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制霉菌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真菌学中的一项研究计划——对真菌的研究开始了。进行这项研究计划的是两个女科学家，一个是化学家，一个是真菌学家。她们成功地完成了这项研究。这个化学家，就是雷切尔·布朗博士，那个真菌学家是伊丽莎白·黑曾博士，她也在实验研究处工作。黑曾博士着手寻找一种抗菌素，这种抗菌素将不仅能有效地对付引起疾病的真菌，而且同时将完全安全地用之于人体。前面已经指出，人们已经知道许多物质不仅对真菌有毒害，而且对人体也是有毒害的。

有一批被称作链微菌的微生物，人们知道它们具有杀真菌的性质，黑曾博士就从四处搜集到的土壤标本里把它们分离出来。当她已经选择出少量的显示出希望的标本时，布朗博士作为一个化学家参与了她的研究，把那种活跃的主要成份分离出来。这一研究不久缩小到一种微生物上，黑曾博士把它称作链丝菌属。从它身上提炼出第一批可以有效地对付真菌并且可以安全地用于人体的抗菌素。由于它是在纽约州卫生实验室发现的，因此就以纽约州的名字把它命名为制霉菌素（NYSTATIN）。黑曾博士在实验的动物身上进行对制霉菌素的生物学研究，与此同时，布朗博士进行化学研究，如关于制霉菌素的分离、提纯和化学性质的研究工作。到 1949 年，她们终于能够报告说她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的已知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生物学性质有别于其他科学家公布的任何一种抗菌素。

布朗博士和黑曾博士在全国科学院的会议上提出她们发现了制霉菌素。这件事一公布，紧跟着各医药公司就提出了询问，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她们真的有了一种有用的抗菌素，她们的责任是什么？她们如何能够肯定公众能使用它呢？由于实验研究处主任吉尔伯特·多达多夫的调查结果， 她们求助于“研究公司”，这是一个促进科学与技术的基金会。在它的鉴定下，她们得到了一项专利，同时，E·R·斯奎布父子公司被授予生产制霉菌素和进行必要的临床试验的专有执照。

布朗博士、黑曾博士与基金会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把制霉菌素专利权使用费的一半用之于这家研究公司的补助金计划。另一半成为基金会管理的一笔基金（这笔基金后来称为布朗—黑曾基金），作为生物科学方面的补助金， 重点补助给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生物化学和这些捐助者感兴趣的科学领域。这些补助金为单个的科学家（经常是些刚开始他们科学生涯的年轻人）以及为一些既包括研究也包括训练的计划提供了支持。

制霉菌素的第一次专利权使用费是在 1955 年得到的。到了 1957 年，收入已经增加到可以提供第一笔补助金的程度。从那以后，已经向学院、大学和医科学校捐赠了大约 600 多万美元以支持布朗和黑曾计划感兴趣的那些领域的研究工作。“研究公司”收到同样数目的款项，以帮助对另外一些捐助项目提供资金。近些年来，这笔款项的一大部分用在这一方面，就是设法开辟道路，去更好地了解真菌疾病和它们的治疗方法，所有这一切以前一直被人们忽视了。作为捐助计划的一部分，建立了多尔多夫研究员基金，以便促进医学的真菌学，搞清楚在医学方面真菌是如何影响人体的。后来，在芒特·霍利奥克学院（布朗博士的母校）建立了雷切尔·布朗研究员基金和奖学金， 在密西西比妇女大学建立了伊丽莎白·黑曾奖学金。

制霉菌素除了被用来治疗真菌病和传染病之外，还被用来防止病人再生这些疾病。这些病人由于长期服用抗菌药物，因此对真菌病变得很敏感。从亚特兰大联邦政府控制疾病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人们可以得到关于真菌病的严重性的一些概念。报告说，真菌引起的皮肤病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全世界有无数人的皮肤、头发和指甲由于真菌的传染而遭到侵害和破坏。举例来说，像金钱癣这种真菌病曾非常广泛地发生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士兵身上，以至于在某些地区的雨季时节，金钱癣患者占住院病人数的40％以上，占门诊病人数的 80％。报告还说，真菌传染病在花匠、苗圃工人以及与水藓、稻草和木制品有接触的人当中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职业公害。后来进行的皮肤检查，已经显示出一般人民中也广泛感染了这种疾病。

制霉菌素除了应用于人体之外，在挽救被荷兰榆树病——一种真菌传染病——侵蚀的美国榆树时，也能发挥作用。以前在意大利，艺术世界曾发生过一场悲剧。当时阿尔诺河的洪水漫过堤岸，河水涌进许多重要的艺术博物馆和画廊。制霉菌素被用来进行抢救。当时人们曾大量宣传用制霉菌素来使那些被洪水浸坏后长有真菌的艺术珍品复原。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组织培养——活的组织或细胞在生物体外生长——是一种在研究工作中广泛使用的技术。在这方面，制霉菌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防止组织培养基受感染而变坏，甚至能帮助培养物免除这样的灾害。在食品工业，制霉菌素也有作用，例如在香蕉装船前，用抗菌素来处理香蕉可以防止由于真菌生长而造成的腐坏。制霉素菌还被用来当做牲畜的一种附加食物，在饲养家禽和猪时， 它被用来促进生长和医治真菌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