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贾德”的江右商帮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记载：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

遂得此名。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多年，是我国古代实力最强的商帮。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成为全国经济重要区域。尤其是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既完且富”的繁荣景象。

宋朝时期，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

江右商帮最早兴于北宋时期，当时江西地区人口达4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10，位居全国首位。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江南西路在宋朝经济居全国各路之首，强大的物质基础为江右商帮的兴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西人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很广。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

江右商帮的一个分支抚州商帮，其经营的产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

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

由此，全国各地江西会馆很多，几乎遍布全国。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江右商很多。

云、贵、川也是江右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商贩于乡村里巷，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

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

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江右商在福建、江浙、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右商之手。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

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

江右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右商内部也因地域关系分了不少商帮，清代的景德镇有“十八省码头”之称，商帮云集，其中较有势力的江西籍商人就有瑞州商人、奉新商人、南昌商人、建昌商人、临江商人、吉安商人、饶州商人、抚州商人、丰城商人、湖口商人和都昌商人。

清代的河口镇“富商巨贾，共仰八帮”，其中江西籍商人占了三帮，即抚州商帮、南昌商帮和建昌商帮。

不同地方的商人所经营的主要商品也大不一样，于是便有了临清药帮、河口纸帮、吉安布帮、景德镇瓷帮等。

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实力和渗透力之强称雄中华工商业，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1500多座江西会馆和万寿宫遍布全国。

江西自从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文化优势。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居全国第一。

明代江右商帮的极大兴盛，是精明的江西人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了其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江西明代的移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以后的几百年称雄中华工商业。

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百业兴旺。

尤其在北京，自元代开始，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幽燕关陕、八闽两广、荆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万初、清江潘云谷携墨售于京师；贵溪倪文宝、鄱阳童某也以制毛笔为业，所制之笔也都远销至京城。

到了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记载：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在京江右商以瓷器商、茶商、纸商、布商、书商、药材商为多。江西书商中，以抚州人居多。北京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等中华古建筑的设计建造者为江西雷氏家族。

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会馆最晚在永乐时就已经出现。

乾隆《浮梁县志》记载：“京师会馆二所。在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逊鼎建，曰‘浮梁会馆’。”其他还有如始建于嘉靖中期的南城会馆、广丰会馆等。

这些会馆，有相当数量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资共建。清光绪时，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为51所，占比重虽少于明朝，但仍为各省之最。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有一些初看起来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在江右商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首先是讲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许逊，对于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经商过程之中，又受到万寿宫的道德原则约束，因此，言行上比较讲究忠孝。

江右商人黄某，长期在湘西洪江一个桐油号家里做经理，油号老板去世了，其儿子接任，由于没有经验，在某一件事情上与黄某发生分歧，少老板竟动手打了黄某一个耳光，黄某就不去上班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传开，大家批评少老板没有尊重长者，是不孝的行为。不少油号纷纷来请黄某去他们的油号工作，黄某不肯去，当然也没有把这个油号的商业秘密讲出去、把客户带出去。

最后年轻的老板登门赔礼道歉，再次请他去上班。黄某认为：“少老板不对，但要对得起老东家，所以，我不会做对不起东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为我毕竟是他的长辈，他不认错，我就不理事。”可见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伦理做事和做人的。

同时，江右商比较讲信用，如有不讲信用商号，经调查属实的话，商帮会采取办法，小则责其改正，大则孤立和惩罚它。

对于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来一直是讲信用的典范，因为江西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区，江右商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远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讲信用，则难以立脚。

另外，江右商人还有讲究和气生财、讲究白手起家、讲究团结互助、讲究回报家族、家乡等特点。

[旁注]

危全讽　唐末五代时江西南城人，与钟传、彭玕、卢光稠、谭全播等人并称江右豪杰。危全讽注重发展教育和宗教事业，使抚州在短短数十年间培育出佛教禅宗几大流派，被称为“天下禅河的中心”。

江西会馆　是指由江西籍的在外的商人等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江西会馆筹建人是乾隆“天地人”三才之一的“地安”曹秀先。

万寿宫　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俗称“福主”的许真君而建。许真君，原名许逊，字敬元。他居官清廉，政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许逊死后，为了纪念他，当地乡邻和族孙在其故居立起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名“游帷观”，宋真宗赐名并亲笔提“玉隆万寿宫”。

紫禁城　在北京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依照我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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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四方的江右商帮，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这是江右商帮独有的标志。无论是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都忘不了江西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

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自明初以来，在各省省会以及京都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

万寿宫是江右商帮的标志，也是江右商帮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为旅外乡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显示了江右商帮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