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出版《物种起源》

1859年11月24日这天，东升的旭日冲破晨雾，把温暖的阳光洒满了伦敦的大街小巷。伦敦的几家书店门前，人声鼎沸，许多自然科学爱好者你拥我挤地在争相购买刚刚出版的新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印了1250册，当天就销售一空。很多没有买到书的人都希望能够迅速再版。

《物种起源》的导言部分，有一行行令人惊奇的语句：

物种和变种一样，是其它物种所传下来的，而不是被分别地创造出来的。

许多自然学者直至最近还保持的、也是我过去所接受的那种观点——每一物种都是被各自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属于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一般已经灭亡的物种的直系后代，正如现在会认为某一种的那些变种，都是这个种的后代。

此外，我又确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这本书里还提到，探讨“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从这里得到许多启示。”

这些新奇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买到这本书的人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从伦敦大学到剑桥大学，从牛津大学到伯明翰大学，从曼彻斯特到唐恩村和梅庄，整个英国到处都在谈论着《物种起源》。有些人兴高采烈，拍手称快；有些人恼羞成怒，暴跳如雷；还有些人似懂非懂，把它当作奇闻传说。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极其丰富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生物界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有自己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而是“若干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生物进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规律可循。它们从简单至复杂，从低级至高级，不断发展、进化。

这种发展和进化，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干预的结果，而是自然界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生物的发展和进化，并不是由神的意志或者生物本身的欲望决定的，而是通过变异遗传、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达尔文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进化。他用物种变异的普遍性，推翻了物种不变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致命地打击了当时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戳穿了千百年来神创论宣传的“上帝创造万物”的谎言，把越来越多的人从宗教神学的迷信、落后和无知中解放出来了。

因此，《物种起源》出版以后，一向十分关注自然科学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的赞扬。在它出版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恩格斯就在给马克思的信里说：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当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有好几个月见面的时候不谈论别的问题，而只谈论达尔文和他发现的进化论。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生物学领域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继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之后，生物学这个仍旧被宗教神学盘踞着的顽固堡垒现在终于也被炸开了。“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生物学完成了一次伟大的革命。

因此，《物种起源》在博物学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除了胡克和赫胥黎以外，其他进步学者，像华生、格雷和华莱土等，也都纷纷来信表示拥护这个新理论。

华生在给达尔文的信里说：

一开始读《物种起源》，我就爱不释手。您的主导思想，就是“自然选择”的思想，一定会被看作是确定不移的科学真理，它有一切伟大真理所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本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

现在，这些新奇的观点，已经全被提到科学工作者的面前了，似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不能及时地看到他们的正路。

可是，像胡克、赫胥黎和华生这样热情支持达尔文学说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而反对的人却多得举不胜举。那些坚持“神创论”观点的自然科学家们都对生物学领域里的这场大革命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他们利用《科学协会会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攻击达尔文和他的学说。

其中有些人还是很有名的科学家。更使达尔文伤心的是，他的一些好朋友也出来反对他。他们对进化论表示蔑视，进行冷嘲热讽。

欧文教授曾经是达尔文的好友和顾问，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仇敌。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怎样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达尔文和《物种起源》。

达尔文在伦敦上高尔街12号居住的时候，家里的常客、天文学家赫歇耳，他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现在也出来反对生物学领域里的这场大革命。他说，《物种起源》里全是一些“杂乱的法则”。

达尔文想从他剑桥大学时代的老师、对他有过巨大帮助的地质学家塞治威克那里得到一点支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塞治威克来信说：

当我读着您的著作的时候，我感到的痛苦多于愉快……其中有些地方使我狂笑起来，笑得我两肋酸痛不堪；还有些地方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我认为这些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令人难堪的恶作剧。

我一向把因果关系称为上帝的意志，并且我能够证明，上帝是为了它所创造的万物的利益而有所作为的，上帝也是依取我们能够研究并且理解的法则而行动的。

他在信里认为，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则，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人类就会受到损失，人性就会受到摧残，人类就会堕落，堕落的程度比我们在人类史中可以查到的任何一次都要大……

塞治威克还在《旁观者》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攻击达尔文，讽刺他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子。”

美国地质学家和鱼类学家路易土·阿加西斯用权威的口吻宣称：

我认为变异的理论是一个科学上的错误，所举事实的用意是恶作剧的。

另外，英国的昆虫学家穆瑞、植物学家哈威等人也都加入了反对达尔文学说的行列。

达尔文从前的老师和科学界的朋友同他一天天地疏远了。

但是，《物种起源》的出版，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在神学阵地上，它不但挫败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论据，使《创世纪》中的“真理”受到人们的怀疑，而且把基督教神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摧毁了。

于是，在英国各地，咆哮着的教士们利用神学院声讨达尔文的著作，脸色铁青的主教们斥责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亵读神创的异端邪说，如果像它所说的那样，势必导致没有上帝，而猴子反倒是我们的亚当了。”道貌岸然的教会首领强烈要求英国当局停止出版《物种起源》，并且没收已经出版的书。

基督教的天主教、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可是他们都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种推翻上帝的阴谋，意在扰乱对神的信仰，企图毁灭上帝，想把上帝屏诸门外，是大逆不道的。”

他们还公开叫嚷，要“围剿达尔文，打倒达尔文！”以便“扑灭耶说，拯救灵魂”。他们妄图把科学史上这场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威胁恐吓的信件，从英格兰各地、从海外很多地方雪片般地向唐恩村飞来。几个月来，很少收到邮件的唐恩村居民经常看见邮递员肩上背着笨重的邮袋，沿着小路向达尔文住宅走去。这些信件大部分是从默瑞先生的出版社转来的，因为大多数发信人都不知道《物种起源》的作者住在什么地方。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信件毫无科学内容，尽是辱骂，甚至使用了非常无礼的措辞，没有署名的信件更是这样。一次，达尔文忽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站在书房的壁炉前，原来是一封语言特别恶毒的来信，使他实在气极了。后来，他只好把那封信扔进壁炉里烧掉。

正在这个时候，埃玛手里又拿了一大摞信件走进房来，看到丈夫支持不住的样子，赶快把他扶到橡木椅子上坐下，对他说：“别看了，亲爱的，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拿来了。”

“不，不，我必须知道大家的看法，虽然我没有力量当面对答，但是我要给他们回信。”达尔文在这段期间，已经复了两百多封读者来信，“亲爱的，有封来信说我是英国最危险的人物。你说是吗？但愿他能够看见我。”

“我只知道你是我最好的丈夫。”埃玛说，“别管它。不过，我最不愿意人家说你是个无神论者。”

“埃玛，神学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总是使我感到痛苦，我感到昏乱了。我并不是有意用无神论的态度来写这本书的，让每个人都希望他所能希望、信仰他所能信仰的吧！”

达尔文在宗教势力的猛烈攻击、咒骂、挖苦、嘲笑声中有些动摇了。他问自己的妻子说，“亲爱的，难道真是我错了吗？可是，怎么也不能使我相信，一个慈悲的、全能的上帝会有计划地创造蜂科，目的是专为使它住在活毛虫体内吸取食料；我也不能相信，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的。”

“我相信，我亲爱的查理是正确的。”埃玛安慰自己的丈夫说，“你应该看到，在你的背后还有像赫胥黎这样一批科学家在支持你。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埃玛是信仰英国国教的虔诚教徒，在达尔文遭到教会猛烈抨击的时候，她为了安慰自己的丈夫，居然不顾宗教信仰，同她的丈夫并肩战斗了。其实她也非常需要得到别人的安慰。不久以前，由于报纸不停地辱骂达尔文，使她也很难忍受，打算停订这类报纸，只是在达尔文的劝阻下才没有这样做。埃玛非常需要别人的鼓励，然而她却强制自己去鼓励丈夫。

“查理，不久以前，赫胥黎教授在皇家学会发表的那篇演说，你还记得吗？”

“嗯，我记得时间好像是今年2月份。”

埃玛拿出赫胥黎那次演说的抄稿读了起来：

科学工作者是在理性的高等法院中宣过誓的自然解释者。但是，如果审判官的顾问是无知的，并且陪审员是偏见的话，那么科学家的忠实言论还有什么用呢？根据我所知道的来说，在每一个伟大的自然真理被人们普遍地接受以前，总是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最可尊敬的人们”断言科学家研究的那些现象乃是直接依赖神的意志的，研究这些现象的企图不仅是徒然的，而且是亵读神灵的。再者，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反抗……都被击溃了，被弄伤了，但是似乎永远没有被人杀死；经过了100次的战斗以后，它在今天还像伽利略时代一样地跋扈。可喜的是它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恶作剧了。

达尔文插话说：“但愿我不会遭到像伽利略那样的终身监禁。”

“亲爱的，听到伽利略的事，真叫人毛骨悚然。你听赫胥黎下面是怎样说的。”埃玛接着又读了一段：

科学家提出了许多伟大的问题，《物种起源》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这个问题会要求这一代的人们给予解答。一般人的思想在奇异地沸腾着，注意时代动向的人们看得很清楚，19世纪将会看到思想和实践上的革命，它的巨大程度将等于16世纪所看到的一样。在这种新的改革的进程中，谁能够知道文明的世界将会通过什么样的磨练和痛苦的斗争呢？

但是我确信，不论将来的情形怎样，英国可以在这次战斗中扮演一个伟大而崇高的角色。她可以向全世界证明：至少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认为，专制政治或者奸雄统治并不是政府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自由和秩序并没有矛盾；虔诚心是知识的女仆；讨论的自由是真理的生命，也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团结的生命……

“是的，每当我想起赫胥黎那种英勇战斗的精神的时候，我也就无所畏惧了，”达尔文对埃玛说，“刚才我在给胡克的信里还表示了这样的决心：他们都可以来尽情地攻击我。我的心肠已经变硬了。至于剑桥大学的那些老古董们，丝毫不值得注意。据我看，他们的攻击恰好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辜负我们所费的精力。这使我决心穿好我的铠甲。我看得很清楚，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战斗，我们如果都坚持这个理论、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那么，牛津大学的情况怎么样？”埃玛问，“那儿的反对声浪好像一浪比一浪高。”

“这并不奇怪。在牛津大学，牧师比教堂里的钟还要多。”达尔文回答说，“那儿是把我的理论彻底烧光的再好也没有的地方了。”

但是，胜利永远是站在真理这一边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终究还是获得了世人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