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尼布尔

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①；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对于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他的父亲给予了最早的和最深刻的影响。老尼布尔是一位大旅行家，也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他被选派参加丹麦国王派遣的考察队以后，他以少有的毅力学习语言并研究古代东方的历史。他先在埃及呆了一年，然后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作了长期逗留，以后又游历印度，从那里经波斯、巴格达和巴勒斯坦回国。在他的独生子诞生前后的几年中，他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游记。他渊博和精确的学识和他对未知或陌生地区的知识，使他的巨著立即获得了成功，传遍欧洲的每个国家。当巴托尔德〔尼布尔〕在 18 世纪最后一年住在英国的时候，他很高兴地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他决心要成为无愧其父的人。

这位罗马史学家撰写的他父亲卡斯顿·尼布尔的略传，有助于了解他自己的青年生活和早期学习情况。“他教导我们学习地理和历史、法文、英文和数学，并帮助我学习拉丁文。当我阅读恺撒的著作时，他就把当维尔的古代的高卢地图摊在书桌上；而我必须找出每个地方。”儿子临睡前坐在他膝上的时候，他经常给他讲东方的故事，不讲神怪小说。因此孩子很快就熟悉了穆罕默德、早期哈里发、伊斯兰教的传布和土耳其人的崛起，十岁的时候就写了关于非洲历史地理的文章。这同穆勒《自传》里人们熟知的情景非常相似。两位父亲都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就成功地灌输了大量知识，使他们比别的孩子早十年进入智慧上的成年时期。所不同的是尼布尔没有经历一场强烈的情感危机。①这位历史家虽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是少年老成，但他的青年时代是安宁而愉快的。尼布尔的近邻博伊厄，他是戈丁根诗社的成员，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朋友。巴托尔德〔尼布尔〕后来感激地提到这个人说，“他指引给我很多东西；要不然，也许在长时期内，我会一无所知的。”博伊厄也描写过巴托尔德十五岁时的情景，说他忙于在哥本哈根图书馆内翻阅瓦罗② 的手抄本，说他除了手抄本和不同的抄本外，什么也不想望了。十六岁时，他已是“一个知识广博和智慧成熟的小神童。他必然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 二十岁时，他“已具有伟人的气魄。”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沃斯，即荷马诗

① 《尼布尔的生活与书信》（英文版，1853 年）是最生动的传记之一。克拉森著《尼布尔》是一部最好的简传（1876 年出版）。埃森哈特著《尼布尔传》（1886 年）；利贝尔著《关于尼布尔的回忆》（1835 年）；

《全德名人传记集》所载尼森的文章以及奥托·梅耶尔的讲稿（见他的《传记集》，1886 年）都是重要作品。尼布尔《通讯集》新版，由格哈特和诺尔文主编，共二卷于 1926—1929 年出版。关于近代德国历史学的最好概述有：贝洛的《解放战争以来的德国历史学》（1924 年）；阿克顿的《德国历史学派》（载于他所著《历史研究》）和斯尔比克所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至今日的精神与历史》（1950 年）。——原注

①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J.S.穆勒（1806—1873 年），自幼年迄于成人，由其父经济学家詹姆士亲自教育，督促至严，使其思想观点与方法深受约束。入社会后，他接触各种思潮，耳目一新，小穆勒感到自己头脑中发生了“精神上的危机”，从此，逐渐转变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激进派哲学家。——谭注

② 瓦罗（公元前 116—127 年），罗马古文物学家，编著有《论拉丁语》，《罗马古文物》等。——谭注

篇的译者①。沃斯的《奥德赛》于 1781 年出版，而在 1782 年，他就写道，尼布尔家的孩子们除了奥德赛和珀涅罗泊②外，别的什么也不谈。卡斯顿所欣赏的唯一诗篇是荷马诗篇，他的儿子对之也同样的热衷。尼布尔后来写道，在理解古代这一学科中，沃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他把古代人物当作同时代人物那样来解释他们，说明他们。

卡斯顿希望儿子继续地理考察工作，但母亲反对，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尼布尔对此也从无兴趣。后来，父亲决定要他成为外交家。然而，孩子很快即意识到他应作的工作是什么。十九岁时，他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如果我的名字得以流传下去，它将作为历史家与政治家，作为古典学家与语言学家而流传下去。”在基尔大学，他学习哲学、法律和历史，他对罗马的财产制度发生了兴趣。在后来几年中，他利用余暇研究古代世界的问题。尼科洛维在 1797 年认识了他，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有才干和勤奋的人。他的心灵象蜜蜂一样，它吸取我们这个丰盛时代的一切精华而从不接触毒液。”在他一举成名之前，他已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这位攻读历史的学生后来变成历史学家，是由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根据他朋友本生的说法，“尼布尔的生活比当代其它大作家都更加密切地同当时受苦人类的最深刻的运动和挣扎联系在一起。”在离开大学后，他充任丹麦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二十三岁时，他在英国进行长期考察，旨在进一步扩大他关于行政管理的知识，而这次考察使他获得了对英国历史和状况的深刻了解，使得后来在他晚年访问他的人惊异不止。回到丹麦后，他参加政府工作，在六年之中一直协助指导丹麦的财政和商业政策，特别是关于丹麦殖民地的银行业务和商业。他的声誉传到了柏林，人们敦促他调换职务——当时正值普鲁士王国于耶拿战役中崩溃的前几星期。尼布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籍，所以他接受了这项邀请。在其后的四年中，他致力于复兴普鲁士的财政。哈登贝格①、施坦因和普王都认为他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一度传说他政绩不佳，但在有关他的辞职的文件公布以后，这种传说也就消散了。

法国革命一开始，尼布尔就从法国报刊上注意它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对革命抱着不信任和厌恶的态度，而沃斯及其他朋友则热情地欢迎它。大约三十年以后，他声称：“卢棱是我青年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崇拜的人物，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广大群众起初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对激烈的变革表现出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纠缠了他一生，并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深知旧制度的各种弊病；而且在汉堡他个人认识了一些法国“逃亡者”，对这批人他始终怀着轻蔑的心情。他的理想，是按照法定程序的有秩序的发展。当法国革命所激起的力量被束缚于拿破仑的战车上时，他对法国革命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变成了对它的憎恨，同施坦因和费希特②的憎恨情绪一样地激烈；而他对德意志的热爱发展成了要为它服务的热烈愿望。由于他熟悉英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加厌恶。在晚年，他向本土推荐过

① 沃斯，J.H.（1751—1826 年），德意志古典研究家，译有荷马、维吉尔等古代诗人名篇。——谭注

② 珀涅罗泊（Penelope），奥德赛的妻子、其夫出外多年而守贞无二。——译者

① 哈登贝格，K.A.V.（1750—1822 年），普鲁士政治家，继斯泰因之后主持了一些限制封建法权的改革。

——谭注

② 费希特，J.G.（1702—1814 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于 1807—1808 年间多次讲演，鼓舞德意志民族意识，号召团结自卫。——谭注

伯克的政治哲学。他在罗马同利贝尔谈话时，时常提到：如果他未曾研究过英国，他永远不会理解罗马的历史。他写道：“1688 年以来，英国的宪法和自由制度日臻完善，提供了历史上仅见的关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道德的最崇高图景。任何一种制度都没有更动或撤消，人们就逐渐在全国享有了自由—

—是在各个方面的最大自由，是任何民族所没有享受过的最大自由。在法国革命时期，也许没有一块地方比英国的处境更好。它是世界的骄傲，是举世羡慕的地方。”他不大相信某种特殊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他在为芬克的《英国制度论》所写的序言里表示，他深信英国的自由主要依托于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他没有看到乔治三世统治下的阴暗面，但他懂得了以行政分权制作为广阔基础的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价值。

尼布尔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从事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在丹麦政府服务时，他利用很少的余暇已编写了有关古代世界的几篇专著；辞职以后，他决心致力于罗马史的研究。那时，新建立的柏林大学是那些希望重建普鲁士的破碎河山的人们汇萃之地。①可是没有人比尼布尔更加拥护普王的著名宣言“我们必须以智力来弥补物力的损失”。他要通过写作“使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大任，并要给他们提供古代的崇高榜样”。人们劝他讲课；1810 年他开始讲授了日后成为《罗马史》的课程。因为缺少讲演经验，他诵读讲稿；结果颇为成功。他的深厚的热诚，加上当时那鼓舞着新大学的求知热情和在解放战争临近时震动整个普鲁士的激昂情绪，使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著名的听众。

尼布尔同他的听众一样，对于所讲的课程深感兴趣；后来他回顾这三年的授课时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萨维尼对他说，他开创了研究罗马史的一个新纪元，这不是对朋友的谀词。尼布尔相信历史研究中蕴含着伦理意义和对爱国精神的激励；这一点，是前人所未道及的。他觉得自己象费希特在其《告德意志国民书》里那样，直接在向他的同胞讲话。他后来向利贝尔说，“普鲁士蒙受耻辱的不幸时期对我编写的历史有一定影响。那时，我们只能热切期待局势好转，并为它作好准备，此外别无他途。所以我回过头来讲述一个伟大古国的历史，借此加强我和听众的意志。我们和塔西佗有着同样的情感”。他讲授了三组课程，其中头两组讲的是罗马的历史，第三组讲的是罗马古文物。这时，由于 1813 年全国奋起，他的听众大部分都驰赴

战场了。在授课期间，他曾把前两组讲稿编成专书，分为两卷，在 1811—1812 年出版①，并题词献给普王。这一部书虽然在几年后几乎全部重写，但它的出版却开始了一个系统地研究罗马的时代。

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罗马帝王时期和共和时期的研究，已经适当地进行，但很少有人企图就它的国家生活或它的成长过程试图形成明晰而连贯的概念。马基雅维里曾把李维的著作，把他自己的政治感想与格言依托。②孟德斯鸠作了大胆的尝试，要发现罗马盛衰的原因，③但他的知识浅薄，而且受到资料方面的限制。无数作家曾抄袭并节录李维的著作，但在尼布尔之前，没有人曾把罗马首先作为一个大国来研究。它的制度，无论政治的、法律的和经

① 参阅伦茨：《柏林腓特烈·威廉王家大学史》，卷Ⅰ，1910 年。——原注

① 书名《罗马史》。——谭注

② 马基雅维里精研李维著作，撰有《论提图斯·李维前十书》。——谭注

③ 孟德斯鸠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1734 年）。——谭注

济的，都必须探本溯源，弄清其沿革和变化。尼布尔的行政经验使他能够以过去的历史家所未有的观察力来研究问题。他宜称，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他抓住了这样的真理：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必然是关于制度而非事件，关于阶级而非个人，关于风俗而非法律的历史。罗马的发展史，是围绕着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而形成；这些斗争则起源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种族分歧。他清晰地描述存亡攸关的政治问题，因而读者能够得出关于罗马国家从起始到“李锡尼法”止的生动概念。罗马的土地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研究。尼布尔对罗马共和国所做的（那也就是后来格罗特对雅典民主国所做到的）是使它成为一个象近代国家那样真实而又可以理解的国家。

尼布尔的第二大成就，在于批判地查核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及其可信程度。从对早期罗马史持怀疑态度的前辈那里，他几乎无所得益。博福尔的著作，是他在写完自己的著作后才阅读的。而他认为它很不差，但太偏于全盘否定。对于维科的理论，他似乎并不曾知道。①他确信，为一般人所接受的记叙，既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全是虚构。为了寻求批判方法，他踏上了一条几乎没有足迹的道路，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早已由《荷马诗篇绪论》的出版所揭开。他完全吸取了沃尔夫这篇著作里的方法和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个信念：早期罗马的历史曾被保留而记入诗篇里。他怀着深切的责任感进行研究。他写道，“在放下笔时，我们必须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可是，他的自信心几乎是无限量的。他说，他具有一种“正确而又迅速的判断力，几乎不可能被虚伪的和谬误的东西所蒙蔽”。他意识到自己所实行的革命。“在较早时期，没有人能坚持这些主张而不冒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语言学家会说这是不忠；神学家会称之为叛逆；舆论会群起而攻之。”就象纽曼① 毫不怀疑自己的推论力那样，他深知自己的猜测能力。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贯的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谁都不会相信竟能有这么多似乎已经遗失的东西能够得到恢复。”他还比喻说，“我解剖词句，就象一个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在另一次，他把历史家比作一个居于暗室的人，他的眼睛会逐渐地习惯于黑暗，以致他能看出那些为新进来的人所不能看出而认为是不可见的东西。尼布尔的方法，很象本特利、柯贝特和芒罗②的推测订正法。

早期罗马的事实与情况，通过什么途径传递给我们最早的编年史家呢？他采用佩里左尼的提示，回答说，“这些情况是通过歌谣、挽歌以及由祭司长保管的纪年史传递下来的。有些歌谣是互不关联的，而有些歌谣则形成完整的一组——即所谓史诗，它在深刻与丰富多采的想象力方面，远远胜过所有罗马后期的作品。”他进而评述帝王时期，把某些事件列为神话，另一些事件则列为史料。例如，罗谬拉和纽马是神话中的人物。①从霍斯蒂柳斯②到

① 似指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以及关于原始社会、宗教、神话等的观点。——谭注

① 纽曼（Neuman，J.H.，1801—1890 年），英国神学家，“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845 年脱离英国国教，改奉天主教。关于“牛津运动”，参见第十六章注。——译者

② 柯贝特，G.（1813—1889 年），荷兰古典学家，古文书学家，语言学家。芒罗，H.A.J.（1819—1889 年），苏格兰拉丁学家。——谭注

① 据传说，特洛伊人之后贞女西尔维亚与马尔斯神私通，生了一对孪生子，罗谬拉与纽马。国王下令溺死

平民第一次退出罗马城的时期，则有一部分是史实。“所有国家在纯粹歌谣时期与完全历史时期之间，都有一个半神话半历史的时代。”施勒格尔③在一篇杰出的评论里，④驳斥了有关歌谣的说法，并指责这个历史家把它仍描述得如此确切，好像它们就摆在他的眼前一样。他说，如果说它们确实存在过，我们当然应可看到引自它们的语句，评论家或语法家也会在著作里提到它们，可是他却未能举出关于它们的存在的丝毫证据。尼布尔的推测方法，还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他长于对遥远时期的猜测，长于从一句话、一个隐语或一处遗漏里推敲出含义，使他能够发现有益的线索，但这种方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他的无可救药的主观性，模糊的东西虽然第一次是由这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的尖锐眼光看到的，但能力较小的人也决不会总是看不见它们的。麦考莱埋怨地说，尼布尔常常不能划清真实情况同假设之间的界线。康沃尔·刘易斯⑤以其《关于对早期罗马史的轻信的探讨》一文，无情地攻击了尼布尔的“历史推测的神秘能力”，他宣称，尼布尔对皮洛士以前时期所作的一切研究，类似搜寻点金石和不老药的工作。施威格勒⑥的批评最为公平；他在一世代以后又来试拉“奥德赛之弓”①“起初，在许多问题上，我都不能同意，但后来我越来越同意他的说法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的确，对于他所作有关宪法问题的许多假设，还可以找到比他所提出的要好得多的理由。”施威格勒在其著述的过程中评论尼布尔的主要论点时，还一再肯定了这一总的评价。一方面，他反对有关歌谣的说法，不考虑尼布尔关于人种学的许多论断，并宣称他对于贵族有些不公道；但另一方面施威格勒却宣布尼布尔的比拟法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弄清罗马制度方面，他是第一个理解罗马制度的人。

在授课由于“解放战争”而中断后，尼布尔请求准许他参军，但普王明智地答复说，他可以在其它方面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因此，他创办了一种报纸，努力鼓励同胞在这次大搏斗中争取胜利。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任务：就并入普鲁士版图的天主教人口的统治问题同梵蒂冈谈判。他原来认为这个使命不会持续很久的，但普鲁士内阁迟迟不能决定对他训令的详细内容；因此他不得不在罗马等待好几年②。他对于大使馆的工作虽不满意，但他的流寓生涯却为他带来了补偿。在出国之初，他就取得了一项令人兴奋的收获，即

婴儿，未果。婴儿为一牝狼抚育成人，杀死国王，另建城市。其后，罗谬拉刺死纽马，以其名作为城市之名——罗马。——谭注

② 霍斯蒂柳斯，罗马王政后期的国王。——谭注

③ 施勒格尔，A.W.（1767—1845 年），德意志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东方学家，浪漫主义的耶拿学派创立者之一。——谭注

④ 见《施勒格尔全集》，卷Ⅻ，第 444—512 页。——原注

⑤ 刘易斯，G.C.（1806—1863 年），英国作家，古典学家。——谭注

⑥ 施威格勒，A.（1819—1857 年），以研究罗马史、早斯基督教史知名的德国史学家，其治学方法深受尼布尔的影响。——谭注

① 奥德赛（Ulysses 为 Odysseus 之拉丁文名称），希腊传说中的国王。只有他能拉开自己的弓，能射出转十二个圈子的箭，因而分别二十年的妻子得以辨认她的丈夫。此处系指施威格勒试图论述罗马历史之意。

——译者

② 梅耶尔在其《罗马——德国问题》（1871 年）里说明了整个问题以及尼布尔的谈判工作。——原注

在维罗纳找到加乌斯③的手稿，可是他要在梵蒂冈寻出更多宝贵文献的希望却落空了。他的搜寻工作做得不很深入，因而只搞到萨拉斯特①与西塞罗的少数断篇残稿；但马伊②所作的一系列发现，他从开始就亲眼目睹了，其中主要是发现西塞罗《共和国》的原稿。他还协助马伊出版了这一著作。他不断增加自己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并以一篇偶然写成的论文送交普鲁士科学院。他从事对古罗马遗迹的研究，并对他的朋友兼秘书本生所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工作，给予帮助。

在“宗教协定”③签订以后，尼布尔决心返回德意志，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老门生皇太子力请他回到柏林，但他决心定居波恩。因此，他的晚年，也就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就同莱茵地区的大学④联系在一起了。在那里

《罗马史》最后定稿；在那里，他讲授的古代与近代史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里，他成为欧洲公认的学术界之王。在柏林讲课时，他预先写好了讲稿；而在波恩时，他则根据丰富的学识随口而讲了。一个门生写道， “他总是满怀激情，就象别人讨论本国当前的政治问题那样。”他往往一语未毕，另一个思想已急涌而至。他的诚恳态度，尤其是他对古人（在他心目中不啻是现实中的活人）所作的生动描写，使他的听众心向神往。这位大师去世后，人们根据他的学生提供的笔记，把他讲授的课程编成十卷出版。尽管这些讲稿并不完备，而且未经作者修正，但还是具有很大意义。它们反映了作者关于古代世界的无限知识，并包含着他在问世的著作中未曾谈及的对一些人与事的意见。关于罗马的讲稿，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其内容之广泛超过了《罗马史》所达到的范围。《罗马史》更多是涉及国家的制度与机构，而那些组成国家的个人则涉及较少，因而没有表达出尼布尔自己对过去时代的强烈看法。他的经历，尤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对法国的斗争，影响了他的全部思想，使得民族主义和对革命的恐惧成为他政治哲学的主要原则。在他的讲稿中，最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的莫过于论述希腊为马其顿强权所压倒的那一部分，其中狄摩西尼①是指施泰因或费希特；腓力是指拿破仑；喀罗尼亚②是指耶拿，但他最为痛恨的却是那些欢迎征服者的叛徒；而我们在他对福希安③的痛骂中，可以感觉出他对达尔贝格和约翰内斯·缪勒④的看法。法国革命的课程并不比他关于二千年前世界的多次讲课，表现出更多的个人情感。尼布尔的活动还伸展到语言学的很多科目内。他从事搜集拜占

③ 加乌斯，公元 2 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谭注

① 萨拉斯特（约公元前 86—34 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著有《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记》。—

—谭注

② 马伊，A.C.（1782—1854 年），意大利教士，米兰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一批久佚的古罗马文献，将其分类整理刊行。——谭注

③ 指 1821 年教廷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奥地利除外）缔结的协定。——谭注

④ 指波恩大学——谭注

①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322 年），著名的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反马其顿党的领袖。——谭注

② 公元前 338 年，马其顿王腓力大败希腊联军于喀罗尼亚。——谭注

③ 福希安（公元前 402—317 年），雅典政治家、将军，亲马其顿党的领袖。——谭注

④ 达尔贝格，E.J.（1773—1833 年），德意志政治外交家。1810 年接受拿破仑的公爵封赠，1818 年又膺法国复辟王朝的贵族封号。约翰内斯·缪勒于 1807 年受拿破仑的任命，为威斯特发利亚国务大臣。——谭注

庭历史家的著作，并亲自出版了阿加提亚斯的作品⑤。”他同布兰迪斯⑥一道创办了《莱茵兰博物馆》杂志，并为它撰写了很多稿子。他的想象力使他预见到未来的情况。在 1829 年，他预言：尼尼微将是中亚的庞贝①；世间将出现一个像埃及学家商博良那样的亚述学家。

尼布尔在波恩几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和最大成绩是完成了《罗马史》的修订版。在新版第一卷的序言里，他说明了他早期与后期著作的关系，但他声称它全部是新的，只并入了旧作的少数片断。这就夸大了新旧版本的差别。的确，每一章都曾重新写过，而且加上了很多附注，但方法既同，结果也很少差别。他还是认为歌谣是存在的，并仍以毫不减弱的信心使用他的推测技术。他宣称罗马宪法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要将罗马宪法的原来面目完全搞清楚，不对资料作细致入微的考查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论述可能是冗长的，但我不愿轻易地作出定论。”这是一部最不易读的历史古典著作，因为正文里包括太多应放到注释和附录里去的内容。泰纳指出，“读者会想象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矿井的底层，灯光阴暗，置身于正在坚硬的岩石上费力地挖掘着的矿工身旁。”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此书新版甫经问世立即名声大振。1827 年，他在写给萨维尼的信里自豪地说，“古代历史学家的发现不会告诉世人比我的著作更多的东西。以后再从古代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新材料将只是证实或发展我的原则。”歌德在《罗马史》第一版刊行后，即曾表示他希望所有的历史都要以该书的方式来评述，而在读过它的新版后，他重复了他的贺词。新版在英国受到其它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热烈欢迎。麦考莱宣称，它在欧洲的知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过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对它的钦佩渐渐减少。由于瑟沃尔和黑尔把它翻译得极好，并反驳了《季刊评论》对它的攻击，它成为英国大学里的课本。托马斯·阿诺德接过尼布尔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罗马史》，在这部书里，他将一些粗糙的石子加以琢磨后，把它们嵌入协调匀称的结构之中。只有少数不太知名的人继续转述李维的著作，好象尼布尔从未存在过一样，但学术的车轮已经前进了一站。不幸，第二卷还没有印出来，这位大历史家就溘然长逝了。第三卷的残篇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为止，于 1832 年出版。

尼布尔在他五十五岁上，正当精力旺盛，声誉最高的时刻去世，但他比别人早成熟十年，并且早已把祖国的困难当作他自己的困难。因此，他越来越容易发怒；那使他的老友离开他，而他也倾向于悲观的想法。他甚至对英国也失掉信念，他把英国描写成一个因患自利主义的癌症而陷于垂死状态的人。他始终摆脱不掉法国入侵的阴影；当 1830 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过度的幻想使他相信那个可怕的经历的重演已近在眼前。他对妻室子女的安全怀着病态的恐惧心理。他的体力本已由于他的家宅和藏书室的焚毁以及来自巴黎的消息极度虚弱，所以在 1830 年的最后几天里患了感冒后就再也不能支持了。歌德宣称，尼布尔的彻底性和深入研究的作风鼓舞了他，使他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尼布尔在极不相同的人们——如施泰因和施莱

⑤ 阿加提亚斯（Agathias，536—582 年），东罗马帝国历史家，以研究波斯史知名。——译者

⑥ 布兰迪斯，C.A.（1790—1867 年），德意志古典学家，撰有有关希腊史及罗马哲学等专著。——谭注

① 庞贝（Pompei），意大利古城，公元 79 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埋没，其遗址于 18 世纪被发现。—— 译者

尔马赫、①腓特烈·威廉四世、达尔曼和雅各比，②阿恩特和舍恩③，萨维尼和科内利乌斯① ，利贝尔和本生② 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与善良的印象。萨维尼宣称，《罗马史》鼓舞了他，使他写作罗马法律史；兰克则说，修昔底德、费希特和尼布尔都是他的老师；格罗特声称，他每次提到他的名字就油然兴起景仰与感激之情；魏茨则说，他所得益于《罗马史》的比任何其它著作为多。按照蒙森的说法，所有的历史家，只要他们是不辜负这个称号的，都是尼布尔的学生。

① 施莱尔马赫，F.E.（1768—1834 年），德意志哲学家、神学家。——谭注

② 雅各比，F.H.（1743—1819 年），德意志哲学家、信仰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谭注

③ 阿恩特，E.M.（1769—1860 年），普鲁士爱国诗人，在反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统一运动中作出了贡献。舍恩，H.T.（1773—1856 年），普鲁士政治家，曾协助施泰因进行改革。——谭注

① 科内利乌斯，K.A.（1819—1903），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的弟子。——谭注

② 利贝尔，F.（1800—1872 年），德意志法学家、政治学家。本生，C.K.J.（1791—1861 年），普鲁士外交家、政治家，曾起草 1844 年普鲁士宪法。——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