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上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他们认识到，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为此，他们发动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运动。实行变法维新的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1894 年）， 所以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又叫戊戌变法。领导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的，就是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他前后七次给光绪皇帝载（音 tián）上书，陈述他的变法主张，光绪皇帝在读到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之后，终于下定了变法的决心，于是维新运动正式展开。

康有为（1858—1927 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 岁时，他拜九江人朱次琦为师，跟随他学习了 3 年。朱次琦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主张“济人经世”，用学问为现实服务。康有为深受他的影响，思想发生变化，开始对封建传统文化表示怀疑与失望。从 1879 年起，他受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的影响，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就在这年，他游历了香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实地考察，他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要优越得多。民族的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使他痛感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

革。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摸索，他得出一个认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从此，他走上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来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的救国图新的道路。

1888 年 12 月，正当中法战争之后，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请求变法。在信中，他首先陈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指出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需变法，阐明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他在信中对顽固派的苟且偷安和洋务派的腐败等弊端进行了抨击。他要求皇帝赶紧“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充满信心地指出， 只要中国实行变法维新，10 年之内，“富强可致”，20 年即可“雪耻”。

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的建议。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康有为没有灰心，他要为他的变法思想寻找更坚实的理论支柱。

1889 年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东。次年春，他移居广州安徽会馆。这时，他会晤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启发下，进一步钻研了汉代今文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终于从儒学中找到了改革变法的理论依据。他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观点对儒家学说作了重新解释，从而为变法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从这以后，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积极从事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1891 年，康有为应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梁启超等成为他的首批弟子和变法维新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后来，讲学活动又扩展到广西。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在当时思想界曾引起震荡，被称为是“火山大喷火”，清政府将它作为“悖书”加以严禁。因为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成了变法维新的祖师，什么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 或者说，就是他始创的。

1895 年 4 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一道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在这时，《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痛心疾首，掀起抗议的热潮。康有为更是感到无比义愤，他联合各省应试举人 1300 多人，于 5 月 2 日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所谓“公车”，用的是汉代典故。汉代用公家的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所以后代把入京应试的举人称作公车。这封书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的，洋洋万言，因此也是他上的第二封书。在这封书中， 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请求皇帝下诏，处分丧权辱国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加紧练兵，着重选将购械；发愤变法， 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策。在这封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他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这封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但是它被广为传抄、印刷，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公车上书”后不久，会试放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 月，康有为写下《上清帝第三书》。在这封书中，他对“公车上书”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同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他诚恳指出，要实现富国养民之策，首先要做的就是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这封书，光绪皇帝看到了， 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将军督抚议处。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逐步加速变法的决心。

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通过他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及一些朝臣，他早有所闻。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也通过翁同、给事中高燮曾，已知道它的内容。正是在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书促动下， 他颁发了“举人才诏”。从此，光绪皇帝“毅然有改革之志”。6 月 30 日， 康有为又有《上清帝第四书》。在这封又是洋洋万言的书中，更详尽地阐述了具体实施变法的许多措施和办法。特别是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是这封书又被朝廷中顽固派所阻扼，都察院、康有为所在的工部都拒绝接受、转递，因此，光绪皇帝未能见到。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等开始致力于组织学会和创办、发行报刊。他先后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创办和发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报刊。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发起成立的政治团体，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为宗旨，但由于康有为主要依赖皇帝、大臣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路线，许多官僚、甚到投机分子也加入了强学会，强学会成员复杂，组织涣散，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不久即遭清政府封禁。然而强学会毕竟开了组织团体之风气，各地纷纷仿效，与此相配合，发行报刊之风也大为盛行。这时，在澳门出版了《知新报》，在天津有《国闻报》等， 当时有影响的刊物不下 30 种。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学报》，谭嗣同发表了《仁学》这部很有影响的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著作。

1898 年 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消息传出，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 这就是《上清帝第五书》。在这封书中，康有为提出三点具体计划：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最后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警告：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怕想当一个老百姓，只怕也不可能了。

这封奏章通过几番周折，终于递到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后，说： “像这样的直言，如果不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人，哪个有胆量说出口并且呈送到朕的面前来呢？”光绪谕告总理衙门事务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得延误！

经过康有为百折不回的努力，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紧迫形势下，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光绪皇帝终于在 1898

年 6 月 11 日“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于是，百日维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