叙述方面，总是感到非常惊讶。一个最小的片断给他显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通过一种起死回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显现在他的想象之中。”在别人发现神意或总的根源在起作用的时候，他却看到活生生的男女的挣扎。历史不再是穿过昏暗的舞台的一列阴影。他在某一章的结尾时强调说，“这些人已死了七百年，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想象，没有什么过去的事情。”

《对英国的征服》①（Conqu e∃te d ’Angleterre）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当法国的最优秀人物正在同波旁王朝的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该书对人民的恳挚同情为它赢来了热诚的欢迎。而且，以一个简单公式来说明几百年的英国历史的方法，给与开始感觉不仅需要广泛的知识，而且需要新的解释的一辈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他的论点却是错误的。他不重视征服的政治影响， 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他强调征服在社会与道德方面的后果，而实际上这种后果是暂时的。他用种族矛盾作为关键来解释哈斯丁斯战役后几个世纪的历史；这不是作者的夸大，而是他的幻想。他把贝克特②捧为被践踏的盎格鲁-萨克森族的保卫者，但他的种族分裂论使他看不到这位大主教的事业只不过是欧洲政教冲突中的一个插曲。在他的序言里，他天真地说道，“我对于被征服者具有一种偏爱。”他是同情群众。布吕内蒂耶尔说他是历史家中最倾向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作家。他，一个浪漫主义派的产儿，想象力多于批判性。他原封不动地使用编年史家的著作。他为了叙述“征服者”的登陆， 采用了《诺曼第人稗史》（Roman de Rou）里的资料③，甚至引述征服者在哈斯丁斯战役前的演说——一篇象修昔底德和李维著作中的讲词那样的修辞习作。

贝卡的爱情故事，穿插以查理一世、罗宾汉、朝圣者、仙女各色人物的活动，情节离奇，画面绚丽。—— 谭注

① 此书全名：《诺曼人征服英国史》（Histoiredela Conqu tedel’Angleterrepar Les Normands ），共三卷，1825 年。——谭注

② 贝克特（Becket，Thomas，1118—1170 年），坎特布里大主教，在反对英王亨利二世削弱教会法庭权力的斗争中遇害。——谭注

③ 《诺曼第人稗史》，即诺曼第人的纪功诗，在 1155—1172 年间由瓦斯（Wace）编写；虽然是根据诺曼第拉丁编年史，但加入了许多插曲和民间传说。——译者

梯叶里在取得他轰动一时的成功后就失明了。夏多勃里昂豪爽地说，“史学界将有它的荷马，而我是他的第一个崇拜者。”尽管遭受到这种可怕的痛苦，他仍继续工作，而他后来的著作在某些方面比以前那些使他获得声誉的著作还要好。《墨洛温王朝时代纪事》所受到的欢迎几乎不亚于《征服》一书。他宣称，认为墨洛温时代是法国史上最混乱而又最枯燥的时期而不去研究它，是错误的：例如，都尔的格雷戈里①就是一个在佛罗莎特出现之前难能可贵的叙述者。民族的生活好象变魔术一样从编年史的尘埃堆里显现出来。他所喜爱的种族矛盾论，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描绘了高卢—罗马文明同法兰克野蛮状态斗争的画景。他看出墨洛温朝帝王同其他统治者是同样富于趣味的。他的清澈的文体和炽烈的同情再没有比在本书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他的艺术本能有时使他忘乎所以。他不能完全摆脱把没有资料根据的润饰加入叙述之中的错误。他揭开了朦胧的墨洛温时代，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系统探索，则有待于更加确切的研究工作。当他在 1840 年以汇编形式出版他的《纪事》时，他又附上了一篇《关于法国史的一些看法》。他着重宣称，这个民族的核心按血缘和法律，按语言和思想来说，应当是属于高卢—罗马的。法兰克人以臣属制度代替了他们入侵时所看到的罗马社会秩序；在北方，条顿族影响几乎抹掉了原来的文化。但在南方，从意大利开始的解放运动，影响了还保留着罗马市政制残余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诞生了自治制度和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情况。它们形成了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又形成了国家。于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文明的增长而下降。

这个历史家在晚年受到基佐所创学派的影响。1836 年，当他被邀请编辑有关公社发展的文献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长篇导论（后来以单行本①出版）是他最成熟的著作。这个研究编年史的学者变成为一个研究城市宪章的学者了。我们很少听到他讲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了，而他也认识到法兰克人征服的显著痕迹到了 10 世纪已经消逝。他概述资产阶级的兴起、重塑法国的古老城市并把三级会议的历史一直叙述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为止。这部书并不是没有错误的。他也持有罗马市政制度历史犹存这种错误的看法。吕谢尔指责他不该使用自由和平等这类现代字眼，并认为他赋予城市的民主精神超过了它们的实际情况。吉利批评他关于行会同城市间关系的理论。但这部著作并不只是城市制度的史纲，它也是作者对法国史的结论性解释。他的论旨是各阶级的逐步上升和贵族屏障的倒塌。他的主要成绩，在于为历史引入一个新的形象，即人民，并把它放在它应占据的画面前景的地位。

阿梅戴·梯叶里②的声誊虽为他兄长名气所掩盖，但当他的著作出现时， 也受到了几乎同样的欢迎。《罗马征服前的高卢人史》企图根据片断的资料编写一篇完整的故事。他主要依靠语言学的帮助来追溯高卢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漂泊和定居。他宣称，他们是勇敢和慷慨的，但缺少联合的天性。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高卢血液，在法国人的血管里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他的另一著作：《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则较少新奇

① 格雷戈里（约公元 538—594 年），都尔城主教，著有《法兰克人史》共十卷，该书译本商务印书馆于

1981 年出版。——谭注

① 书名：《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论》（Essaisurl’histoiredelaformatioet progrès de Tiers état ），1853 年。

——谭注

② 参阅米涅，《新历史赞歌》。——原注

之处。该书是一首罗马统治的颂歌。他认为，高卢在罗马人最初接触他们时是野蛮的，而在罗马人离去时，则变成文明的了。他的著作虽然既不深刻又无批判性，却大大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

浪漫学派的第三个成员是巴兰特①。他和梯叶里一样深受司各特的影响。他相信，对于古老的编年史家，只要了解了他们就会热爱他们，因而他选择了那个由弗雷瓦萨尔、蒙斯特勒莱②和康明所阐明的时代。他的《勃艮第诸公爵史》的开头两卷于 1824 年出版。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没有一本能象《昆丁·达

沃德》一样，在法国引起诺大的兴趣；而巴兰特选择了这部书所阐明的那一世纪。该书的成功完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迪诺公爵夫人对作者说，对于这本书，她是吞噬而非阅读，并说该书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补足的。叙述开始于第一代勃艮第公爵曾参加的普瓦蒂埃战役③，而终止于大胆查理曾参加并阵亡于其中的南锡战役④。因此，该书的题材富于艺术和戏剧的统一性。但它远远超过了勃艮第历史的范围。它也是迪盖克兰⑤和黑太子

⑤、贞德和路易十一出现的舞台。它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在处理资料方面的成功。他的目的是向他的同胞揭示他们在编年史里所拥有的财富；他决定不在编年史和读者之间参加意见。有时，他引用大段的原文；有时，他用有些古老的文笔总结他的资料。他写道，“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历史家或作者，而是事实本身。”序言可以说是解释书名页所引昆蒂良①的格言“编写历史不是为了论证，而是为了叙述”。他断言，大多历史家未能表达他们的资料的意义，因为他们坚持以他们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过去。我们必须使过去的人们复活，然后读者可以作出他所愿意作的结论。“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又有生气的。”他排除了自己著作的痕迹，既不加上判断也不加上感想。对于四百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感想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个声明激起了很多人的批评，其中甚至有为这部书喝采的人。基佐在祝贺他的成功后，补充说，“如果你用不那么绝对的方式来说你所使用的方法，如果你说风格应该随着题目而变更，而你的方法特别适合你所论述的时代，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巴兰特对另一个友好的批评者回答说，他的序言是指某种情况而非一般情况的。“我并不想写下绝对的规则： 这个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别的时代和别的题目。但一个人不应该把互相排斥的东西混在一起。哲学的目的不能同轻松的叙述与对事件的生动描写结合在一起。我想让人们看到，而不是听人家描述 15 世纪的历史。”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是既无生气又不自然的，而现代的研究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编年史

① 参阅基佐：《巴兰特传》，1867 年版，和圣伯夫：《现代人物画像》，第Ⅳ卷。巴兰特的《遗作辑》第Ⅲ卷（1893 年版）中有关于他主要著作的书信。——原注

② 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Enguerrandde1390？—1453），法编年史家，著有《编年史》，记 1400—1444

年间大事。——谭注

③ 736 年西班牙入侵法国南部，为查理·马特尔击败于普瓦蒂埃。——谭注

④ 1477 年 1 月，法王路易十一，在南锡战役中击败了反对他的封建主联盟首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兼并了该公国本部的土地。——谭注

⑤ 迪盖克兰，百年战争时法国将军，以英勇善战著称。黑太子，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之绰号，百年战争时任英军统帅。——谭注

① 昆蒂良（公元 30？—96？年），古罗马修辞学家。——谭注

的复述，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