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

普鲁士学派的最年轻，最伟大，同时又是最后一个成员特赖齐克①，是

③ 欧仁妮，M.（1826—1920 年），拿破仑第三之妻，于 1859、1865，1870 年拿破仑第三不在巴黎时三度出任摄政。——谭注

④ 格拉蒙公爵，名安多昂·阿尔弗雷德·阿热洛尔（1819—1880 年），法国外交家，1870 年任外交大臣时奉行对普鲁士挑衅的政策。——谭注

① 最详尽的特赖齐克生平是由佩特斯多夫为《全德名人传记集》所撰写的传记。席曼所著《特赖齐克的学习与旅行年代》（1896 年），只叙述到 1867 年。莱普兰著《从十九世纪德意志精神生活里看特赖齐克》

（1935 年）是有用的。古奇著《从通讯看特赖齐克》（刊入《德国史研究》）讨论了科尼塞利所编特赖齐克通讯集三卷（1908—1920 年出版）。马尔克斯撰写的《特赖齐克，一篇纪念文》（1905 年版）是最好的评传。关于他的人品，可参阅豪斯拉特的生动著作：《关于特赖齐克的回忆》，1901 年版。在较短的评传中，最好的有：施莫勒著；《关于聚贝尔与特赖齐克的演说》，1896 年。巴叶在《德意志评论》，1896 年10—11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黑德勒姆在《英国历史评论》（1897 年）上发表的文章。吉扬在《近代德意志

19 世纪最突出的人物之一。象胡滕的名字代表对教皇的叛离和克尔纳②的名字代表对拿破仑的反抗那样，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德意志从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 1870 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他，最雄辩的宣教师、最热情的使徒、最激烈的党徒，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那也就是普鲁士学派所要达到的目标。很奇怪，最热烈地拥护普鲁士要求的人，竟是一个捷克裔萨克森人。如果他在儿童时期未曾害过重病而几乎变为全聋，他就会采取他父亲的职业，而参加军队了，而他一向是赞赏实际行动的。十六岁时，这个早熟的学童当着博伊斯特③的面表达了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起来的理想。他的信念在波恩大学变得更加坚定，在那里他去听年已八十三的阿恩特的讲课，“不是为了学习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看这位矍铄的老人。”但给他主要影响的是达尔曼，后者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深感兴趣。“他对我说，我一定要为祖国服务；当他一面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一面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时，我获得了勇气，并觉察到我须做的事是多么的多。”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用心地钻佩茨的巨著《斯泰因传》。“我无法以言语来形容我研究这个伟人时所感到的愉快和振奋。他所想到的只是他的责任，就象一个最低微的官员那样。”他在海德尔堡读完了他的大学学业，在那里，他曾听到豪塞尔宣讲同他从达尔曼那里学到的同一理论。

他广泛阅读历史和文学以及政治科学著作，但他第一次出版的作品是一小册爱国诗集。他从九岁起就开始写诗，其中有些首显出他诗人的天才。老手阿恩特热情地谈论他的诗，但这些诗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而且从未重印过。第二卷是在 1857 年出版的，也未能引起更多的注意。他第一次作为政论家出现，是在他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同里尔①和其他思想家相反，他断定社会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唯一的科学，是国家的科学，而国家便是被组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社会。他还说，国家是必要的而又是自古以来即存在的，所以无需有什么契约来创立或维持它。最后他说，德意志终有一日会成为一个国家，而那些另散的国土定将围绕着普鲁士这个核心而统一起来。这种论调，他在他后来的一些更出名的著作里表示得更加率直。他论述克莱斯特的文章②实际上把这位爱国诗人本身介绍给公众了，而从那时起他的名誉即不断提高。“霍姆堡亲王”（Prince of Homburg）为他提供了他所渴望的深奥哲理，而这篇论文的末行是一句著名的话：“粉碎一切勃兰登堡的敌人。”对奥托·路德维希与赫贝尔③的评述，显示了他对戏剧的爱好，而关于密尔顿、拜伦、莱辛和达尔曼的论著，雄辩地说明了他对自由的热爱。

在二十五岁时，这个年轻学者就在来比锡大学讲授德意志史；他的教室里挤满着听众，同半个世纪前费希特讲课时的情况一样。他教导说，只有普鲁士才能成为全德意志人作为立宪国家的集合点。在他的《论自由》一文里，

与它的历史家》（1899 年）中所写的一章，则持敌对态度。——原注

② 克尔纳，T.（1791—1813 年），德爱国诗人，剧作家，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英勇献身。——谭注

③ 博伊斯特（Von Beust，1809—1886 年），为奥地利帝国总理。——译者

① 里尔，w.H.（1823—1897 年）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家。——谭注

② 克莱斯特，见第一页注。《霍姆堡亲王》（1810 年出版）是他编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最好的剧本，被称为普鲁士爱国主义最伟大的宣言。——译者

③ 奥托·路德维希（1813—1865 年），戏剧家，小说家。赫贝尔，J.P.（1760—1826 年）诗人，“人民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谭注

他宣称，19 世纪所有新的和有益的东西，都是自由主义的成绩，但自由的取得，仰赖于妥善安排民族生活和良好行政的，而很少依靠议会的权力。英格兰有自己的国家，但很少重视它。德意志没有国家，所以愈加感觉到它的宝贵。于是，他决心编写一本 1815—1848 年邦联史纲，来揭露对民族力量的罪恶的浪费。后来，他的写作计划发展成为一部德意志历史；这部著作原定三年内完成，结果却占了他一生的其余时间。他在关于费希特的演说里呼唤道： “我们需要一个皇帝。奥地利不能给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德意志的。”他在来比锡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这次演说，引起了全德响应。“我们还缺少一样东西—— 国家。我们是唯一没有共同法律的民族；我们不能派遣代表参加列强的会议。在外国港口，也没有礼炮向德意志的旗帜致敬。我们的船只在海上航行，没有国旗，象海盗船一样。”他为意大利的榜样所深深打动。认为凡是皮埃蒙特办到的事，普鲁士也能够做到。

特赖齐克所要求的德意志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德意志。普鲁士将合并各小邦，而它们的王族也将消失。他在写给弗赖伊塔格的信里说， “相信我，只有征服者的宝剑，才能把这些地区①同北德意志统一起来。”这样的理论在萨克森几乎等于是叛逆，而反对他的呐喊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巴登人马蒂于 1863 年介绍他去担任弗赖堡大学教授时，他接受了这个职位②。巴登在各小邦中，既是最富有民族性的，也是最自由的小邦，而它的统治者由于婚姻关系同普鲁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学生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在写给弗赖伊塔格的信中说道，“这是一个牧师的城市。旧教与新教之间的分歧比善良人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这不是在某些教条上的分歧，而是奴隶主义与思想自由的分歧。”主教禁止天主教学生去听特赖齐克的讲课，但他的新教听众却享受了难得的快乐。他的同事和终生朋友豪斯拉特描述他的口才所产生的效果时，他使他想起胡斯派战士。在他来到弗赖堡的第二年，他编写了他最出色的论文《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要求普鲁士进攻各小邦。他写道，“我父亲将为此而悲伤③，但在这些事情上，做儿子的责任不是唯一的责任。”他宣称，自 1648 年以来，普鲁士在德意志做了所有真正伟大的事情；它本身就是德意志人民在政治上的最卓越成就。只有各邦的朝廷愿意维持现行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这篇论文是一段表演，它显示出了他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同聚贝尔一样，他最初不信任俾士麦，但不久即相信这位首相是决心要使普鲁士强大的。两人在 1866 年战争的前夕会晤；俾士麦敦促他随军出发，撰写宣言，并许以柏林大学教授职位作为报偿。这位历史家拒绝了，理由是他希望处于独立地位，而且他在宪法尚未得到尊重的时候不能充任普鲁士的官职。然而，当巴登参加奥地利方面后，他辞去弗赖堡大学的教授职位。他写道，“我向往北德，我完全是属于它的。”在胜利的时刻，他出版了一本火热的小册子：《北德中等邦的前途》，要求普鲁士并吞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消灭它们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过分成熟了。”他的经受了巨大痛苦的父亲，在这一点上公开斥责他儿子对〔萨克森〕国王的攻击，这是不足为怪的事。

① 指反对以普鲁士为领导统一德意志的南德诸邦。——谭注

② 参阅《特赖齐克给上莱茵历史家与政治家的信件》，安德烈亚斯编辑，1934 年出版。——原注

③ 特赖齐克出生于萨克森贵族世家，其父为忠于本邦王室的将军。——谭注

特赖齐克于 1867 年接替了豪塞尔在海德尔堡大学的职位。这时，他已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了，但人们多半把他看作出名的政论家而非历史家。1865 年，当特赖齐克把他的《论文集》第一卷送给他的父亲时，他写道，“那种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的冷酷无情的客观态度，正是同真正的历史感背道而驰的。甚至对于作者来说，判断也应是自由作出的。”几乎他每一篇论文都执行了它的政治任务。在随后他所写攻击波拿巴主义与法国政策的论文里，他方法上的缺点压倒了他的文采。他把统治者分为两种类型——国家的公仆与利己主义者。拿破仑是一个妖怪而非政治家——他比阿提拉①还要凶恶，比成吉思汗还要可怕；他就是喜爱战争。但是，法国实际上并不比它的暴君好②。他同聚贝尔一样（而且更唐突一些），指斥法国人虚浮而喜好动乱，勇敢而不够顽强，他们连生活上的普通责任也不能尽到。法国是一个坏的邻邦，摇摆于无政府与专制主义之间。他关于加富尔的著名论文，质量很高。他以同情的态度写作时写得最好，而在他所喜爱的英雄中加富尔仅次于俾士麦。他对于尼德兰史的详细论述同样也提供了统一运动的经验。他曾以炽热的焦虑心情注视着 1870 年的战云密布。在战争爆发时，他写道，“我们逃脱了一场奇耻大辱！如果俾士麦未曾这样聪明地删改了电报，国王可能会再一次让步的。”他的《黑鹰歌》（Ode of the Black Eagle）是那一年的最佳战歌①。在几个决定性战役打过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们将从法国要求什么？》，主张亚尔萨斯应归属德意志。象弗赖伊塔格一样，他并不希望采用“帝国”这个称号，因为它认为它带有波拿巴主义的气味。他宣称，胜利使德意志前途无量；这个民族，由于它丰富的精神文明，将成为各民族的教师。他对南德时刻表现出的爱国心，感到惊奇。这将毁掉他所爱好的兼并计划。他害怕联邦永远不能象单一的国家那样强大，但俾士麦认为满意的东西，他也乐于接受。1871 年他作为民族自由党党员进入帝国议会，并积极参加关于“文化斗争”的辩论，但是，对于议会生活他感到失望。他在 1883 年时写道，“在我们年轻帝国的体制中，再没有比帝国议会更坏的东西。”

梦想实现后，特赖齐克坐下来，编写《十九世纪德国史》，这原是他在十年前即已拟定的计划。1874 年他接受了柏林大学的聘请；他说，他每年须用半年工夫研究普鲁士档案，所以他还是住到柏林去为宜。兰克一直不赞成这项聘请，他认为特赖齐克是一个政论家而非历史家。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疑虑；因此这位新教授只是在他死前不久才进入柏林研究院。可是，他却在那里编写了 19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曾于 1861 年宣布：“我想编写一部邦联的历史，向闲着的大众指出：建立一个政治实体的基础——权力与自由——是没有的；只有通过消灭各小邦，才有得救的可能。”但随着邦联的消逝，他决定综述那些为新德意志开辟道路的人物与政策、制度与思想。第一卷（1879 年出版）叙述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时期，是详细叙述的导论。豪塞尔曾叙述各届政府，特赖齐克则描写整个民族生洁。这位《爱国诗集》的作者发现诗是反映民族精神的镜子。本卷的主要内容是普鲁士的历史，而他强调上帝为普鲁士指派的角色同他以相当严峻的态度对待腓特烈·威廉二世，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抵触。本卷叙述到“解放战争”和维也纳会议为

① 阿提拉（406？—453 年），于 433？—453 年为匈奴王，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译者

② 参阅伊姆加德·路德维希著《特赖齐克与法兰西帝国》，1934 年版。——原注

① 重印于《德意志斗争的十年》，第 267—271 页。——原注

止。尽管此书卷帙浩繁，它仍受到热烈欢迎，并数以千计地售出。

第二卷叙述到卡尔斯巴德法令的颁布。这一卷所讲述的故事不那么生动，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原始资料的研究。它的开卷第一章占据百余页的篇幅，综述“复辟”时期的艺术、文学与学术研究，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讲述普鲁士战后改组的一章之后，是一篇对南德诸邦的素描。这一卷的后半部分描写通过各大学所表现的自由精神同梅特涅对德意志小邦王公采取的高压手段之间的斗争。有一个评论家宣称，他应写普鲁士史而不应写德意志史，因为关于普鲁士的几章写得虽很好，而其它几章写得却很差。他的富有侵略性的普鲁士观点激起了一些人愤怒的批评。最猛烈的攻击，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研究西班牙与查理五世的著名历史家鲍姆加滕①。他对于特赖齐克在同一个问题上对普鲁士加以愿谅，对奥地利则加以谴责，而且还诬蔑各小邦的比较自由的观念，感到很气愤。他在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特赖齐克的德国史》中表现了他的愤慨。他宣称，特赖齐克的观点在 1870 年以前

虽然是可以辩解的，到 1870 年以后便不然了，他所作的攻击与其说是为了埋葬各邦独立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复活它。特赖齐克之看待普鲁士，正如同扬森之看待罗马②。他能够激励和启发，但没有人敢于向他求教。他表现出他对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不能理解，几乎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部书关于文化生活的描写虽然值得嘉许，但却为它的政治偏见所损毁。接着这位历史家同他的老友之间开始了争论；特莱茨克宣称，等他叙述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他的批评者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了。埃德曼斯多费尔指出，批评者在有些细节上自己也搞错了；聚贝尔则解释道，《德意志史》所攻击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空谈理论的激进主义。可是鲍姆加滕的攻击所留下来的有害印象，却再也没有被抹掉，因为，他的语调虽太尖锐，但却击中了该书的根本弱点。

这些缺点，在叙述到 1830 年的第三卷内却不那么明显了。在第三卷中，作者开始叙述关税同盟的冗长经过，并第一次确立了莫茨③的重要地位。这一卷的精华是关于北德小邦、它们的统治者、它们的政治与文化，由一系列出色的精巧小品组成的著名的一章。第四卷写的是腓特烈·威廉三世长期统治的末期的历史，主要是论述立宪观念的成长。关税同盟的历史在这一卷里叙述完毕，奥地利的势力已经不那么咄咄逼人，而普鲁士开始确立它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第五卷于 1894 年出版，叙述腓特烈·威廉四世和他周围一群出色人物的金光灿烂的事业的开端。这一卷是全书中最完善的部分，它具有某种成熟的平静气氛。谁也不能指责特赖齐克站在朝臣的地位来描绘国王的形象；但是，虽然他慨叹国王的政治缺点，却抓住了他为人的高贵品质；当他有所指责时，他内心的沉痛多于气愤。特赖齐克这时已经六十岁了，他的视力逐渐衰退。他已写到 1847 年，他急于开始写革命的年代〔1848 年〕。他对巴叶说，“愿上帝假我以年，直到完成我的第六卷。”但事与愿违，他的健康情况急剧下降，于 1896 年去世。

① 参阅马尔克斯的出色传记，刊载于鲍姆加滕：《论文与演说集》（1894 年）的前面。——原注

② 扬森，J.（1829—1891 年），德国史学家。在其名著《中世纪末以来德国人民史》中认为德国文明在中世纪末已臻极盛，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德国文化与繁荣的破坏，利用历史为罗马教会进行辩解。——谭注

③ 莫茨（AdolfvonMotz，1775—1830 年），曾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改革税制，奠定了关税同盟的基础。

——译者

特赖齐克的《德国史》是大陆上最近似麦考莱的《英国史》的著作。在他编写之前，一般人对于普鲁士的历史知道得很少，而对于从拿破仑覆亡到“革命的年代”之间各小邦的情况，就知道得更少了。但他的著作远远超过政治叙述的范围。它提供了关于民族发展的全面图景。他使一个沉闷的时期活灵活现。他不是把这个时代当作一个衰败的时代，而是当作一个积聚力量，以达到民族统一和才智上的无比活跃的时代来描述。在普鲁士学派中只有他把文明包括在他的视野之中，而且他非常注意研究言论的动向和文学和学术的潮流。他的文笔无可比拟地华丽和有魄力，他是个幽默大师，而且擅长表达悲愤的情感。在他早期论文与演说里稍嫌过分注重修词的文风，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普鲁士学派中他是唯一有文学天才的作家。就文笔的魔力与感人的活力来说，他可与蒙森比美，并超过所有其他普鲁士历史家。

这种充满活力的个性形成本书一个主要的迷人之处，但也是它的主要缺点的根源。1864 年，他在写给聚贝尔的信中说，“我太容易激动了，但我希望到一定的时候能成为一个历史家。”1882 年，他看出自己的性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承认他血气太旺，不能作一个历史家。他的笔锋同剑锋一样锐利。他的同事施默勒作证说，他的爱和恨就象大自然的暴力或几乎象火山爆发那样。他坦白地告诉弗赖伊塔格说，在他的身上，爱国者的成分比教授的成分要大千倍。他的朋友们把他比作“急性人”①、熙德②或年轻的齐格菲③。在德意志大历史家中，兰克是最客观的，而特赖齐克是最主观的。没有人会把他归入“好欧洲人”这一类人里去的，而对于这样的奉承，他也会轻蔑地拒绝接受。他写道，“只有一个以祖国的悲欢为自己的悲欢的雄壮的心，才能生动活泼地叙述历史。”他编写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记实，不如说是为了教导。巴姆贝格尔抱怨地说，在企图使教训为特定目的服务方面，只有耶稣会徒能赛过他。他攻击奥地利、法国、俄国和犹太人。他严厉地谴责英国，说它是功利主义者和伪君子，一手拿《圣经》，另一手拿鸦片烟枪，前去征服一个“帝国”：同贪婪的英国人相比，德意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藐视法王路易·菲利普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认为他们是带有资产阶级和商人气味的国王。他虽然认为德意志人是最好的民族，却不认为他们都一样的优秀。普鲁士才是出类拔萃的民族。在编写他的历史时，特赖齐克已经克服了他对容克地主的厌恶。他认为关税同盟和普鲁士军队是统一的工具。他宣称，贵族比资产阶级更有远见和自我牺牲精神。他的最犀利的箭头，是对着他讨厌地称之为犹太人的，过激的和亲法的“青年德意志”①运动。他写到海涅与别尔内时说他们是青年的腐蚀者，是祖国的敌人。

特赖齐克这个人的政治家气质太浓厚，他不可能不参加在他生活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兴起的争论。新德意志的两种势力激起了他特别的愤慨。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无政府主义，而宣称应以武力而非争辩来对待它。在一篇激烈的论文《社会主义及其庇护人》里，他指责那些迎合社会主义的教授。“讲坛上社会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施摩勒②，发表了一篇庄严的答辩，指斥

① “急性人”（Hotspur），为哈里·珀西（HarryPercy ）的绰号（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译者

② 熙德（CidCampeador，1040？—1099 年），西班牙著名的捍卫基督教反摩尔人的骑士。——译者

③ 齐格菲（Siegfried），德意志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第一部分的主角。——译者

① 青年德意志运动（Young Germany），19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的德意志文化运动。——译者

② 施摩勒，G.（1838—1917 年），德国经济学的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谭注

这位历史家误解了他们的立场。特莱茨克对于犹太人影响的增长甚至更为震惊。他看到在财政和新闻界占有势力的人都是些对爱国主义和基督教漠不关心的人，感到沮丧。他并不希望对犹太人重新实施褫夺权利的法令，但这位著名历史家发表言论，同施特克尔发起反犹太主义③又恰好是在同一时期。在他的研究院同事中有一些犹太学者；而蒙森带头组织答辩，指斥他破坏了莱辛留下来的宗教宽容这一伟大遗产。

特赖齐克在他授课当中反复进行战斗。讲堂里挤满听众，来听他对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和犹太人、和平主义和议会政府的不加节制的攻击。政治学课程为他提供了机会，这个课程他一生中开过好多次，讲稿在他死后根据笔记整理刊行①。讲课的中心内容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不依靠政党多数的行政机关，和必须训练具有活力的公民。在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里，他歌颂战争。“排除战争的想望，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如果战争消除了，世界就会变成一座自私自利的大神庙。”后来，他又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铁的时代。如果强者征服弱者，那是生活的法则。”战争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德补剂，决斗亦然。一个曾为自己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竟变成绝对专制主义的卫护者并以狂妄与旋风般的言论来点起沙文主义的火焰，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特赖齐克象容克地主一样，怀着狂喜的心情欢呼威廉二世的登极，但俾士麦的下台使他清醒过来。他毫无保留地攻击卡普里维和他的主人，因而同聚贝尔一样，受到被逐出档案馆的威胁。在他那刚强的个性里，高贵的和令人厌恶的成分混杂在一起。这位“讲坛上的俾士麦”显然是有一个天才的气质。

随着 1896 年特赖齐克的去世，普鲁士学派也就消逝了。这个学派的成员是在德意志的消沉时期的政治教员，他们唤起他们的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学派是由于民族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而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和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家。历史研究的潮流，由于受到他们的有力影响而暂时倾斜，此时开始回到那条由兰克标出的渠道去了。莫里茨·里特尔以其毕生精力贡献给反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研究。埃德曼多费尔描写“大选侯”的第一幅客观形象。科塞的腓特烈大帝传是自特赖齐克以来德国史领域内最动人的作品。德尔布律克专心研究格奈塞瑙；玛克斯·勒曼则致力于研究沙恩霍斯特和斯泰因。里茨勒研究巴伐利亚史；席曼研究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历史；迪特里希·舍费尔研究汉萨城市。曾因撰写 16 世纪后期的专题论文而成名的埃里希·马尔克

斯，现在以准确可靠的判断力来论述俾斯麦及其主人；迈内克探索从 18 世纪

到 1848 年政治意见的发展过程。伦茨和欣策一直致力于普鲁士史的研究。在施莫勒及其他专家的指导下，由柏林研究院出版的多卷集：《普鲁士法令汇编》显示了 18 世纪普鲁士政府和工业的结构和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就较小，但所取得的成果是要更踏实一些。

③ 施特克尔，A.（1835—1909 年），1874—1890 年为德国宫廷宣道师，柏林反犹太运动的领袖。——谭注

① 包括两卷的英文译本于 1918 年出版，其中并附巴尔福勋爵的导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