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求的与法官式的文艺批评

《自己的园地》里面的《文艺批评杂话》说文艺批评不可成为吹求的，法官式的；诚然是，吹求的大半出于不诚恳的动机，吹求的批评是不可奖助的，法律两字不知冤枉了多少人，文艺较法律尤为精微，法官式的批评也是不可倚赖的。

不过多数不能抹杀少数，吹求的言论也有时是由衷之言，在那种时候我们是不能笼统的将它们忽略的。即如闻一多批评郭沫若的《莪默伽亚谟》中译本的一篇文章异常严肃而同时异常友谊的，我们能将它一笔抹杀吗？

在我个人的意思，一件事物有它良好的方面，也有它欠缺的方面。吹求的好处即在促成慎重的习惯，而它的缺点则有三层：它易受利用以作轻蔑异党的工具，它常流入自己卖弄的流弊，——这两层是明显的；它可以将人引出了主观的诗的真理的鉴赏而歧入客观的科学的真理的争论——这一层是较隐微的。

关于这一层隐微一点的吹求的文艺的坏处让我们拿一个西方文学中的例子来说明，说起美的文艺，济慈的《圣厄格尼司节的上夕》总无疑是一篇了；说起美的描写，这篇诗中述Porphyro带着他的恋者逃出伊的住堡时的一段，总无疑的是一例子了。他携伊逃走的时候，冰风在堡外灰白萧条的山野上叫着，堡内是一片压闷的沉默，只有铜链悬着的灯中火焰伸吐而复缩入，黯淡的亮起阴森的堡之内部，还有地上的毯子的边角偶然鱼跃似的站起，又拨剌的落到地上了。

这篇长诗是叙中古时代的事迹，但中古时代还没有开始用地毯。然而我们倘将上述的描写中的关于地毯的一部分删去，则我们将不能在漏入堡中的一线冷风的感觉里面间接的觉到堡外冰风的权威了，我们也将不能觉到毯子落下时寂寞的声响与外面风的号嘶形成的美妙的反映了，简单一句，我们不能觉到当时的境地的活现之美，不能觉到当时的境地的诗的真理了。我们读诗，读文学，是来赏活跳的美，是来求诗的真理的；赏与求有所得，我们就满足了，不再问别的事，任凭它与理智的绝对的真理符合也好，相反也好。

我相信用纯诗——诗的真理——的眼光来看济慈这首诗的人看到此处，不仅是不觉得不满，并且极为愉快的。考古学者虽然在这里发现了一点时代错误anachronism，我们并不得因了这层绝对的真理的原故而减低我们对于诗的真理——即是美——的鉴赏。在文学中考古的人一面不能先知的将考古的力量用到较文学为适宜的多多的考古材料上去，一面又不能聪明的用诗的真理的眼光来鉴赏文学，只是越俎的或是不能顺应的，用考古的眼光来批评文学，那我们只好怜悯他的既不得饮文学之甘泉，惋惜他的又将考古的精神狂用，并且忿怒他的凭非文学的眼光来评文学因而引许多初入门不知何所适从的人的恶影响了。

由此看来，吹求的恶影响是很大的，是我们忠心于文学的人所应当“鸣鼓而攻之”的；然而我们不可因此便将吹求的好的方面也就抹杀阻挠了，诚然如Saintsbury所说的，我们应将一只眼睛放在定律上，同时将一只眼睛放在例外上。文学不是国会，不是学生大会，只顾多数的；政治是社会的，联带的，不得不牺牲少数而顾大多数，文学则没有那种需要，因为它是个人的，独立的；文学上没有政治上那种时机的不候人而事的迅速——虽然未免不彻底——的解决，文学是有时间来将例子一个个的察看的。

察看文艺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的意思以为是——诗的真理。文学中的诗的真理的表现的规定与法律中人不可作恶的规定一般，至于什么是恶，什么是诗的真理，则各人有各人的定义了。

我的心目中的诗的真理即是美，我所说的美并非限定文中要用“红”、“绿”等字眼，虽然满是它们的柯勒立的《古榜人吟》Coleridge′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与它们的踪迹一毫不见的《自己的园地》的作者译的库普林的《玛加尔的梦》同为真的文艺；我所说的美也非限定文中必写美人，虽然写美人的拜伦的She Walks in Beauty一诗与写丑魔The Nightmare Life in Death的柯勒立的《古榜人吟》同一高妙。美不仅包括雕梁画栋，如柯勒立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所歌咏的，连济慈的《圣厄格尼司节的上夕》中所说的高的盔毛拂去了蛛网的屋子也在其中；美不仅包括奇山异水，如雪莱的《亚拉斯忒》Shelley's Alastor所描写的，连华兹渥斯的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一诗的一花一星也在其中；不仅写高贵的人生的史判塞的《仙后》Spenser′s Faerie Queene是美的，就是写平凡人生蓝默的《博图夫人关于哑牌的见解》也是美的；不仅写梦幻的人生的沙士比的《仲夏夜之梦》Shakespeare's Midsummer Night's Dream是美的，就是写现实的人生的辛基的《向海的骑人》Synge's Riders to the Sea也是美的。

我所说的“诗的真理”中“诗的”两个字并不是说一篇文艺中要充满了“啊”、“呀”……等等近来新诗中盛行的行号，或者充满了“啊”、“呀”等等感叹的字眼；我所谓“诗的”，也并不是“爱情”、“月亮”、“心弦”、“灵魂”等等时髦的名词；有了这些，或者有了音韵，并不见得就是“诗的”。最简单而美好的，这便是“诗的”两字的注释。因此，安得来夫的《七个后死者的故事》与柯勒立的《忽必烈汗》在我的意思中同为“诗的”。对象如何，也不必过问；因此，萨克雷的Becky Sharp（《虚荣之市最》小说中主要人物）与华兹渥斯的Phantom of Delight，在我的意思中他同是“诗的”成功。

（以上三篇载1924年10月6日《时事新报》

《文学》周刊第一百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