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

子离：

《异域乡思》的pear我改peach以求押韵，连你也当是我错了，幸亏我有拙作英译的旁证，不然，我简直要蒙不白之冤。我想一班目无雾翳胸无名心的读者们看见了我的各篇英诗中译，将它们用真天平来估量一估量，一定不会相信我能闹出那种笑话的。

我上次写的一封公开信是一篇我个人的《渔阳曲》——一多的近作，音节极佳，概投《小说月报》，你即可看见了——我在那封信里不过是借了王先生作一个鼓，来敲出我这两年来的不平之鸣。我这六年来没有生过一回气，但自从我投入社会的潮流之后，我所身历目睹的不平事实在太多了，我的火气不由的时时要冒上来；王先生的那一段毫不公正的“指摘”不过是一条引火线罢了。

我国近来的批评界（？）水平线实在低得令人可惊；从此以后，我们一班对于文学努力的人是不得不采取一种“初等小学教科书”的方法了。不然，亿万的蚂蚁都在那里磨着尘大的牙齿等候你，将你抛下的隋珠欢天喜地的当作它们所恭候许久的死苍蝇而高举起来哪。

为了这个原故，我不得不在这里申明，我的《往日之歌》的中译——已载本年第一期《小说月报》——是节译的，正如我的叶林罕的《小妖》（Allingham′s Fairies）——已投《小说月报》——是节译一般。我节译《往日之歌》的原故是因后面的几段与前面的一种亲热的窄隘的境地冲突。我所以要特别声明，是因为我看了王先生的一段“大”的批评之后，我自信对于近来国内批评家的思路是揣摩出一点门径来了，“仰体高深”四字我现在是可以受之无愧了。便是什么呢？我怕再有一位“王先生”不惮费事，将录《往日之歌》的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翻开一找，找到八一五页，看见此页的末段正是我的中译的末段，于是一条直觉的伟大思想闪电般射入他的脑中，而他愉快的拍着书案跳了起来叫出：“朱某人上次译白朗宁虽没有错，这次却被我抓住了他译费兹基洛的错处了！王先生的仇是报了！朱某人一定是以为此诗在本页告终，不知下页还有后文！一定是如此！Hurrah！批评上的‘大’成功！”

回声答应道：“Hurrah！批评上的大成功！”

许多的庞大的新文学家名声便是这样起来的。

Fame is no plant that grows on mortal soil,

Nor in the glistering foil

Set off to the world,nor in broad rumour lies.

——Milton:Lycidas

时间是文学的审判官；济慈终究不朽，《索列克乌杂志》的记者早被湮灭的臭泥埋起来了。

你的那篇文学与雪莱的《厄多纳依士》（Shelley:Adonais）出于同一的动机，我是十分感谢的。诚然如你所说的，我当时是在气头上，只看见了王先生通询中一段批评我的译诗的“又及”，而未看见王先生通询的“本文”。王先生所译的Wordworth:Evening on Calais Beach一“十四行诗”的头四行，诚然是“的确没有把当时的情景及句子的构造分清”，“一时的大意”，王译将四句改作三句，将“傍晚”改作“夜”，将一个在英诗中毫无意义只是填韵的字free（如Milton:L'Allegro的“But come,thou Goddess fair and free”句，Coleridge:Ancient Mariner的“The furrow follow'd free”句可见）译作“自然”，这些都是比较小一点的错误，我们也不用去斤斤了，最大而最不可恕的错误是“烈日默默的下沉了”句中的“烈”字，——用“默默的”来译“in its tranquillity”已经不对，不过我们也不讲它去了。这个“烈”字不惟没有将原文的“broad”一字的美妙之处翻译出来，而且与全四行中的一种宁谧的“情景”，“的确”发生了“大”的冲突。

华兹渥斯的这四句诗我今译出如下：

这是一个美丽而（清澄）的傍晚，

神圣而安静有如修道的女尼

屏息于虔诚的祈祷之内，

大的月轮（舒徐）的降下天边。

（）符号中的意义是我添的，我相信它们与“当时的情景”极为嵌合，毫不冲突。

你的文章之中又提到了济慈的《何默初觏》一十四行诗中的Cortez一人名为Balboa之误，这一层道理是很对的，我从前用了“天用”的“笔名”写过几篇《桌话》，后来因为它们不为人知，就停下了，这几篇《桌话》中有一篇叫作《吹求的与法官式的文艺批评》，内中有三段是：（我举此数段，并非为己辩护，因我本没有错，不用辩。）

“关于这一层隐微一点的吹求的文艺批评的坏处让我们拿一个西方文学中的例子来说明。说起美的文艺，济慈的《圣厄格尼司节的上夕》（The Eve of St.Agnes）总无疑的是一篇了；说起美的描写，这篇诗中述说Porphyro带着他的恋者逃出伊的住堡时的一段总无疑的是一段了。他携伊同逃的时候，冰风在堡外灰白萧条的山野上锐叫，堡内是一片压闷的沉默，只有铜链悬着的灯中火焰伸吐而复缩入，黯淡的照亮起阴森的堡之内部，还有地上毯子的边角偶尔鱼跃似的站起，又复拨剌的落到地上了。

这篇长诗是叙中古时代的事迹，但中古时代还没有开始用地毯。然而我们倘将上述的描写当中关于地毯的一部分删去，则我们不能在此段所暗示出的漏入堡中的一线冷风的感觉里面间接觉到堡外冰风的权威了，我们也不能有毯子落下时寂寞的声响与外面暴风的号嘶所形成的美妙的反映来赏鉴了，简单一句，我们不能觉到济慈所创造出的当时的境地的活现之美，诗的真理了。我们读诗，读文学，是来赏活跳的美，是来求诗的真理的，赏与求有所得，我们便满足了；那时我们不再去问别的事——任凭我们所得到的诗的真理与智的，客观的，真理符合也好，相反也好。

我相信用纯诗——诗的真理——的眼光来看济慈这首诗的人，看到此处，不仅是不觉得不满，反而是觉得极其愉快的。考古学者虽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但我们并不可为了这层客观的真理之故，将我们对于诗的真理的鉴赏减低。在文学中考古的人，一面不能先知的将他考古的力量用到别的较文学适宜多多的考古材料上去，一面又不能聪明的用诗的真理的眼光来赏鉴文学，只是越俎的，不能顺应的，用考古的眼光来批评文学，那我们只好怜悯他的既不得饮文学之甘泉，惋惜他的又将考古的精神枉用，并且忿怒他的凭非文学的眼光来批评文学，因而引歧许多初入门不知何所适从的人的恶影响了。”

这是吹求的文艺批评的较为隐微的缺点，我在本文之中还举出了它的两层较为明显的缺点，便是，它易受利用以作轻蔑异党的工作，与它常流入自己卖弄的流弊。有真学问而自己卖弄，倒还没有什么；最危险的是那一种没有学问而卖弄的人了——尤其是在我国如今这种一般人都是盲瞽的时候。

湘

（载1925年3月28日《京报副刊》一○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