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传统与现代化

方言——交际的樊篱 语言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或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 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 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听作“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 如此这般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 5 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

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甘（“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1989 年 3 月 15 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 “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人能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 年 5 月 22 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潮州起义，原拟 2 月 19 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 时齐兵”误所为“10 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 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不分因之误了大事！

雅言·官话·普通话 用共同语进行交际，我国向有传统。春秋旧中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大教育家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他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用什么语言进行教学呢？ “雅言”。《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的名著《方言》，记录了 2000 年前汉朝方言纷呈的状况，但当时也有一种“通语”，作为人们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共同工具。不过，“雅言” 也好，“通语”也好，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与大众无缘。这种限于某一阶层人使用的语言，从语言的局限性方面说，依然是“方言”，远非“国语”，亦非“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们很难脱离本土的环境里，方言的隔阂尚未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往来日益频繁，方言便成为人们交际的严重障碍。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全民族、全国通行的共同语，即规范化的语言，推广全国，以利交际。

据元代的文献记载，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晋绅讲论治道⋯⋯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当时“中原音”已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但如果“官话”只在大小官员之中“话”， 百姓一窍不通，仍难“话”开，还需在民众中推广，据考证，当时元朝政府已有学校要教“天下通语”——中原音的规定，即使蒙族儿童在学校也必须讲中原音，否则就要打板子，说一回蒙语打一板，说两回打两板，依此递增。

到了明朝，“官话”的推广已有官定的语音标准——政府敕令编纂的《洪武正韵》（此韵书以北京音作语音规范），并规定人们作文、说话必须合乎

《洪武正韵》。《怀麓堂诗话》中记 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写了几首描写宫廷生活的诗，被告发。太祖朱元璋闻之龙颜大怒。但拿过诗来一看，立刻又转怒为喜。因为其诗用韵全合《洪武正韵》的规定。于是看在其拥护朝廷推广“标准语”的份上，宽赦了他。此事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究。但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朝野之间对推广“官话”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清朝的推广“官话”就更严格了。当时已有“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的规定。好家伙，“不准送试”，那么升级呀、提干呀、调薪呀皆成泡影。看来，清王朝推广“官话”，颇得要领。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股潮流：一是上面提到的明清以来，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的主导地位；一是宋元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一批文学巨匠如罗贯中、关汉卿、曹雪芹等的创作，逐步确立了北方话在书面语言中的地位。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统一国音”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913 年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语定音，制订了汉语“注音字母”。但“读音统一会”搞了十几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统一会”对汉语读音标准是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确定的。那时，一个省有一个投票权，某个汉字读什么音，以得票多寡来定。结果整个读音方案南腔北调，五音杂陈，成了一种“蓝青官话”。蓝青者，亦蓝且青，糊里糊涂也。

通过实践，人们才认识到，标准音不是可以随意创造的，必须以一种比较通行的方言作基础来确定。1926 年召开的“统一国语大会”，明确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共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 年，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并给普通话议定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