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智挫特务

1946 年 1 月 11 日，古都北平，寒风呼啸，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 到处呈现一派肃杀萧条的气氛。

这时，一辆美式吉普车由西向东开来，直奔北京饭店。“吱⋯⋯”，吉普车稳稳地停在饭店门口。车门打开，一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高个儿军人从车内出来，他抬头看了看饭店高大的建筑，然后从容不迫地迈上台阶。他那气宇轩昂的派头，坚实有力的步伐，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身上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新气息，仿佛给周围灰灰的，冷冷的街头增添了几分生气。

他就是奉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之命，刚刚乘飞机赶到北平，来参加军调部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飚。

军调部，全称为“军事调处执行部”。这是根据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其任务是执行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调处军事

冲突等。军调部由重庆军事三人会议直接领导，即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的“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因此也称“三人小组”。军调部的组织是设委员三人， 也是军调部内最高领导：国民党政府方面委员为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 中国共产党方面委员为第 18 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方面委员为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军调部工作人员住在北京饭店，办公、开会则在协和医院。

一跨进北京饭店的门槛，耿飚就感觉到有种压抑的气氛，宽敞的大厅里， 有几个鬼头鬼脑，溜来窜去，形态各异的人。他们一见有生人进来，马上从四周投去阴险的目光。

“这是些什么人呢？”耿飚心想：“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的特务。”

正如耿飚判断的一样，当时，北平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便于监控中共代表团，费尽心机地搞了许多阴谋诡计，住房安排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安排中共代表团人员住在饭店一层和二层的部分房间，国民党代表团住二层一部分和三层一部分，美方人员则住二层。国民党特务密布在饭店门口、大厅和一层、二层的角落里。中共代表团人员进出饭店或在各个房间走动，都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

耿飚不由地警觉起来。

l 月 12 日，军调部召开三方参谋长协调会议，耿飚以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的身份将出席今天的会议。

清晨起来，耿飚坐上军调部的吉普车直奔协和医院。路上，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和耿飚攀谈起来。耿飚心里想着参加会议的事情，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谁知说着说着，话题就扯到中共代表团上来，顿时引起了耿飚的警惕，他心想：莫非他也是特务？

从协和医院返回驻地北京饭店后，耿飚立即将自己发现的情况向秘书长李克农作了汇报。听耿飚一讲，李克农立刻点头表示同意他的判断，说：“是的，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当局是安插了一些特务充当司机。”随后， 李克农提醒耿飚以后出门多加小心。

抗战期间，耿飚在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时，兼过联络部长和司令部情报处长，曾向北平、天津等地派遣过四、五十人做地下工作，搜集日军的情报。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挂在心上。所以，他决定利用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机会，抽空去找寻失去联系的同志。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叶剑英的支持。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耿飚走出北京饭店的大门，身后就会出现一二条“尾巴”。于是，他就在大街小巷、胡同公园里来回兜圈子，弯弯绕，与国民党特务“捉迷藏”。有时，明明要去西城，他却偏偏到东城的胡同里乱转， 直到确信甩掉了“尾巴”，才向西城奔去。有的时候，他完成联络任务后返回饭店，看到刚才被自己声东击西之计搞得晕头转向，瞪着一双迷惘困惑的眼睛瞪着自己时，不禁心中暗暗高兴。

不久，耿飚接受一项任务，要他到宽街附近去接著名法学家陈瑾昆先生13 岁的小女儿来北京饭店，准备送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然后送到延安。

临行前，李克农郑重地叮嘱耿飚：“国民党方面目前还不知道陈瑾昆已在延安，所以这次行动你干万要小心，不要暴露陈家，以免遭迫害。”

为了确保这一行动万无一失，耿飚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他换上便

服，外套一件里外不同颜色、但都可以作面子的大衣，头戴一顶灰色礼帽， 怀揣一顶黑色便帽，便快步走出饭店。

出门后，耿飚没走多远，就感觉身后有“尾巴。”于是，他停下来，装着看路边商店陈列的货物，用眼角余光一扫，果然发现一条“尾巴”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站着，往这边张望。

耿飚嘴角露出轻蔑地笑容。他决定采取“弯弯绕”的老办法甩掉这根讨厌的“尾巴”。可是，尽管他在王府井的大小胡同里兜来转去，就是没法将这根“尾巴”甩掉。这个特务也是一个“老手，”比较狡猾。耿飚放快脚步， 他就加快步伐，紧赶几步；耿飚慢悠悠，他也迈起四方步。“不行！这样耽搁下去，就会误事。”耿飚心里有些着急。

忽然，他灵机一动，迅速转向东安市场。从西侧门进去后，不停地快速往里面人群里钻。这时，耿飚的对面走来一个戴灰色礼帽的男人，从个头、身材看和自己差不多，便向那人靠拢。就在耿飚侧身转到那人身后时，他迅速麻利地脱下礼帽换上怀里揣着的那顶黑色便帽，然后，疾步走进厕所，将大衣翻过来穿上。马上从厕所出来，抬头一望，已看不到尾随特务的踪影， 很可能这家伙把那个戴灰色礼帽的男人当成了自己，跟踪去了。

“金蝉脱壳”后，耿飚又进市场从北门走出来，绕到宽街，在附近找到了陈家。接上陈家小女儿，立刻返回北京饭店，安排到自己房里，对外称是自己的女儿。两天以后，秘密将她送到张家口，交给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这次行动之后，耿飚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感到对付特务不能单单采取守势，一味地躲避、退让，处于被动地位；必要的时候也要以攻为守，攻守相济，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耿飚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天，耿飚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买了票正准备进去时，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却发现不远处有两个特务，显然是跟踪自己而来。他们发现自己暴露后，一个靠在墙边仰视天空，一个蹲在墙根，用一根小草拔拉着什么。

“狗东西！盯得真紧。”耿飚气忿地骂了一句。

然后，他返身又买了两张票，疾步走到这两个特务面前，大大方方将票递给他们，并用嘲讽的口气说道：“别在外面守着，风吹日晒多难受，走， 一起进去看场电影。”

耿飚突然给他们来这一手，着实令这两个小特务抓耳挠腮，不知所措。面对送到眼跟前的电影票，伸手接也不是，不去接也不是，样子十分尴尬。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无可奈何地接过电影票。

俩特务涨红着脸，一边耿飚道歉，一边喃喃道：“嘿嘿嘿，小的们也是奉命行事，例行公事。”

“对对对！是例行公事⋯⋯”

从此，无论在过道里还是大厅里，一碰到躲在那里的特务，耿飚就主动与他们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或者递一颗烟过去。时间久了，有几个特务跟耿飚都有些熟了。当特务头儿离开后，倒也乐意与耿飚拉呱拉呱。因此， 常在这里活动的几个特务，相貌特征，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耿飚都了解的一清二楚。

有一天，耿飚发现那个姓王的特务没露面，就向别的特务打听。当他了解到是因为发疟疾在家休息后，顺路到附近的药店买了奎宁，来到姓王的特

务家。

“你怎么来了？”姓王的特务见耿飚买了药来看望自己，很吃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的代表，自己盯梢的目标会来看他，想到自己病后他们自己的人也没问过，眼睛顿时湿润了，他非常感动地说：“这活儿真他妈的没法干，吃苦受累不说，病了根本没人管。”

“你们的工作确实很辛苦，白天黑夜守着我们，连外出都跟着。”耿飚接过他的话茬说。

“我倒不用出外盯梢。”特务解释道：“因为我们这个组是负责饭店里面的。”

“你们分工还挺明确？” “是啊！不但明确，而且还很细。”特务一高兴，竟然忘了坐在面前的

人是谁了。信口说：“对长官您这样的人，都有专人负责。” “哦，是吗？那我们的老李由谁负责呢？”耿飚见对方放松了警惕，连

忙试探道。

“老李？是那个中将长官吗？”特务回答道：“他是由另外一个组的组长负责。”

当时，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特别任命了一批将校：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饶漱石等为中将，耿飚、宋时轮、陈士渠、李聚奎、黄镇等为少将，韩念龙、符浩等为上校⋯⋯

“那么，叶剑英，就是我们的叶委员呢？”耿飚似乎漫不经心地接着问。“这个⋯⋯”特务迟疑了一下说：“那就不光是派人盯稍了。” “这个我们知道，”耿飚急于想知道是什么，就赶忙套他：“你们还用

别的办法。”

“你们知道了！”特务既惊奇又狐疑。他又想，既然对方知道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他说：“听说这种小玩意叫什么窃⋯⋯窃来着？”

“窃听器！” “对，对，窃听器。据说这小玩意儿可了得，连隔壁房间里的说话都能

听得清清楚楚。翠明庄不由我们负责，所以那里的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 翠明庄，是国民党方面专门给叶剑英准备的住处，在东华门拐角处。李

克农有时也住在这里。

回到饭店后，耿飚立即将摸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克农。

李克农有些半信半疑，疑的是特务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机密透露给我们呢？他思索了一会儿，忽然说：“管他是真是假，先去检查一遍再说。”

于是，他们到翠明庄把每一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果然在会议室里找到了窃听器。原来，敌人的窃听器藏在地毯下面的小洞里。所以，尽管每日打扫卫生，竟也没有发现。

“你真行啊！连特务都给你提供情报。”李克农迷着双眼看着耿飚，用赞叹的口气，半开玩笑地说。

面对敌人这一阴谋，他们仔细商量后，又将窃听器放回原位，然后派人把国民党代表请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取出窃听器。阴谋败落，国民党代表面红耳赤，一脸尴尬，憋了好久，才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嘛，不关我们的事，是他们⋯⋯嗯，我们回去一定查查⋯⋯”

就这样，耿飚这位智勇双全的名将，不仅在战场上屡建奇功，而且在第

二战场上与敌特的较量中，也以其智慧和胆略连连挫败敌人，为后人留下了生动的革命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