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毛泽东谋高一筹

194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3 时 27 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重庆，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机场迎接的有除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外，还有邵力子、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黄炎培、郭沫若等。飞机在轰鸣声中，于九龙坡机场徐徐降落。《大公报》记者子冈作了这样的报道：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

是穿那一套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

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

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

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出席蒋介石在山洞住处举行的欢迎宴会，并

且留住在山洞林园。第二天，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在战场上已撕杀多年的老对手，坐在一起，进行了第一次商谈，并确定了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30 日晨，披着山城的晨雾，沐着火红的霞光，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驱车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入住红岩八路军办事处。9 月 1 日，毛泽东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有宋庆龄、孙科、冯玉祥、陈诚、陈立夫、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 300 多人参加的鸡尾酒会。

毛泽东来到重庆，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 4 人的来信说：“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毛泽东在重庆的 43 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 3 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一批批地来访客人很不方便。为此，力主国共和谈的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

“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订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搞，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就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映，掌握时局的发展。”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但毛泽东一直自如地操纵着谈判的权柄。

由于蒋介石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及其幕僚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 月 2 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

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月 2 日晚、4 日、12 日、17 日和 10 月 9 日、10 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其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在后来曾这样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

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9 月 21 日晚，一向偏袒国民党的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

“中央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 赫尔利这些话，无疑是最后通牒式的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用八个字来回答： “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接着，毛泽东向这位老外阐明中共的主张： “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

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毛泽东的话不愠不火，柔中带刚，赫尔利发觉，自己，连同蒋介石在内，在谈判桌上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

月 8 日，双方代表最后就《会谈纪要》达成协议。10 月 10 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

这时，毛泽东信步从楼上走下，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

《双十协定》签字两个多小时后，蒋介石身穿军装，佩特级上将领章，腰佩短剑，亲到桂园拜会毛泽东。

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这次全国瞩目的国共谈判，由于共产党人的诚意，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果，暂告一段落。

谈判期间，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或者各解放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的恢复；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原则下，中共愿将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政府军队 1∶6 的比例，缩编为 24 个师或至少 20 个师，并且可以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但在军队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拖延甚至陷于僵局。

国民党政府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一党的武力政权”与现代民主统一的国家不相容。

周恩来、王若飞根据事实给以有力的驳斥，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同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且两党拥有武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正视现实。周恩来说：“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

在 40 多天时间的谈判中，中共让出了 8 个解放区。国民党也作了某些让步，例如：国民党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承认了中共之合法地位，惩治汉奸和侵华战犯等。这说明：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问题，也就是有关解放区、军队问题上未有达成任何协议，而谈成的东西，也是纸上的东西较多，但还是有些具体成果的。

《双十协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重庆谈判取得的主要成就。谈判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选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所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解决。

《双十协定》的签定，表明国民党政府“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大大提高了中共在国际、国内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