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Ⅰ

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 年）所著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历久不衰的学术名著。早在 1910 年，古奇为《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即末卷撰写了题为

《历史科学的发展》一章（第二十六章）。尔后，在此基础上，续事增修，撰成此书。这部著作于 1913 年初版问世后，立即博得了欧美史学界的好评。美国史学家肖特韦尔（J.T.Shotwell）誉为“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是对史学也是对文学的贡献”。①欧洲史学名家如德国的迈尔（E.Meyer），英国的屈维廉（G.M.Trevelyan）对作者的渊博知识和所掌握的丰富文献深为折服，给以很高的评价。②古奇亦由此而声誉鹊起，跻身世界第一流史学家的行列。50 年代，作者对本书作了几次全面的补充、修订。新版仍然备受欢迎，有人称之为是“对历史学作出的不朽贡献”。③七十多年来，这部著作不断重印，并被译为西方多种文字和日文，成了研究近代西方史学必不可少的基本读物。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不是一本为初学所编写的教课书，也非通俗读物，而是融会了作者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心得体会。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全书涉及五百多位史学家，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头绪纷繁，范围辽阔。在编纂上，既非严格按照时代顺序，亦非完全依国别、地区进行分类，体裁多样，不拘一格。在叙事上，作者往往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剪裁取舍，纵横驰骋，夹叙夹议，直抒胸臆，为一家之言。对一些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史学家的生平，有的略而不书，有的不具始末，使人难以一目了然，体会要领。为了方便阅读，现在先对此书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然后进行评价。

全书初版二十七章，1952—1958 年增加了介绍近数十年史学新成就的

《导论：近时的历史研究》一章，共二十八章，除第一章《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的史学》外，其余二十六章采取分国叙述与专题介绍相结合的方式，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全属专题范围，而分国之中亦有专题介绍。在二十六章之中，德国占七章半（第二至八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英国六章，法国五章，德国史学所占篇幅为全书四分之一强，居于首位。

德国部分是以兰克学派为中心，上下推溯，左右延衍来开展记述的。第二至五章从近代批判史学的先驱尼布尔和在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为拿破仑战争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介绍了兰克史学的背景。作者认为尼布尔以其对早期罗马史料的考订和对罗马制度、阶级与风俗之起源的研究，“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到一门庄严的独立科学”（第二章）；尼布尔并且是最先重视历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之联系的学者之一。浪漫主义史学最缺乏的是历史考证方法，批判史学恰

① 《美国历史评论》，1913 年 10 月号，书评。

② 关于西方史学界对此书的重要评论，参见 F.Eyck：《G.P.Gooch，HistoryandHistorians》（MacMillan， 1982）第 219—223 页。

③ Fred.L.Hadsel：《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载 S.W.Halperin 主编：

《EssaysinModernEuropeanHistoriography》（TheUniv.ofchicago Press，1970）第 74 页。

恰弥补了这一缺陷。沃尔夫把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古史研究，提出史料必须通过内容和外形的验证的原则。博克搜集希腊铭文，用古代语言来考察希腊文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奥·缪勒第一次用神话学来恢复早期希腊罗马历史。格林的童话研究创立了关于条顿族起源的科学，他的语言研究则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法，以上几人都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历史研究。对德国史学一度发生过影响的法理学的历史学派，把民族生活和国家历史，法律的兴革和民族生活联系起来，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萌芽于反拿破仑斗争时期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这一首创的巨型史料丛刊，不仅推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而且为以批判精神与考订方法整理史料树立了典范。兰克第一次将尼布尔的原则用于研究近代历史，并在其《拉丁和条顿民

族史》中提出了后来成为“客观”、批判史学旗帜的口号——“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他的代表作《教皇史》，把教皇制度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肯定它在中世纪作为欧洲文明的伟大统一因素的作用。此书以其态度“公正”，和批判地处理史料，赢得好评，并为这一学派史学树立了基础。古奇总结兰克在史学上的成就为：他尽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感情区别开来，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论述历史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资料的原则；通过对权威性资料之分析、鉴别、订正，开创了考证的科学；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描绘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使近代欧洲历史更加为人了解。对于兰克史学的缺失，也提出了评议，但认为那些缺失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

兰克之所以蔚为一代宗师，除了他在学术上的吸引力外，还得力于长期举行学术讨论班，使其影响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学术地位也是经受了与他对立的学派和学者的抨击而成长起来的。第七章介绍了兰克的论敌利奥、罗特克、施洛塞尔与格维纳。在门人中介绍了恪遵师教继承衣钵的魏茨、吉泽布雷希特等人。

一反兰克学派的最高信条，公然声言要以史学为霍亨索伦王朝效劳的是“普鲁士学派”。达尔曼被称为这一学派的“精神之父”，而实际上使这个学派扬名世界，并影响了普鲁士政策的是德罗伊曾。背离了兰克学派的聚贝尔是这一学派的另一名主将。古奇称他是“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 1870 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第八章）的学派的领导人。这个学

派的殿军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了德国由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 1870 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第八章）。古奇对他们为政治目的而抛弃“客观、公正” 原则的政治态度与方法进行了冷隽而严肃的批评。

以《蒙森和罗马史研究》为题的第二十四章高度赞扬了蒙森的史学成就，认为他对古意大利方言的研究是对历史学、人种学，以及前罗马时代意大利语言的划时代贡献。他的《罗马史》为近代世界提供了第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全面概述。蒙森不仅由于记述历史，而且由于解释制度，编纂铭刻和文献博得了声誉，与兰克并列为 19 世纪第一流史学家。

关于法国史学的介绍，采用了划分学派和专题两种方式。以 1789 年大革命为起点，按时间顺序，首述“浪漫主义学派”。列举了夏多勃里昂、梯叶里、米什莱等五人。认为夏多勃里昂的《基督教真髓》对于解放思想，扩大历史想象力，激发历史感起了重大作用。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开创了一种新的、有力的编纂方法，是法国第一部高度文艺性的历史，但不同意其论点。说米什莱的著作把庄严雄壮、诗情画意同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取得了艺术和历史的统一。他的书中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但由于心

情太激动，感情太强烈，他对生活的看法不稳定，不全面，缺少精确性。第十章记述以基佐为首，包括米涅、梯也尔的“政治学派”。他们是以历史为武器，反对复辟王朝的战士，他们研究和编纂历史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是教导而非描绘。他们既反对绝对专制，肯定大革命的必然性，又反对雅各宾主义，谴责恐怖政治及其引起的后果。

以下三章是有关法国中世纪和旧制度，大革命，拿破仑三个专题的史学。第一个专题着重介绍了古朗治在其《古代城邦》和《古代法国制度史》中所表述的罗马学派观点。作者认为入侵的法兰克人没有带来新事物，入侵不是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本章还评述了古朗治在史学方法论上的主要观点。第十二章为法国革命专章，所收史学家按其对革命的态度，可分为基本肯定或否定，以及毁誉参半的三类。第八章介绍的聚贝尔《法国大革命时期史》即属于第二种类型。在本章中，古奇认为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的价值，在于他第一个利用克罗克文献，为革命史研究开辟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以及首先对旺代叛乱进行全面记述，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先导。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革命是旧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延续，只是加速了它的发展趋势。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争取平等，但为平等而牺牲了自由。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以其全面否定大革命而知名。作者认为自 1789 年以来，法国人所想的和所作的“一半像疯子，一半像儿童”（第十二章），大革命乃是一次瓦解，生命财产的保障已随中央政权的倾覆而荡然无存了。古奇对索勒尔的《欧洲与法国革命》评价甚高，指出作者支持 1789 年原则，但谴责恐怖统治；把企图颠覆祖国的逃亡者与逃避迫害的流亡者加以区别；认为对外作战是为了保卫边境，防止旧制度复辟，但作得过分了。奥拉尔的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以大革命的人民主权与平等的原则为主题，指出君主政体不是由共和派而是由自己的阴谋推翻的，恐怖政策乃是出于抵御外侮和保卫革命成果的需要，1793 年的领导人拯救了法国。古奇认为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革命文献的整理和编订。

在拿破仑研究方面，梯也尔的《执政府与帝国史》实为先驱。此书是形成拿破仑传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给拿破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第十章）。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和普法战争使一些史学家对第二帝国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梯也尔是其中之一；泰纳从对混乱和专制主义的仇恨出发，把拿破仑写得一无是处，说他生非其时，生非其地，实际上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雇佣兵队长。另一方面，拿破仑的崇拜者乌松，从家庭和妇女等侧面研究这位伟人，认为皇帝代表了革命的崇高与祖国的神圣。法国民族只有在对皇帝的信仰中才能获得慰藉，达到心目中的复兴。旺达尔研究拿破仑家族，断言雾月政变不是摧毁自由，而是恢复秩序与繁荣；拿破仑不是窃权者，而是人民痛苦的平息者，民族团结的恢复者。

在论述英国史学的六章中，自由主义的辉格派史学所占的比重最大。哈兰是此派的第一个权威代言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第一部具有国内国际意义的英国近代史，开创了一代辉格派史学。作者认为英国自古以来存在着一部明确的宪法，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破坏了宪法，但他谴责处死国王，他不满共和国和护国政府，赞扬 1688 年革命。他的关于这一政变的评述成了辉格派政治理论的经典解释。继他而起的麦考莱早岁即以历史论文见称于时。古奇称其论文对 17 世纪 18 世纪的贡献不亚于莎士比亚戏剧对 15 世纪的贡献（第十四章，下同）。但也指出他知识面狭，具有偏见，文风粗放等缺

点，说他“不过是一个通晓人情的，有文化的庸人”，他成功的秘诀在于文笔。称他的代表作《英国史》是对 1688 年革命及其发动者的一篇颂歌，也是“自吉本以来英国语言中最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使麦考莱成为使人们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第一位英国作家。第十五章介绍了辉格派第三位大史学家格罗脱及其名著《希腊史》，认为此书以雅典民主政治及人民主权观念为核心，虽有偏重雅典，忽视其他城邦和忽视经济因素等缺点，仍不失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

辉格党人用历史来论证政见，而卡莱尔则用它来进行道德说教。他的《法国革命史》既表述了作者的伦理宗教观念，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误解了革命的性质。古奇指出，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出现的不成熟的价值学说影响和损害了他的后期著作。他的门生夫鲁德在《英国史》中发展了英雄崇拜观点，把亨利八世也当作了民族英雄。

在英国，用严密的方法进行历史考订，自牛津学派的魁首斯塔布斯始。他是引进德国史学方法用力最勤的人。他的《英国宪政史》是关于英国民族生活的第一部权威性记述，是探索英国宪法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及参加《卷帙丛书》编纂的模范行动，使牛津形成了系统研究史学的中心。弗里曼则是与斯塔布斯在政治和学术上大相径庭的这一学派的另一大师。他以历史的统一性为其史学观点的核心，认为从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的历史没有中断，这是一大贡献。被古奇列入牛津学派的格林，异军突起，以其《英国人民简史》而驰誉史坛。他不是人民史的首倡者，而是第一个用具体的历史来阐明这一观点的人。此书打破王朝体系，以各时代的主要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注意。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与理想，始终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此书的出版是“史学界划时代的大事”（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介绍加第纳、莱基、西莱与克莱顿，而以加第纳居首位。他第一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的一系列英国革命史巨著，“以同等深刻的见解，说明王党与议会各自的立场”，不同意辉格派史家对詹姆士一世的评价和对王朝专制、背叛国教的指摘，论证革命的爆发是由于个人统治已不能继续；对克伦威尔有赞扬也有谴责。他的著作被认为是 19 世纪后期英国史学界最坚实而持久的成就。对于莱基，古奇称许他的《十八世纪英国史》，认为其价值可与加第纳的著作媲美。西莱的代表作《英国的扩张》是第一部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后来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圣经”。

英国史学部分以阿克顿与麦特兰终篇，然而着力介绍的是前者。阿克顿是自由主义者，又是虏诚的天主教徒。他的自由思想与宗教信仰互相渗透，他宣扬宗教与科学的结合。阿克顿认为历史家的责任在于揭示自由的过程。他反对新教，也反对“教皇无谬论”和“教皇极权主义”，肯定中世纪教会在同世俗权力斗争中使个人获得自由的作用。他谴责宗教改革导致了王权神授的理论与实践，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解放所作的贡献，但认为其结果使议会专制取代了君主专制。阿克顿深受兰克史学方法的薰陶，强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客观性；但又主张历史家不仅是事实的解释者，而且是伦理和公道的捍卫者，直到弥留之际他的关于历史的伦理观点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