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基佐的父母是新教徒，所以他始终保持法国新教的严肃精神①。他的父亲因反抗革命中的过激运动而被处死。儿子一生中一直是 1789 年的温和自由

派。他很快以一个有广博学识和卓越才干的青年出名，而于 1812 年二十四岁时，被方丹委派为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拉克雷泰尔的助教。帝国覆亡后，他参加了政治活动。

他在一个人数少而名气却很大的集团，即以鲁瓦埃·科拉尔①为首的“空论家派”②或“辉格派”的集团里，赢得了卓越的地位。他作为这些人的代表前往根特，劝说路易十八颁布宪法，并在复辟时期初期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要职。在两本著名的小册子里，他极力主张中产阶级应成为政治上的决定性势力，并宣传“至中”（JusteMilieu）的理想。让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保王党占支配地位，是神权政治同暴民统治这两种对立的荒谬理论之间的真正折中。绝对专制主义和雅各宾主义都是社会的敌人。在那个时候，反革命是敌人。革命时期赢得的阵地，一定永远不要放弃，但是这个阵地只有通过真正的君主立宪制的均衡力量，才能永久维持下去。

1820 年，“空论家派”失败后，基佐又恢复了他的教授生涯，而他第一次开设的课程，代议制政府的起源，表达出他对英国制度的热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关于法国制度的演讲，这些演讲，象他以前的演讲那样，是政治宣传的手段。的确，这些演讲同当时热烈争辩的问题结合得太密切了，致使这位教授于 1822 年被迫停止授课。讲稿的一部分于 1823 年刊入他的《法国史论

文集》。他的目的是要考查直到公元 10 世纪为止，自由的、贵族的和君主的制度是怎样互相竞争并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论述罗马帝国的城市政府。那个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在整个帝国时代，奴隶制

① 参阅基佐的包括多卷的回忆录和他死后的书信集。巴杜为他作的传记（1894 年出版）写得最好。最好的评传有：朱尔·西蒙的《梯也尔、基佐、雷米扎》，1885 年版；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Ⅰ卷以及伍德华德的《关于欧洲保守主义的三篇论文》1949 年版。普塔斯所著的数卷则几乎全部是政治性的。——原注

① 鲁瓦埃，科拉尔（Royer-Collard，Pierre-Paul，1763—1845 年）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谭注

② “空论家派”。此词原义系泛指将自己的哲学观点不顾实际地运用于政治或其他事务的人。在法国史上，雾月政变后的保民院中，即有一批放言高论为拿破仑所厌恶的“空论家”。基佐所隶属的是 1817 年议会开会期间，由知名人士鲁瓦埃·科拉尔（Royer-Collard）、巴朗特（Barante）、雷缪扎（Ré musat ）等结成的君主宪派政治集团。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温和派自发的组合。他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支持复辟，拥护正统的，实施立宪制的君主；既反对君权神授学说与君主专制，也抵制任何民主的、激进的运动。——谭注

度、奢侈风气和专制主义一直存在着。当基佐提到帝国大体上是由城市组成的一个集合体时，他差不多等于作了解答；他还说明那些控制市政并负责岁入的元老们如何为这沉重的负担所压垮。当中产阶级因纳税而破产后，它没有其他的资源。其后的论文——讲述法兰克人在高卢的定居、墨洛温朝和加洛林朝衰亡的原因、法兰克人的各种组织以及封建制度——显示出作者是一个坚定的日耳曼派。最后一篇关于英国代议制度设立原因的论文，说明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互相竞争的利益如何终于形成一种均势，而有了这种均势，自由的和有秩序的统治才得以产生。

基佐在演讲与论文里描述了中世纪英国，在小册子里描述了近代英国之后，即埋头研究 17 世纪英国的宪法斗争。他以查理一世的登极作为他的《英国革命史》①的开端。他并不企图发现新资料，也不想对冲突进行戏剧性的描述。这部著作是一种雕刻，而非图画。这位写我们英国的人是一个从事探索实际教训的政治家，这个人对于谁是谁非的问题毫不怀疑。他经常想到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不同之处。英国没有企图打破事态的自然发展，这是它贤明之处。在美国，民众政党的首领们诉诸先例，他们仅仅反对王室特权的滥用。造成英法革命基本不同的有几种原因。英国革命是政治的，不是社会的。它所追求的是自由而非平等。它是宗教的，而非理性主义的。它是在汉普登和皮姆这种拥有财产和高度智慧的人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批人是争取合理自由的运动的先锋，而这个运动现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这项工作，由于他在 1828 年重任教授而中断；而使他获得世界闻名的历史家声誉的，正是在他任教以后三年的讲课。他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朱尔·西蒙宣称，他是雄辩的化身；但同大多数雄辩家不同的是，他讲得很简炼。这时他严格避免政治方面的暗示。在他的听众看来，他好象是站在超乎人类的渺小冲突之上来讲述人类事务的。他开首讲授的《欧洲文明史》

①是压缩手法的一个胜利。他宣称，近代世界优于古代，因为它把那些以前孤

立存在的有价值的要素给合在一起。罗马帝国把市政制度、成文法律和帝国统治的观念遗留给后代。基督教会贡献了崇高的原理和世界性的组织。蛮族为人们带来了个人自由和自愿联合的习惯。要把这些要素混合起来，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中世纪便是这些要素互相斗争的时期。他认为，讨论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权利，必须考虑到它们是结合了古老的传统，或适应了普遍感到的需要。但在中世纪后期，进步的主要表现和象征，是从站在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产阶级的成长中找到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一阶级的存在是同代议制政府相关联着的。宗教改革鼓舞了批判精神；清教徒革命标志着英国自治制的胜利和它对文明世界之征服的开端。这个课程讲到法国大革命——这场由于第三等级在人数、智慧和财富上的增长，已是无可避免的革命——的前夕为止。这些讲课使得历史解释的学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好象是站在高耸的瞭望塔上，以目光横扫周围的原野，他的眼睛看到遥远的天涯和集体的成就。他的历史哲学是对神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但对于社会的转化，他却以纯粹世俗的理由来解释。然而，他过低地估计了个人的影响和偶然事件的篇章；而时代与时代之间也衔接得过分简洁了。与群众混为一谈，是不妥当

① 《英国革命史》，共二卷，1826—1827 年。此书记事至查理一世弃市时止。1848 年革命后，基佐重理旧业，写成续编二种，参见下文及译注。——谭注

① 《欧洲文明史》（Histoire généraledelacivilisationenEurope ）共四卷，1828 年出版。——谭注

的，但从奥林匹斯山顶上来眺望人世间的变幻与浮沉，也是危险的。

基佐的第一课讲完了以后，接着详细论述法国文明的发展①。他选择了法国作为欧洲命运的一面镜子。他首先描述日耳曼人入侵前高卢的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和宗教的状况，而后描述莱茵河外日耳曼人的性格和制度，最后描述入侵本身和蛮族与罗马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民政方面，他略述蛮族法典的起源和性质。在宗教范围内，他描写教会的内部组织和它同世俗社会的关系。对于文化方面的活动，他以概述为数很少的著作来加以描绘。对于查理大帝的性格和政策、他的行政改革、他对立法和教育的影响，则加以精细的研究。整个概论以简述教会以及神学和哲学的发展作为结尾。他以非凡的技巧和广博的学识，在三十次演讲里分析了五个世纪的生活。1830 年，他开始对法国的封建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应从休·卡佩起到美男子腓力②止）作类似的探究。在他讲完封建制度和君政的概论后，课程由于 1830 年的革命而中止。革命把这个历史家推到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里。《法国文明史》的突然终止是历史科学所蒙受的最大损失之一，因为该书即使在它残缺不全的形式下，也还是 19 世纪上半期的伟大成就之一。基佐是最早象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来解剖社会的人；是最早象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来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功能的人。这部书是编写的典范，对于那些构成文明的千变万化的现象，它都照顾到了，同时又从不忽略民族生活的统一性。这些讲演证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是可能办到的。在抓着事情背后的思想、认识那些支配外表转化的内部改变和发觉一个时代的文化趋势的能力方面，谁也未能胜过他。

1828 年的课程所引起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以后开设的课程。基佐自己宣称，历史家身负三项任务。他必须收集事实，并知道它们是怎样连结起来的——这可以叫作历史解剖学。他必须发现各种社会的组织和生活以及那些支配事态发展的法则——也就是历史的生理学。“但是你也看到它们的外貌吗？你看见了它们的五官吗？现在死了的东西，过去是活的；除非它们在你眼里看来活灵活现，你是不会理解它们的。调查事实，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复制它们的形式与运动，这一切构成历史，而每一部伟大历史著作都必须通过这些方面的测验才能判定”。这一段话，既证明基佐对于历史家的责任具有崇高的观念，又宣判了他自己的缺欠。重新创造过去，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佩服司各特和库珀①，并推荐他们的小说，但他的作品却没有显示出他们影响的任何痕迹。他缺乏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对图景和戏剧的想像力以及对个人和特殊事件的兴趣。他的历史写得过份匀称了。对他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圣伯夫②。“基佐的著作构成一条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也不能缺少的链子。他的目的，象支配和组织现在那样，支配和组织过去。我怀疑，一个人是否能够这样完整和确实地掌握他所叙述的历史的导因：于是，他会觉得了解当代的历史几乎是力所不及的事情。历史从远处来看，遭受一种特殊的变形。它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最危险的想法，那就是：它是合理的。

① 《法国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enFrancedepuislachutedeI’empireromain ），共五卷，1829—1832 年出版。——谭注

② 美男子腓力，即腓力四世，1285—1314 年在位。——谭注

① 库珀（Cooper，F.1789—1851 年），美国著名小说家，写有不少记述印第安战争的传奇。——谭注

② 见《周一漫谈》，第Ⅰ卷。——原注

于是，古人干的蠢事、他们的野心和那些组成历史的千百件怪事都消失了。每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基佐的历史由于太合乎逻辑而失去真实性”。为了提醒自己记住历史是怎样形成，圣伯夫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了德雷斯的《回忆录》。

基佐利用他的大臣地位，多方面促进历史研究事业。法国历史研究的组织是从路易·菲利普时代开始的。用梯叶里的话来说，历史研究成了一项国家的制度。基佐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梯也尔、米涅、巴兰特、福里尔、雷努阿尔、盖拉德及其他著名学者协助下，组成法国历史学会①。在学会的活动中包括出版一些编年史家著作的新版和印行手稿资料，例如马扎然的书信和贞德的审判纪录。由于基佐始终关注学会的命运，在 1866 年巴兰特死后他担任了会长；后来在他死后又由德利斯尔接替。由国家负担经费出版法国史手稿资料的计划就更重要了。这个想法并不是他首创的。②莫罗（他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成为法国史官）即曾想到抄录特许状和文献。“古文献馆”于 1762 年建立，而抄录的主要任务则由本尼迪特派修士承担。这项工作随着该教派的被禁止而遭受破坏。但是，抄写无数特许状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因为在接着发生的大风暴中有很多原稿被毁掉了。1833 年基佐向国王建议，政府应承担出版手稿的工作。他说，孤立的个人，即使竭尽全力，也只能产生不完全的和有限度的成果。在法国档案中，埋藏着不可估量的珍宝。路易·菲利普同情他的看法，于是在公共教育部内设立了委员会，作为各地整理档案的中心和指导机构。在最早出版的《未刊文献》①（Documents inédits）中有：米涅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梯叶里关于第三等级的著作以及盖德拉关于修道院财产目录的汇编。这项宏大的出版事业，不同于德国的《史料集成》和英国的《卷帙》，只限于出版未刊印过的资料。它给法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基佐的最后一项成绩是恢复道德与政治科学院。

1848 年，在基佐的内阁连同君主政体一起垮台后，他没有继续编写他未写完的自己国家的历史，而是继续编写他避难所在国家的历史。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他唯一的文字工作是刊印法文版的华盛顿著作与通信集②。那篇当作《导论》的严肃和雄辩的颂词，重申了他那为人们熟知的信念。他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知道如何在东、西半球上进行它的革命，因而在间隔了二十五年之后，他以更高的崇敬英国的心理，重又研究清教徒革命

③。虽然当时对于这个时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资料，但基佐的后面诸卷同前面诸

卷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的坎坷生涯使他对 17 世纪的风暴的感受更加真切，而且他特别长于分析辩论和记述多种思想的演变。但新著并不比旧著生动。在他的著作里看不到花草丛生的小径，也没有沐浴在阳光之中的景色。

① 见儒尔丹《为纪念学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发的通告与文件》，1884 年版。——原注

② 参阅格扎维埃·夏尔姆斯（XavierCharmes）的详细著作：《历史工作委员会》，三卷本，1886 年版。—

—原注

① 其全名为《法兰西历史未刊文献汇编》（Collectiondedocumentsinéditssur l’histoiredeFrance ）。自 1835 年开始陆续刊行至本世纪 60 年代出三百余卷。——谭注

② 《华盛顿著作与通信集》，共六卷，1839—1840 年。——谭注

③ 1848 年后，基佐写成英国革命史专著二种：《英吉利共和国与克伦威尔护国政府史》，全一卷，1854 年；

《克伦威尔护国政府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共二卷，1856 年。另有《蒙克与共和国的颠覆》，全一卷，作为补篇。——谭注

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导和告诫。和他以前一样深信革命的益处，但经验已使他具有稍多一点的批判性。他实质上接受了卡莱尔关于克伦威尔的忠实品质的论证，但反对关于他的政治才干的估价。在克伦威尔、威廉三世与华盛顿所领导的三次盎格鲁—撒克逊大革命中，最早的一次所取得的成功最小。克伦威尔毫无建树，因为他并非甘心情愿地执行革命的政策。基佐以极其严峻的态度指责魏恩①、勒德罗②和空谈理论的共和主义者，对于这一派，曾任路易·菲利普的大臣的基佐实在是太熟悉了。他的崇高的严肃性和超然态度虽然并不合乎每个人的胃口，但它引起了象兰克著作所引起的那种信任。他原想把这部历史叙述到 1688 年，但因为要写他的《辩解书》③，所以他写到复辟时期就结束了。虽然在写查理一世的前面几卷里，没有什么新鲜资料，但对于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却给予了新的阐明，而关于理查德·克伦威尔的几卷也是在知识方面的真正贡献。这部书以论蒙克的一卷结束。虽然《英国革命史》一书在重要性上比不上《法国文明史》，但它对于一次重大危机的解释，却是一个显著的贡献，今天来读它还是有益处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