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陆军部的忠实顾问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以后，南丁格尔就少了一份协助的力量。

当赫伯特就任陆军大臣时，南丁格尔就是经由他这扇门，才得以进入了官僚的世界，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由于她深谙军队的管理与营运的方法，也因而造就了不少功劳。

但是，如今锡德尼·赫伯特已经不在了，她自然也不会继续留在陆军。

南丁格尔此时十分清楚自己一生该做的工作，而现在可说都一一完成了。但是，她的健康也因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数度倒下，旧疾便一一复发了。

她感觉非常疲倦，很想一个人静静地过日子。

事与愿违，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就必须再振奋起来。1861 年 4 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到了 10 月，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长官，委托南丁格尔协助建设医院， 照顾伤兵，所以她就把英国陆军的资料统计及其他相关记录寄到华盛顿。

她在 1857 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前，也曾把这些资料寄给美国华盛顿护士会会长蒂斯克。同年她也收到英国陆军当局的紧急求助函。因为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的情势十分紧，因此政府就很快地把增援部队送到加拿大。12 月 3 日，德格雷马上写信给南丁格尔，请教她有关运输军需物资和远征军卫生必需品的事情。

南丁格尔的身体更虚弱了，可是她却努力地强打起精神，重新作了各种企划，给远征军的将官作参考，而德格雷也转告她的企划案全部被采行。

她在确定输送的平均速度之后，就把到加拿大的远程距离，运送伤兵所需的时间加以计算：她把接力运送的方式，必要的中途基地应设在何处，还有每一处基地需要作何种准备，都具体计划。她处理事情细密周到的能力，依然没有削减。

她也不断修正军中运输的计划，提供意见，也不时地拿克里米亚战

役中斯卡特里的情形督促他们。在艾伯特殿下的仲裁后，战事平息了， 两周之后，殿下也因不治之症而去世了。战事虽然停止了，却由于一连串紧锣密鼓的工作，迫使南丁格尔不得不暂时忘记自己的健康而再度登上工作的岗位。

南丁格尔的身子愈来愈衰弱。

1861 年的圣诞节前夕，她曾一度病危，数个礼拜之间，她在生死边缘挣扎。最后，她顽强的体质终于得到了意外的胜利。1 月中旬，她已能够从床上起来了。

此后六年，她一直缠绵病榻，不出房间一步，就连搬家，也是别人搀扶着她。搬了家之后，她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围绕着她的，只有四面墙壁。

为了使她有一个安静、舒畅、美丽、清雅的环境恢复身体的健康， 大家都建议她住到李哈斯特或恩普利庄园等豪华住宅里，但她坚持要在伦敦市郊住旅馆或租赁房屋。

大概是为了工作上联络的方便，她才坚持不肯离开伦敦吧！

但是她又经常对旅社和租来的房子感到不满，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下，她只好经常搬家。

她曾在一年内换了四个住所，后来女王知道了，便希望她能搬到辛特骊宫里去，而巴尼大臣也愿意把位于伦敦南街的房子借给她。此后， 她才停止迁移不定的生活，定居在这栋位于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宅里。

南丁格尔对英国陆军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存在，而她的立场已由领导者转变为顾问，十分受重视。

凡是有关于英军健康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被引荐到南丁格尔那儿寻求解决方法，而此时，她只不过是一名长卧病床、足不出户的女性， 但她从不含糊，总是尽心相告，倾囊相助。

她还指导了军营和医院的兴建和改造，这是所有工作中最麻烦而乏味的工作，她却还能偶尔幽默一番来调剂气氛。

有一回，道格拉斯次官送来骑兵队军营的计划书，征求她的意见。南丁格尔在众多建言之中，还提上了这样一条：不妨打开窗子，让

马也能透透气。

她说：“这是马儿告诉我的，如果关置它们的小屋中，有扇窗子可以透光透气，看看外面的景色，对它们的健康有好处，也有益于它们的情绪⋯⋯”

与此同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到她肩上。

锡德尼·赫伯特去世后，印度卫生调查团工作的重担就移交给她了。还在 1858 年充满希望的那一年，她同锡德尼·赫伯特要求成立考查团时， 她就已经发现，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像样子的资料能考察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甚至跑遍伦敦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印度事务的一般文献资料。因此，她决定亲自动手积累有关印度的第一手资料。

1859 年，她会同专家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情况调查登记表”，寄往印度各地兵站。

1860 年至 1861 年，这些调查表陆续从印度寄回，她开始深入分析研究这些报告。助手是克里米亚时期的同事，苏泽兰医生和统计专家法尔博士。

这些调查统计资料后来形成了一本一千多页的调查报告书。当时南丁格尔不是印度卫生状况调查团成员，但还是被邀请为各兵站的这些调查报告写编者按语。

1862 年 8 月，她完成了总题为《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的编者按语。这是她所有著述当中最值得一读、极发人深省的著作。人们还不知道， 多少年来，驻印度英军一直像苍蝇一样一批接一批死去，年平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六十九。“营房病”加上印度地区热带气候，特别是和那些生活在污物中的当地居民密切接触，驻军士兵的死亡率就比国内驻军高出一百多倍。

至于营房条件，有份登记表上填写着：“每间营房住士兵三百人， 尚非不堪忍受的过分拥挤。”南丁格尔看后问道：“那么，什么叫‘可以忍受的过分拥挤’呢？”营房内都是泥土地面，按当地习惯涂以牛粪。有关饮用水的情况，调查表填写着：“气味尚可”，或“气味难闻”。根本没有排水设施，厕所很少。根本没有洗浴条件。

但是，纠正这些现象却涉及到一个新问题：如果只把兵营和医院条件搞好，而附近的居民区是一片污秽，又有什么用呢？

南丁格尔写道：“要拯救驻印英军就必须搞好整个地区的卫生状况。”军队的保健工作同当地居民的保健工作是休戚相关的。从根本上看，由于“饥饿是对人民的经常性威胁”，而饥饿是会孳生疫病的。她的思想认识又进一步深化：要改善卫生先要发展水利灌溉，首先需要使印度吃饱肚子。

南丁格尔在印度事务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她在陆军部的影响。她本人从未去过印度，后来也不曾去过。而在她此后的余年中， 许多终生在印度工作的人都到她这里来求教。尽管有不少年，她的努力似乎未见成效，但尔后，她倡导的改革计划一项一项都实现了。比如， 以村为单位普及改善卫生状况的教育，城市中铺设排水管道，改进卫生环境，等等。

这时，她的生命显得越来越短促了。她把每时每刻都奉献给了工作， 甚至抽不出时间来接待最亲密朋友的来访。

1865 年 6 月，她写信给克拉琪，“亲爱的克拉琪，我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你呀！但这又是我做不到的。我相信，世上再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 为生活舍弃，如此不幸，却又依然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