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贫穷病人的看护

到 1866 年夏天为止，南丁格尔已经九年未曾回家了。

母亲樊妮已是 78 岁的老妇人了。她视力衰退，又因为最近从马车上摔下来受了伤，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樊妮正被那些因受伤而带来的后遗症所折磨着。

8 月，正是一家人迁往李哈斯特的时候，因为樊妮尚未康复，所以南丁格尔就回到家中，陪伴母亲。

垂垂老矣的樊妮，晚境十分孤寂。

曾经是她谈天说地的对象——芭斯，因婚后住在英格兰东部，忙着做“贵妇人”和“小说家”，所以无法经常与母亲做伴。

在恩普利庄园的家人，为了迎接南丁格尔的归来，特地周密地安排为她准备了六间房间，以免她的生活受到干扰。

而她在返家后也的确一直埋首于工作之中，除了探视母亲之外，绝少出房门一步。

离家多年的南丁格尔，此时与母亲的相处是融洽的，她深信自己依然是爱母亲的。

那年，她一到达恩普利庄园，就写信给梅雅莉：“母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因为健康的衰退而不自由，但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比过去温和慈祥，凡事也都能想得开⋯⋯”

南丁格尔是一个对任何事情要求严格的人，家人为了顾及她的身体情况，对于她的严格要求和批评，都不敢与她争吵，而惟一能替她打发这些寂寞的日子的，只有那些来家里玩耍的小孩子。

中年以后的南丁格尔，时常由孩子和小动物身上找到一些慰藉。 她爱好养猫了。工作的时候，也有一只脖子上扎着花结的猫儿陪伴

着她。她养的猫多达六只，它们满屋乱窜，在她的文件、信稿上，都留下了许多爪印儿。

如今，这些爪印儿在她留给后世的许多文稿、报告、信札中，还清晰可辨。

诗人亚瑟·克拉夫的孩子，就曾在南丁格尔家中嬉戏，得到她的喜爱，事后南丁格尔写信给克拉夫夫人道：

“当这个孩子穿着法兰绒的外衣来见我时，他一脸端正威严的样子，我马上就喜欢上他，接待他坐下。这个孩子挺直着身子坐在椅子上， 一句话都不多说。当脚边的猫儿蹦地一跳，跳到他膝上时，他大方而稳重地伸手抚摸它，又好像是轻声在对猫儿说话一样，猫儿也就温顺的卧在他怀里，仿佛已被这孩子的威严所臣服。

后来，他伸出一只脚，要我为他暖暖，当我轻握他的小脚时，他那小脸蛋儿笑得像春天的花朵。不一会儿，他向我摇手告别，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年夏天，她的时间几乎全为贫民医院、病人看护设施的计划所占据。

1861 年间，她曾收到一封寄自利物浦的信，是由一位叫威廉·拉斯明的人所写的。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是地区福利协会的名誉会员，经常去访问利物浦的贫民区，探视卧病在床的贫民。他在 1859 年的时候，设立了地区护士会，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和一位专职的护士一起开始工作。

但是，只有一名护士，是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的，连带地使工作也无法开展。于是，他打算自费创立一个护士会，来照顾那些卧病于家中的贫民。这些护士必须是富有责任感，值得信赖，而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但这些专业护士得之不易，因此，他就向南丁格尔求助。

南丁格尔就建议他，先开办一所护士训练中心，同时和利物浦的国立医院约定好，凡是由此中心结业的人，一定允许进入医院实习。因此第二年，威廉·拉斯明就遵照南丁格尔的建议，设立了护士培训学校， 并与国立医院保持关系，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

威廉·拉斯明虽然非常富有，但是他生活俭朴不自私，为人也很慈

祥，富爱心，使南丁格尔由衷地敬佩，两人逐结为好友。而威廉·拉斯明对南丁格尔的敬爱更是无穷尽的，自她搬新家以后，他曾送给她一座花台，并固定每周派人来换新鲜的花，一直到最后。

他时常到贫民收养所访问，同时也致力于照顾贫病的居民。他同情贫民区的贫民，但觉得贫民收养所的病人更可怜，因为他曾经多次亲访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十分了解其中照顾病人的情形。

两年后，威廉·拉斯明着手贫民医院中看护士工作的改革。为了此事，拉斯明频频与南丁格尔书信往返，对于训练专职护士，如何申请使护士顺利进入贫民医院，及怎样才能得到教会的协助⋯⋯等问题，两人热烈讨论，交换意见，联手向管理贫民医院的教区教会挑战。

“⋯⋯好像我们要占领贫民医院似的，甚至好像我们有侵占整个英国的野心似的，凡是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及各种约定，在教会中一直被讨价还价一样地热烈讨论着⋯⋯”

南丁格尔如是说。

好不容易在 1865 年 3 月得到了许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伦敦贫民医院的改革工作。

1864 年 12 月住在伦敦贫民医院的提摩西，因为被安置于卫生状况不良的地方，又缺乏适当的照顾而死亡，此事传开之后，社会上的人为之哗然，纷纷表示指责。

南丁格尔趁着这个机会，根据贫民救济法，用巧妙的手笔写了一封信给救贫厅的厅长查尔斯。

“⋯⋯提摩西事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贫民医院护理情况的缺失，改革的工作必也急如燃眉，否则将有更多的贫民受此之害，因此我才敢冒昧地写这封信给您。而实际上，在利物浦的贫民医院，已经由一群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的专职护士，正进行改革的工作⋯⋯”

约莫 1 月底，查尔斯厅长竟亲自前来拜访南丁格尔。查尔斯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会谈之后，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他们不只谈到贫民医院护理工作的改革，也连带谈到许多相关的问题。

南丁格尔认为，贫民医院中的问题丛生，如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护理工作，而不从医院整个管理方面的缺失着手的话，情形仍然得不到改善。所以，她对厅长说，可以利用提摩西死亡的事件为机会，请求详查贫民在医院中所受的待遇的各种问题。

到了 3 月，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才被批准准许进入利物浦贫民医院。

5 月 16 日，12 名护士和阿格妮斯护士长就进入医院展开工作。

一直令南丁格尔担心的是这一个护士团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品格和机智。

在贫民医院，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摆在她们面前的工作，是重大的考验和挑战。幸好，这位年轻的护士长相当优秀、能力很强。南丁格尔曾写信向梅雅莉阿姨描述她：“阿格妮斯年轻、机智而富有活力， 容貌也很美。⋯⋯”不只是美，她还有着殉道者的胸怀。她也明了这份工作带来的恐惧，开始时虽想拒绝，但良心不许可，她或许受过神召吧！ 当她受到南丁格尔的邀请时，必也历经激烈的内心挣扎和对神的祈祷，

因此，数天后，她就毅然回函说，愿接受这份工作。

1868 年南丁格尔在一本“福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这名护士长工作的情形。阿格妮斯曾在几所大医院中服务过，据她所说，在来到利物浦贫民医院之前，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罪恶和邪恶。她以为贫民医院的病房是世界上的地狱，不道德是应该的，而不清洁也是理所当然的。

病人七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黯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

“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在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得多。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进行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在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贫厅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藉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当作需要照护的人， 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忿忿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开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被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因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就被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常，1866 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 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而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立就流产了。

10 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在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而她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商的动向，所以事后在次年 2 月 8 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 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 1867 年 6 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 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 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 1871 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 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

速扩张。利物浦分为 18 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 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 1350 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 1868 年 2 月 19 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 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 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妇女们为什么总是很难觉悟到，开创一项新事业需要智慧，更需要自我牺牲精神。⋯⋯”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1869 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十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 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