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文字狱

顺治四年（1674 年）十月的一天，江宁（即南京）城门像往日一样看去熙熙攘攘，实则笼罩着肃杀和恐怖。清军虽然已占领这座明朝陪都两年多， 但仍未松懈其严密的控制，一切进出城门的各色人等均要接受度牒检查。这不，一个正欲出城南下的中年和尚被守城兵扣住了。清兵因和尚持有大学士洪承畴发给的护行印牌引起了警觉，遍查其行装，从经笥中搜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锨的信件和一叠名为《变记》的史书手稿。和尚当即被押送至镇守江宁的清军主将巴山那里严加审讯。因为《变记》中记录了史可法等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被视为“逆书”。和尚受到了严刑拷问，夹足木棍折了又折，血流没趾，和尚咬定《变记》为他自撰，与他人无干。巴山实在找不出和尚与具体的反清活动有什么联系，只好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将和尚械送北京，关入刑部大狱。次年四月，和尚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到了沈阳，12 年后死于冰天雪地的异乡。这个法号函可的广东和尚是臭名昭著的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函可案”也成为血腥的清朝文字狱史的开篇之作。

以文字罪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早有先例。汉字的多义、隐喻、音形暗合的特点，在多疑权大的封建统治者眼里，常常被视为攻讦自己的武器。更不用说成篇成句的文字中所含的讥讪、嘲讽、影射、含沙，更是“谋逆”之为。北宋大诗人苏轼就曾以诗中“包藏祸心，诽谤谩骂”而开罪权者，系狱流放。没读过多少书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闹出许多因字杀人的荒唐。有人给他送贺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见了大怒：“‘生’ 者，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硬说送表者暗指他当过和尚，做过红巾“贼”，便把送表者杀了。似这样以文宇造冤狱，虽不乏历代前朝，但大规模泛滥，集中出现，则在清代的“顺康雍乾”期间。

满族贵族统治全国后，深知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与汉民族有一段差距。他们自觉地努力掌握汉文化，以求尽快平衡与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距离。而同时，他们又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反抗心有余悸。对汉文字的某些特殊功能格外敏感，对汉族文人以诗词文章明志抒怀疑心尤重，常常能从一些字词文章、诗集史册中寻出诋毁皇帝，攻讦朝廷谋叛大逆的可怕罪名，造出一桩桩恐怖的文字狱案，并且在康熙、雍正，尤其是乾隆时期形成高峰，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特殊的历史景观。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外通过文字狱案镇压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和民族气节；打击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朋党集团，强化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但比较而言，顺治、康熙两朝文字狱案在数量上以及自觉运用上大逊于雍、乾。顺治朝是因满清入关不久，多用武力平乱，无心顾忌纸张上的文字。就说前文所述的“函可”案，初时仅为一个偶发的小案，只因涉及巴山和洪承畴这两大统治集团官僚的个人矛盾才越办越大，且为摄政王

多尔衮所办。康熙初年的“庄廷 明史狱”，也是在专横跋扈的辅臣鳌拜手里由小到大，最后办成颇有名气的文字大案。

庄廷 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买了一部明未朱国祯的未完成的《明史》，再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都是清帝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 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 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 70 人，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处绞，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 庄廷 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 700 余名。康熙六年（1667 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 2000 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大甫

4 人被斩亏于西市。

康熙八年（1669 年），康熙帝亲政，迅即铲除权臣鳌拜，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也很快得到控制。康熙帝难能可贵地采取了一系列宽文网之禁、怀柔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思想界、文化界相当活跃。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结集出版了。像前义提到的函可和尚在流放地所著的

《千山诗集》就是在这时面世的。

雍正时期，文字狱多了起来，且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著特点：皇帝带头搞了几起文字要案，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雍正帝出即位时流出他“矫诏夺篡”的宫闱秘闻，传至全国各地，使得人们对他皇权的正统性发生怀疑。至少在最高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并没有对他的承继皇位表示认可。这些人包括皇兄皇弟及他们的满洲铁杆，不少汉族官僚也厕身其间。这些人对雍正的皇位说三道四，自然使雍正寝食难安，即位的头几年便迭兴大狱，无论亲疏满汉、功臣贵胄，只要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一律加上“朋党” 的罪名格杀勿论。雍正亲兴的几桩文字大狱，目的很明确：打击“朋党”， 巩固皇权。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因文字掉脑袋的人。他其实是个浮躁轻薄的文人，雍正二年（1724 年）离京赴陕西投靠权势薰灼的雍正宠将年羹尧。他写了极为肉麻地吹捧年羹尧的自荐信，遂成了年的入幕之宾。不料年羹尧好景不长，雍正三年（1725 年）年党案发。查抄年寓时，发现汪景棋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从中读出讥诽康熙皇帝的诗句和非议雍正年号的文句。雍正阅后咬牙切齿，亲题该书：“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汪景祺被照大不敬律立斩枭示，其头颅在菜市口悬挂了上十年。

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是雍正四年（1726 年）的“查嗣庭试题案”。据说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

这句出自《大学》中的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是去“雍正” 首的意思，雍正大怒，杀了查嗣庭的头。这是个很典型、很形象的文字狱案例。实际上，“查嗣庭试题案”仍然是雍正为铲除朋党，以文字罪人的典型案例。雍正要除掉权臣隆科多，向来趋附隆科多的查嗣庭，便被作为隆党， 要先行查处，为最后解决隆科多作舆论准备。如此，查嗣庭出的一些试题， 查出的两本日记中的某些词句便被雍正附合成了“种种悖逆实迹”。遂以“大逆”罪名将查嗣庭打入大狱候审。谁想查嗣庭没等终审就死在狱中，只好照例戮尸枭示，把他全家远流 3000 里。

雍正后来又亲办了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把一个死去几十年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将他的后代、学生以及为他刻书藏书者连同家属一律处死。其深仇大恨源于吕留良遗著中的诽清观点被湖南两个书生利用，到处进行谋反活动，影响甚广。吕留良案表明雍正朝的文字狱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的民族思想为特征。而吕案又引发了歹徒小人为陷害别人大造文字“逆案”的歪风。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出语诋毁， 大逆不道”。罪证是两句诗：“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雍正批准，杀了徐骏。荒唐之至，可见一斑。

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其数量几倍于前三朝，且极为严酷和出格。乾隆不仅将他的父辈已宽释的前案重纠严办，而且将已死去一百多年的函可和尚再提出来，捣毁他的旧迹， 查缴他的《千山诗集》。就连他父亲雍正所撰的与吕留良辩理的《天义觉迷录》也被他列为禁书，将他父亲在“吕案”中赦罪的谋逆犯曾静、张熙再抓起来凌迟处死。

乾隆年间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朝不仅以一百几十起文字狱案而史无前例，更以开动整个国家机器查办、销毁禁书达 20 年之久而登峰造极。其直接后果，是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硬，万马齐暗，人人自危。社会发展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