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著名学者一起考察

达尔文在剑桥期间有了很大的收获。他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有关自然史的机构。他当时最大的兴趣仍是搜集各种甲虫，并创造出搜集昆虫的有效办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树上刮苔藓，再把刮下来的苔藓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通过这些方法，达尔文找到了一些罕见稀有的新品种。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了一些公共课。例如汉斯罗的植物课，达尔文常去听，他尤其喜欢汉斯罗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

汉斯罗有时会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他们会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去比较远的地方。汉斯罗常像孩子一样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足于沼泽地里拔不出来的人感到特别好笑。

有时候汉斯罗会在旅行途中停下来，即兴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他无论是对于植物还是动物或是化石的知识，都能够认真地教授给学生。

汉斯罗教授学识广博，对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早在达尔文进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告诉他，汉斯罗教授对各门学科无所不知，因此进入剑桥大学后，达尔文就一直想去找他。

每星期日，大学里爱好自然科学的大学生和几位年纪较大的教职员都要到汉斯罗家聚会一次。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斯的介绍，被邀请到汉斯罗家中做客，受到了汉斯罗的热情欢迎。

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和年长的职员。他们有时静静思考问题，有时展开讨论。讨论的时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某个人发表了精辟见解的时候，大家都欢快地加以赞扬。大家为某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汉斯罗教授就站起来给予解答，他解答不了的问题就让大家再研究。

这种小型的学术聚会深深的吸引了达尔文。散会的时候他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汉斯罗的家，并且对福克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博学、热情、诚恳的老师，真是相见恨晚！”

达尔文自从认识了汉斯罗教授后，他对科学的热情再次迸发出来了！从此，他经常参加汉斯罗家里的每周聚会。这种聚会的性质和对他的影响，后来达尔文作了这样的描述：

汉斯罗教授每星期招待一次客人，很多爱好博物学的人都参加了他举行的交谊会，这样会促进了人们的交往，在剑桥大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同一些科学团体在伦敦产生的效果一样。剑桥大学很多有名的人也偶尔参加那些交谊会；当到会人数不多的时候，我曾经倾听过当时的伟人们用很多方面的、极其卓越的才能谈论各种问题，获益不小。因为这些谈话可以启发青年人的思想，可以激发青年人的雄心。

通过这种聚会，达尔文又结识了三一学院院长、天文学和哲学家休厄尔，教育学家理查德·道斯，动物学家詹宁土，《归纳科学史》的著者尤尔，还有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谈对达尔文都有一定的影响。汉斯罗教授同他的友谊更是深厚。

达尔文与学者交往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多与有学识的人交朋友，抓住一切学习机会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有知识的人。汉斯罗经常邀请达尔文到他家共进晚餐。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生活的后半时期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散步，以致学校里的几位老师谈论起达尔文来，就把他称作“那个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人”。

人们感到惊讶：这些著名人物为什么都愿意跟达尔文这个无名之辈频繁交往呢？连达尔文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些著名人物比他年长那么多，学术地位那么高，怎么都愿意同他交往呢？

他想：在我身上或许有某些比普通青年优越的地方吧！不，我没有什么优越的地方！汉斯罗教授和休厄尔博士曾经说我非常好学，不夸夸其谈，观察事物敏锐，搜集标本勤快……啊，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虽然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求，想去理解或者解释我所观察到的事物——就是想把所有的事实综合在一般的法则之下，可是我所做的距离这种要求太远了。

汉斯罗教授看到达尔文虚怀若谷，更加喜欢他了。不久，达尔文选修了汉斯罗教授的植物学课，汉斯罗教授每星期都要带着他和几个学生去近郊采集标本；每个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或者进行两三次旅行。

他们坐着驳船沿乌斯河顺流而下，到那些沼泽地去作野外调查；或者坐着邮车到乌斯河上游更远的地方去采摘野百合花，在荒地上捕捉那种稀有的黄条纹的蟾蜍。

汉斯罗教授把整个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途中遇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当成教材，具体生动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达尔文发现“他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方面的知识是很丰富的。”

汉斯罗教授笃信宗教，而且信奉的是正教。他曾经对达尔文说过，如果英国国教的39条教规被改动一个字，他都要感到悲痛。

可是，当达尔文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徘徊的时候，汉斯罗教授却在客观上把他引向了科学的道路。尤其是汉斯罗教授那广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杰出的判断能力，善于从长期不懈的细小观察中找出结论的方法，不但使达尔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通过言传身教，在达尔文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斯罗对人的亲切关心，深深地铭刻在达尔文心中。他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自己在观察一块潮湿地面上的花粉粒时，看到了其中有一些伸出了花粉管，于是迅速跑去向汉斯罗报告自己的发现。

换了任何一位植物学教授看到达尔文这种表现，可能都会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的。

但是，汉斯罗却表示完全赞同达尔文的发现，说这种现象是极其有趣的，并且向达尔文解释了这种现象的意义，很亲切地让达尔文明白了，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

这使达尔文离开时一点也不感到难堪，反而为自己发现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而十分高兴。不过，此后达尔文再有什么发现，就不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报告了。

在汉斯罗的影响下，达尔文开始研读地质学著作。他还实地考察了施鲁斯伯里周围几个地区的地层断面，并且用各种不同的颜色绘制了一张分层地质图。当汉斯罗听到地质学教授塞治威克打算到北威尔士去，继续他那关于古代岩石的著名地质学研究工作时，就请塞治威克带达尔文一起去。

这次考察旅行，对达尔文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教会了达尔文怎样搞清楚一个地区的地质状况。

在大学时期，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和亚历山大·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这两本书曾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达尔文高度评价了亚历山大·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和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美洲旅行记》中那引人入胜的描述，深深地吸引了达尔文，他不仅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还大段大段地抄录下来。

达尔文对特内里夫岛的心驰神往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甚至还请人介绍去找伦敦的一个商人，向商人打听出国航行的船期消息。只是由于他后来参加了“贝格尔”舰的航行，这个计划才搁置下来。

有一天，汉斯罗教授邀请马默杜克·拉姆塞和理查德·道斯去乡村旅行，达尔文也应邀参加。当他们谈到世界著名探险家的时候，达尔文从怀里掏出日记本，向他的老师和朋友高声地朗诵了洪堡关于特内里夫岛的一大段描述，并且称赞说：“洪堡不愧是一个勇敢的旅行家，人类愚昧的征服者！”

汉斯罗教授紧接着达尔文的话说：“我记得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洪堡像一个有许多龙头的喷泉，你只要把一个容器放在下面，随便一碰，哪一边都会流出清澈的泉水来。可惜像洪堡这样的人太少了，到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没有探明的地方。”

拉姆塞先生指着自己的花白胡须对达尔文说：“像我这样老朽的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你年轻有为，希望你像洪堡那样，给人类提供更多的清澈泉水。”

“谢谢您的鼓励，拉姆塞先生！”达尔文激动地说，“我一定要到洪堡所描写的神话般的境界里去游历一次。我已经托人打听到那儿去的远洋船期。”

道斯先生开玩笑地说：“美国驻柏林大使在邀请洪堡出席的庆祝华盛顿诞辰的纪念会上，为乔治·华盛顿发表祝酒词以后，又为洪堡男爵发表了祝酒词，其中有一句是‘普通的君主连替这位科学之王解鞋带也不配’。现在看来，我们的达尔文将来游历回来，英国女王大概也不配替他解鞋带了。”

拉姆塞和道斯先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弄得达尔文面红耳赤。可是，汉斯罗教授却在认真地分析达尔文的自然科学基础和野外工作能力。达尔文已经详尽地调查研究了剑桥和巴茅茨两个地区的甲虫区系，在鉴定物种方面显露出他的特殊才能。

从智慧和能力来说，他和周围那些热爱自然科学的青年比较起来，已经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了。不过，在地质学方面，他还是个刚刚入门的青年。

想到这里，汉斯罗教授对达尔文说：“查理，我早知道你有探索新世界的理想和勇气。青年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探险活动不是游山玩水，它需要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我认为你至少在地质学方面还缺少训练。”

“汉斯罗教授，多亏您前些时候的介绍，我正在选修塞治威克教授的地质学课。”

“那只是课本上的知识，或者说，还是别人的经验，”汉斯罗教授对达尔文耐心地说，“我认为，你必须用野外的地质学考察来加深你的地质学知识。”

“这……”

汉斯罗教授也为难地用手挠了挠脑袋。他想了一阵说：“有了，塞治威克教授今年夏季要到北威尔士去进行一次古岩层的地质考察。”

达尔文说：“听说那将是一次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科学考察。塞治威克教授通常都和那些声望很高的地质学家一起去考察。我担心他不会允许我一起去的。”

1855年，46岁的达尔文“塞治威克教授是三一学会的会员，他是汉斯罗教授多年的知交，”道斯先生安慰达尔文说，“你又是汉斯罗教授的得意门生，还发什么愁啊！”

“好吧，查理，你先作好准备，”汉斯罗教授说，“我负责推荐你去参加这次考察，争取能够受到一次地质学的实际训练。”

这次乡村旅行结束以后，达尔文立刻投入了地质考察的准备工作。一个人有了理想，看到了希望，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

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地质科学水平很差，教授们又不好好教学，他们分为水成论和火成论两派，展开论战，甚至在课堂上互相进行盲目攻击，这种情形使他非常气愤，决定“终生不再学习地质学”。

离开塞治威克教授考察的时间越近，他的学习抓得越紧，如饥似渴地钻研着地质学。大约1831年7月，他在给汉斯罗教授的信里写道：

我本来早该写信给您，只是因为等测斜仪来给耽误了。我高兴地告诉您，我认为这个仪器是非常合用的。我把寝室里所有的桌子摆成种种可以设想的角度和方向，然后进行了测量，可以大胆地说，测量的准确程度和地质学者们所能做到的一样……我猜想第一次探险——使用测斜仪和锤子——回来，我的智慧会比出发的时候增加很少，但是我遇到的难题却会比出发的时候多得多。

直到现在，我只是沉溺在一些假说之中，但是它们很有价值。

达尔文对未来的事业已经充满了信心！

1831年夏天，塞治威克教授根据汉斯罗教授的推荐，同意接受达尔文去北威尔士进行地质考察。他们从剑桥出发，向西经过施鲁斯伯里的时候，在达尔文家里住了一夜。

那天晚上，达尔文和塞治威克教授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教授把这次考察的任务、计划和方法都告诉了达尔文，同时也发现了达尔文是一个不平凡的青年，表示很乐意对他多加指导。

第二天早上，塞治威克地质考察队沿着塞文河上游河谷西行，走了两天以后，就直奔北面的坎布连山区。达尔文和塞治威克教授肩并肩地走在考察队的前头，教授总是给他讲解自己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教他怎样选择岩石标本，怎样在地图上标出岩石的位置。

“教授，前天我在施鲁斯伯里考察一个古老的砾坑，有一个工人告诉我，他曾经在这个坑里找到了一个热带大涡螺的壳，”达尔文像报告喜讯一样地对塞治威克教授说。“可惜，他不肯出售。要不，我就给您买来了。”

“买来了也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涡螺壳一定是后人丢在那里的。”

“为什么？”

“如果真是埋藏在那里的话，那将是地质史上最大的不幸。因为英格兰中部各个洲的砾层都是属干冰期的，”塞治威克教授说着就从地质背囊里拿出一个贝类化石来，“你看，我也在砾坑附近捡到过这种化石，可是，它是北极的贝类，不是热带的。”

“教授，过去我虽然读了各种科学书籍，但是不理解科学在于综合这个事实，所以只能从中得出一般的法则或者结论来。”

“这次考察就是要你慢慢地学会科学综合的方法，”塞治威克说，“搜集标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要根据标本综合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要排除一些属于明显假象的标本，否则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分析。我们应该像考古学家一样，他们在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发现了金属用具，就能够判断出那是后人丢下的。”

他们分成两路，沿着平行路线前进。达尔文按照塞治威克教授教导的方法，采集了大量的岩石标本。

塞治威克教授一行到了卡那封郡的贾波·居利之后，达尔文为了试试自己的胆量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离开了考察队，凭着指南针和地图，独自步行，穿越了荒无人烟的斯诺登山区，再次来到风景秀丽的巴茅茨，得到了一次独立进行地质考察的训练，为他后来的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

1831年初，达尔文通过了毕业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