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兰克Ⅰ

当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还在兴盛时期，兰克就给历史的理论与研究注入了新的精神。兰克①生于 1795 年。他可能听到过奥尔施泰特村的隆隆炮声②，看到过德国人在战胜的法国人追逐下逃过他家乡的情景。在学校里，儿童们在石板上抄写拿破仑的告示。但这位未来的历史家的兴趣在于过去，而不是当时。他是图林根地区的萨克森人，当地富于历史古迹。麦姆雷本①故宫使人想起猎禽者亨利②和奥托大帝，基夫霍伊泽山使人想起巴巴罗萨③。他在舒尔普福塔，已为取得有关古典文学的确切知识打下基础，这使他终生满意不止。那时，他已具有使他成名的一个要素——平静的气质。海因里希·兰克写道，“我父亲起初担心利奥波德［兰克］会受到希腊悲剧的影响；但他把它们完全当作艺术品看待，对之赞赏，但不因之而激动。”在来比锡大学， 他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因为他听过的几次历史课，由于缺乏真知灼见， 使他感到厌烦。他还学习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但很少注意研究教义。他爱读戈特弗里德·赫尔曼论希腊诗人的著作，但把大部精力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后来他说道，尼布尔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他阅读康德的著作，感到津津有味；阅读费希特的著作，对之景仰不已。当施滕策尔询问这个年青学生是否想专心研究历史时，他回答说不想。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高级中学任教的七年比他在学校或大学读书时期对他的一生更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语言学转到了历史的研究。对于这一漫长的学习时期，他从未感到遗憾，他认为，

① 要了解论述兰克的大量著作，可参阅黑尔莫尔特的《有关兰克的书目》，1910 年版。他的通讯和备忘录由多费于 1890 年以《自传》为书名出版。他的《书信集》和《新书信集》于 1919 年出版。在下列著作中有很多传记性的资料：海因里希·兰克的《青年时期回忆录》，1877 年版；希齐格的《恩斯特·兰克》， 1906 年版；《德意志评论》，1903 年，1—2 月号所载他儿子的回忆；《德意志评论》，1904—1906 年各期刊登的四十封信。最好的长篇专著是古格利亚的《兰克的生活与著作》，1893 年版。洛伦茨的《利奥波德·冯·兰克》（1891 年）则过于偏重理论方面。多费所编《论文选集》（1898 年）中的传记和论文具有极大价值。纳尔班迪安的《兰克的求知年代和历史观》（1902 年）和冯·劳厄的《利奥波德·兰克思想形成的年代》（1950 年）也是有益的资料。聚贝尔在其《讲演与论文》中发表的论述（1897 年）及吉泽布雷希特（1887 年）和莫里茨·里特尔（1898 年）的评论都是重要的文章。罗伊蒙特在《格雷斯学会历史年鉴》

（1886 年）上发表的论文中包含有他同兰克的通讯。在外国的评价中，值得提出的有：罗伊斯的评论，见

《历史评论》，第三十一卷；吉扬的评论，见《近代德意志及其史学家》（1899 年）；以及古奇的《兰克对德国史的解释》，见《德国史研究》（1948 年）。温克勒的《兰克著作中的光芒》（1885 年）把他的较著名的言论分了类。德国科学院出版他著作的工作，在出版《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和《普鲁士史》后，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最近的，也是最好的评论之一，是斯尔比克的著述，《从德国人主主义运动直至今日的精神与历史》，卷Ⅰ，1950 年。——原注

② 1806 年 10 月，法国统帅达武击溃普鲁士主力于奥尔施泰特村。——谭注

① 麦姆雷本（Memleben）系德皇宫殿，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死在那里。——译者

② 猎禽者亨利即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919—936）。——谭注

③ 基夫霍伊泽（Kyffh user），德国中部山名，根据传说，德皇巴巴罗萨（即红胡子腓特烈）在山中一洞窟里石桌旁坐着沉睡。一旦德国遇到重大困难，他将醒来拯救德国。——译者

对于古典知识，年轻人熟悉得越多越好。

兰克之转向历史研究，不是象尼布尔和爱国派那样由于时局的影响，而是由于他本职工作的需要。他乐于讲授李维和希罗多德①的著作，他越读尼布尔的著作越感到钦佩，他喜欢博赫关于雅典国家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的视野逐渐从古代世界扩大到“民族大迁徒运动”和中世纪，一面又在此过程中根据编年史撰写了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的短篇论著。他在 1820 年时曾写道，

他希望了解 15 世纪时各民族的生活，了解古代世界所撒播的种籽的萌芽，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写书。他在阅读圭希阿尔狄尼和乔维奥②的著作时，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于是他决心研究这个时期的其他权威著作以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就决定编写自己的著作来论述这个时代，而写了

《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样看来，这本书的撰述与其说是为了公众，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作者自己的愿望。有人指责他缺少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兴趣；他反驳说，把他引向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方面的兴趣。在写给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信里，他一再表示希望更加靠近上帝。“每一项行动证明上帝之存在，每一个重大时刻也证明此点，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使灵魂净化。“我们剥掉事物的外壳而接触到了本质。” 这个核心便是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他特别注意历史中人的因素。“得以享受历代的财富，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 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他的第一部著作显露出他对人格的兴趣和他思想上的宗教面貌。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干的人；而他采用的各章标题都更加使人看出他对这种人的重视。他的叙述， 关于人民的少，关于君主的多，关于情况的少，关于行动的多。在书的导论中，他力图找出从“民族大迁徙运动”时期起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统一性——反映在十字军运动，反映在拉丁基督教徒的共同制度和理想方面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由于他把历史看作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给人以教训的实例，所以在他的笔下，意大利的可耻的道德败坏就是它遭遇厄运的原因。

在这部著作的表面虽然浮着一层神学的薄膜，但它的主体却未受到影响。兰克在他年迈时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宣称，他发现《昆廷·德沃德》

①和康明的《回忆录》②两书所描绘的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很不相同，这个发

现是他一生中一件划时代的事。“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在序言中他宣布编写这本书的精神，这些话已经成为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

①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 约公元前 424 年），希腊第一个历史家，所著《历史》（《希波战争史》） 是西方第一部较完备的历史著作，他因而得到了西方“史学之父”的称号。——谭注

② 乔维奥，P.（1483—1552 年），意大利史学家，所著《当代史》驰誉一时。——谭注

① 《昆廷·德沃德》（Quentin Durward）是英国著名文学家司各特（Sir WalterScott）所著的小说，记法王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卫队青年卫士昆廷·德沃德与伊莎贝拉女公爵及奥尔良公爵之间的爱情故事。德沃德在一次狩猎中拯救了国王，赢得了爱情。——谭注

② 康明（Commines）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家。所著《回忆录》（1524 年出版）叙述了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统治时期。——译者

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③他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情感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谈到亚历山大六世①之死，他写道：“他死了，成了遗臭万年的人物。这种对人的估计就是对人类罪行的遏制。”他记述了生活的各种表现——查理八世的寻欢作乐的宫廷、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威尼斯贵族的豪华气派。这本书在对欧洲史的客观叙述方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并将永远保持它作为近代最大历史家的最早作品的地位，但是，就其价值来说，则有点名过其实了。从它的书名也可以看出，它是历史的汇编，而不是一部历史。他原来是想叙述到1545 年为止的，但他越来越感到他这部完全依靠已刊印资料的著作，是受到了限制的，所以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它成为一篇历史片断—— 一篇记叙欧洲历史上二十年的客观事实的便于查阅的纲要，对于了解这个时期，没有增添什么材料，对于解释这个时期，提供的线索也很少。半个世纪后，只是在人们苦苦相劝之下，他才勉强同意把它刊入他的全集内。

如果一般认为兰克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1824 年，是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那不是由于他这部著作的正文，而是由于它的详尽的附录。在这篇讨论他所研究的权威著作的著名文章里，他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历史方面。他提出的准则——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他的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决心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他使用这个方法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结果。他宣称，圭希阿尔狄尼是完全徒有虚名的。在他的资料中，很多是从别的著作抄来的，很多是虚伪的，很多是不可靠的；他杜撰了演词，窜改了条约，错误地解说了重大事实。兰克佩服他优良的政治本能，他对世界的观点和他的没有宗教偏见， 但否定他作为历史家的几乎一切优点，是有些过火了。其次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讨论；后者的《君主论》是为当时而写的一篇宣传短文；它开出毒药方， 只是因为时势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由于分析了这两位佛罗伦萨大作家的生活与性情，人们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较小的权威作家的著作所作的剖视，使未来的历史家们第一次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的作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表明他之得益于尼布尔，而把他的半身塑像置放在他书斋内的显著地位，但他在晚年时曾声称，在作批判推论时，他并没有想到尼布尔或其他人。“我的作法是由于需要而产生，并以独具一格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这个不知名的法兰克福教师的著作问世后，受到人们高度的赞赏。只有利奥给与敌意的批评；他贬低它所包涵的学识，它的哲学和它的文体。兰克充分感觉到这本书的缺失，并在序言里暗示，它可能看起来显得生硬、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可是，它的成绩还是明显的，而且他因之被请到柏林大

③ 德文原话为：“Er will blos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意即“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原注

① 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位 1493—1503 年），贪财好货，追逐权力，残酷镇压一切进步活动，处死佛罗伦萨的起义领袖萨伏那洛拉，下令检查书籍。使教会日益反动和腐化。——谭注

学去讲课①。当时他写道，“仿佛通向我真正生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仿佛我终于能够展开我的双翼了。”可是柏林大学虽然正在它的极盛时代，对于开设近代史课程的要求，竟然没有一个大学者为之辩护。黑格尔当时正享有盛名，他对兰克既无助益，兰克对黑格尔来说也无用处①。兰克仅仅是一个“编外”，听他讲课的人寥寥无几。可是，萨维尼的友谊以及拉埃尔和瓦恩哈根② 的“沙龙”为兰克开放了一新的世界。神秘主义的舒伯特③描写这个年轻教授的动人风度，说他，愉快、机敏、开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兰克后来说，他文章之所以写得越来越精练，一部分是由于同柏林的知识妇女结交的关系。但使他感到浓厚兴趣的却是档案馆。在那里的宝藏中，他发现了 16

和 17 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四十七册，这些报告为他指出一条更为严肃认真的研究道路，这是他在编写第一部著作时未曾发现的。他对威尼斯报告的熟悉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猛然间领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新鲜的、当代的资料予以重写。它们开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依靠这个营养的泉源，他可以使三个世纪中的场景和演员重现。最后，它们使他确立了以旁观者不偏不倚的态度编写历史的习惯，而且他还从威尼斯共和国的有经验的外交家那里懂得了一些他们的审慎作风和精密判断力。

兰克借助威尼斯的报告，很快编成了他的《奥斯曼人与 16、17 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国》一书，作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这部书同前一部一样，是描写统治者和政治家的，不过，这次他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以此作为事件的背景。虽然书中叙述土耳其的篇幅还不到一百页，奥斯曼的军政民政却被论述得鲜明突出。对于西班牙帝国在新旧两世界的宪法、贸易、财政和行政管理，则描写得更加详细。可是重视背景情况并没有冲淡他对人物的重视。在叙述土耳其时，他述说一切事情是怎样地全部取决于苏丹们， 并仔细描绘了他们的品格。在叙述西班牙时，他宣称帝王是国家这座庞大机器的原动力，而把帝国在 17 世纪的衰落大部归因于王朝的堕落。这部书的功绩之一，是它第一次为人们描绘出腓力二世的清晰形象。兰克所描写的奥地利的唐·胡安①显露出他的轻描淡写的笔法。属于歌德“类型”的人物贝蒂娜

②，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奇妙的作品。如果说这只是一句友好的恭维话，那么，

无论如何，这部书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是一种进步，比起他同时代的研究近代欧洲的历史家的作品来也是一种进步。

《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他带来了柏林的邀请，《君主和人民》则为他取得一次有资助的旅行机会，这是一项无法估量的特殊恩惠。兰克于 1827

① 见伦茨著《柏林大学史》，第Ⅳ卷（1910 年版），第 457—476 页刊载的信件。——原注

① 参阅 E.西蒙《兰克与黑格尔》，1928 年。——原注

② 拉埃尔（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Antonie Friederike），（1771—1873 年），为 K.A.瓦恩哈根之妻。19 世纪初期柏林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她的国际知名的沙龙是当时知识界名人和其他著名人士聚会的地方。瓦恩哈根（Varnhagen von Ense，Karl August），（1785—1858 年），德国自由派作家，曾在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中服役。“解放战争”后服务于普鲁士外交界和政界。他的作品有：《德意志杂谈》、《诗集》以及歌德传记等。——译者

③ 见《自传》（1856 年版），第 3 卷，第 603—605 页。——原注

① 唐·胡安（1547？—1578 年？），西班牙将军，曾任尼德兰总督，镇压当地民族革命。——谭注

② 阿尔宁·贝蒂娜（Arnin，Bettina 1785—1859 年），德国浪漫派女作家，歌德的密友，40 年代时倾心于自由主义思想。——谭注

年出发，旅行了近四年的时间。他写道，“我这次科学旅行的目的，是要发现并使用有关近代国家的未知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南欧的资料。”他的首要目的是为编写《君主与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搜集资料。但在抵达意大利之前，他曾一度被吸引到另一个新的、几乎未知的世界里去。在寓居维也纳的一年里，他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促进斯拉夫文化的学者，其中有档案管理员科皮塔和他的朋友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后者曾参加过反抗土耳其的革命，并在土耳其恢复其统治时，离开了塞尔维亚。武克所编的塞尔维亚民歌集，曾引起雅各布·格林和歌德的注意；前者翻译了一本选编，后者为这些民歌写了一篇论文。兰克热心地从事探讨斯拉夫世界的问题和它们的愿望，而《塞尔维亚革命史》就是在维也纳编成的。在该书第三版（1879 年出版）的序言里，他宣称，这部著作是根据武克所写大纲编成的，而他亲自查询过武克所访问过的目击者，证明大纲确实可靠。他通过详细研究塞尔维亚人的风俗、宗教和诗歌，了解了他们是如何经过几百年的奴役而生存下来的。该书叙述到奥布伦诺维奇的叛乱和有秩序的政体的出现①为止。在后来的几版里，它的内容延续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而且由于作者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而更加充实了。兰克深信土耳其人不能统治基督教人民，因而同情地注视着他们推翻土耳其统治的运动。该书的题材是一块未开垦处女地。没有一个条顿学者能够对它发表批评性的论断，但它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尼布尔在写给该书出版人佩尔特斯的信里说：“这本小书是所有现代史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兰克已经摆脱了他早期作风上所有使人不快的东西。”作者曾把该书送给歌德。歌德也是那样高兴，并表示希望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该书虽然不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而且或许在语调上也嫌过于乐观，但它对于知识领域却是一个真正的贡献，它的增补版一直是研究近代史中这一生疏部分的不可缺少的向导。这部书是他在东欧研究领域内的唯一著作。

兰克在寓居维也纳时期还受到另一批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心灵和思想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在去到柏林之前，他原是很少注意政治的。到柏林后，在拉埃尔的“沙龙”里他碰到了别尔内①及其他具有激进倾向的男女。这时他开始从法国革命中寻找解释法国政治和欧洲各派思想分歧冲突的答案。兰克通过拉埃尔的介绍，结识根茨②的时候正是在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已被充分激起，而他的见解还只是部分地形成的时候。这位出色的人物——一度曾是为拉埃尔的“沙龙”增添光采的人物，也是伯克著作的注释者——已经六十四岁了。他虽已离职，但仍是梅特涅的得力助手。兰克经常同他谈论， 得知上一代的许多秘史，但根茨给与这位历史家的最大帮助，是把他介绍给梅特涅。兰克虽然并不赞同那个大权在握的宰相及其助手所主张的绝对专制主义，但在他离开维也纳时，他对欧洲政治的知识已经大为充实了。

尽管塞尔维亚历史和政治讨论吸引了兰克的注意力，但他在维也纳时还是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档案馆内。他看到来自威尼斯的宝藏这样丰富，非常高兴，当时这些宝藏还一直没有被发掘。欧洲未知历史的大门似乎对他开放

① 塞尔维亚大贵族奥布伦诺维奇家与卡拉乔治维奇家为世仇，长期争战不息。1830 年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公爵创立王朝，1839 年为贵族所逼退位，1858 年复位，1860 年为米哈伊尔王朝所取代。新君有教养， 有抱负，改革行政，实行征兵，以联合巴尔干各地反抗土耳其统治为己任。——谭注

① 别尔内，K.L.（1786—1837 年），德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谭注

② 根茨，G.F.（1764—1832 年），梅特涅的亲信，历任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多次会议秘书。——谭注

了。在宝藏中间，还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萨努托①的日记。他发现，达鲁②从巴黎手稿中抄录下来的宗教裁判所条例，是 17 世纪时伪造的。因为这些伪造文件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名誉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他很高兴能够把真相揭示出来。这项研究工作，在他到了威尼斯当地后仍继续进行，而他的意大利之行是在那里开始的，后来又在那里结束。他要求准许参观威尼斯档案馆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研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为了编写一系列已有腹稿的欧洲历史而获取资料。他在法拉里③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又在罗马和弗罗伦萨的图书馆里继续进行，从那里他带回来供他终身使用的资料。他不久即放弃了原定编写《君主和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仅仅教皇的史料就足够独立成书了。梵蒂冈档案馆给了他闭门羹，但由于罗马望族的宽宏大量，他取得了一些补偿。他写道，“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无误的话，在同私人的，特别是巴贝里尼家的丰富藏书相较之下，梵蒂冈档案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希望从意大利旅行所要获得的东西，已经如愿以偿，甚至超出了他愿望。“我已心满意足，而且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每当我想到编写一部重要著作是何等幸福，心中就充满了欢快的感情。我每天发誓要实现这项工作，决不丝毫偏离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侨居意大利的两年多时期中，这位历史家除了关于唐·卡洛斯的长篇

论文外，未曾出版过什么著作。这篇论文推翻了一直严重影响着人们对腓力二世看法的丑闻①。他的论文《十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虽然直到 1878 年才出版，但毫无疑问是他在意大利时写成的。理论家们认为威尼斯的宪法是完美无缺和合乎逻辑的整体，说它是哲学家所梦想的东西。但兰克在这篇论文中表明，在威尼斯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符合这种想法的东西。1831 年出版的第二篇论文证明，1616 年的密谋②是外国雇佣兵为了占取并掠夺威尼斯城所干的勾当，不是象达鲁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西班牙蓄意已久的谋划。他的第三篇关于默里厄③，威尼斯人的论文，略述了部分威尼斯殖民帝国的行政制度。此外，他还有一些在意大利时已构思成熟或写了一部分的论文，其中有论述萨沃纳罗拉、斯特罗齐、孔萨尔维④的三篇。同歌德一样，意大利旅行在兰克的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后来，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象在那些忙碌的年代里那样，学到或想到这么多的东西。当他重越阿尔卑斯山时，他对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了解已比任何历史家都更加深刻了。

在兰克自意大利返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一项原未预料

① 萨努托（Sanuto，Marino，1466—1535 年），威尼斯编年史家。著有《日记》共五十八卷，是关于 1496—1533

年时期的宝贵史料。——译者

② 达鲁（Daru，PierreAntoine，Comte，1767—1829 年），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家。——译者

③ 法拉里（Frari），威尼斯西南部的文化中心。——译者

① 唐·卡洛斯（Don Carlos，1545—1568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长子。他原约定与华洛瓦·伊丽莎白结婚，但她被其父亲所娶。后因阿尔伐公爵被任命为荷兰总督而忿怒，在其父前出剑击刺公爵，因而被捕，旋死于狱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悲剧作品的题材。——译者

② 史称：西班牙腓力二世于 1616 年 12 月密令其那不勒斯总督奥尔马颠覆威尼斯共和国。次年春奥尔马以个人名义率兵舰来犯。这一事件的真相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谭注

③ 默里厄（Morea），即今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

④ 斯特罗齐，F.（1468—1538 年），佛罗伦萨政治家。孔萨尔维，E. （1757—1824 年），枢机主教，教廷政治家。——谭注

的任务上。1830 年法国革命给与民主思想极大的推动力，普鲁士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佩尔特斯，一个目光锐利的政治家和成功的出版家，向外交大臣提议创办一个杂志来抗拒法国的影响。伯恩斯托夫伯爵①同意了。关于由兰克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建议，可能是由赞成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的萨维尼提出的，《历史政治评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1832 年开始出版的②。刊物的编辑就是主要撰稿人，但萨维尼及其他名人也给予帮助。不久， 事情就很清楚了，保守派人想要同罗特克的活动和海涅③从巴黎写给《德意志通报》的才华横溢的通讯相抗衡，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评论》的影响在普鲁士虽然很小，而且在国外完全没有影响，却在这个历史家的一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萨维尼和“复辟时期”的信条成了他的信条。他认为，政府的形式并非主要问题。宪法不是万应药，并不是对一切国家都适宜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共和思想曾从大西洋彼岸飘了过来，并由法国向外散布。至于人民具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原则，那就更糟了，它威胁着每个政府的稳定性。兰克同尼布尔一样，主张维持地方特权和地方制度；在国会与等级会议两者当中他更赞成后者。他满足于普鲁士的忠诚而有效的政府。在他为《评论》所撰的稿子中，历史性论文比同政治直接有关的论文多，而且更为重要； 但在他的历史性论文中有些也是旨在给予政治上的教导的。在他那篇论列强的著名文章里他强调每个国家的特征以及法国革命主张一律遵循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他还进一步发表了他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观念。他宣称，历史决不是象它初看起来那样混乱一团。这里面有创造力和道德力量在起着作用， 它们赋予历史以价值和意义。国家是智慧的实体，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是上帝思想的表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生存，每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同各个民族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他的教导的核心是，国家的责任在于沿着自己历史成长的路线发展，以保卫它们的特征。

《历史政治评论》于 1836 年停刊，因为它的销路太少，入不敷出，而且它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兰克不是新闻记者，因而对论战不感兴趣。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对法国思想的坚决抵制，使他丧失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瓦恩哈根开始把不友好的议论抄入自己的日记里。洪堡说他已跑到反动派那边去了。海涅讽刺他说，“可怜的兰克，一个画了小巧的历史人像，再把它们裱在一起的漂亮才子，一个比羔羊还要温顺的好人。”可是《历史政治评论》也不合乎格拉赫兄弟①、拉多维茨及其他围绕在皇太子四周的反动派的口味。兰克是伯克而非哈勒②的信徒，因而他从未漠视过用某种方式使民众同政府工作联系起来的重要性。虽然他为了指导腓特烈·威廉四世，后来曾编写过重

① 伯恩斯托夫伯爵，C. A. （1769—1835 年），普鲁士政治家、外交家，时任外交大臣。——谭注

② 论述兰克的政论家地位的最好著作有：迪特的长篇专论：《作为政论家的兰克》1911 年版；迈内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十二章，1908 年版；劳厄的《兰克思想形成的年代》，1950 年版。法伦特拉普的论文：《兰克的历史政治评论》，载《历史杂志》，第 99 卷，是一篇有价值的总结。昂肯所著《论兰克的早年》内载有有关《历史政治评论》的信函。——原注

③ 海涅（Heine，1797—1856 年），德国作家，同情法国七月革命；他的《法国状况》第一次发表在 1833

年的《德意志通报》（“AllegemeineZeitung”）上。——译者

① 利欧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1790—1861 年），普鲁士军人，步兵司令（1859 年）； 其弟恩斯特·路德维希（Ernst Ludwig，1795—1877 年），普鲁士政治家，保守党创立人。——译者

② 哈勒，C.L.（1768—1854 年），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书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进行辩护。——谭注

要的备忘录，虽然有学问的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曾经向他请教，但他却再也没有积极参加政治争论了。1836 年他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论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里，可以听到《历史政治评论》的最后一次回声。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个性。政治家必须知道他的国家和它的历史，正象舵手不仅必须知道航向，而且要了解自己的船只一样。18 世纪被人们视为瑰宝的普遍政治原理是分文不值，而且具有危险性的。他在思想上掌握了国家个性和欧洲大家庭的历史统一性这两个武器后，现在又重新开始了他对列强内部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