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

1946 年 2 月 9 日，冯恺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 3 纵队第 7 师第

20 团第 3 营任教导员。

辽东军区第 3 纵队是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挺进东北，以冀热辽部队和鲁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为骨于扩编的队伍。武器装备虽好，但兵员成份复杂，既有一些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国民党部队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组建后，随即参加了保卫辽阳、本溪、四平战役。在从四平撤退到辽东辉南、柳河一带集结的过程中，经过连续 20 多个昼夜的行军、作战和抢修工事，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

冯恺来到 3 营后，就参加了打国民党精锐部队新 6 军的沙岭子战斗。他在战斗中发现：该营战斗力较差，个别士兵不敢冲锋；且由于战斗艰苦，条件恶劣，又出现了少数士兵“开小差”现象；连排干部普遍反映“兵难带，仗难打”，有的干部三天两头要求调走。如何从政治工作上去巩固部队，加强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成为当时各级领导面临的严重问题。他想尽了办

法，做稳定部队的工作。行军时不骑马，帮助老炊事员挑担子；连、排干部也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动广大战士。这样虽然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感情也越来越接近，但他心里仍然没有底。以后的战斗将会更加残酷，这样的部队能经得住考验吗？

到了 6 月，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国、共两党停战谈判，出现了暂时的“和平”。因此，有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当时，关内在大打，很明显，关外的“和平”只能是暂时的，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教育整顿部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可是用什么办法教育部队呢？

正在这时，师召开了建师以来首次政治工作会议，全师政工干部都参加。会议头两天师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总结。然后师政委李伯秋到会作报告，讲的是“论阶级教育问题”，阐述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革命斗争已由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与代表剥削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变了，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心也应当转变为阶级教育。这个报告说理透彻，指导性很强，冯恺全神贯注地听着，感到很解渴，几个月来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们营与会的几名干部讨论得十分热烈，恨不得立刻就回去组织教育。可是，一讨论到搞教育的具体方法，大家就卡壳了，谁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大家感到阶级教育问题“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上没解决”。

回到营里，冯恺开始考虑如何落实师里要求。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3 营的复杂情况，使他感到应该马上搞阶级教育。他召集连干会议研究，大家一致同意。教育内容就这样定下了。可是，教育如何搞法，大家还是想不出办法来。正在这时，师宣传科发下来一套学习讨论题，都是针对部队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来的。我们逐题议论，有一个题目是“谁养活谁？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大家感到这个题目好，抓住了“根本”。全营（第8 连在外）就在吉林省柳河县安口镇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当时叫作“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一个新生事物：“诉苦教育”。可以说这是一场应运而生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

“谁养活谁”的辩论一展开，空前热烈，众说不一。说“穷养富”者有之，说“富养穷”者有之，说“穷富互养，谁也离不开谁”者也有之，争论得不可开交。一争就是两三天。渐渐地，分为两条阵线：一部分人认为穷人养活富人，讲了不少道理；另一部分人认为“富人养活穷人”。有个战士竟举出了自己闯关东生活无着，天冷了，冻僵在一个地主家门外，被地主救活了，就留在他家干活吃饭的事例。因为那时人们还不会从经济关系上认识问题，于是形成了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会场上僵持着，长时间“冷场”，间或出现“你们没理了，投降吧”的起哄声，但没有对立情绪。虽然不断“冷场”，但战士们的态度都很认真，因为他们也急着寻求真理。

就在这“冷场”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一天，一个朝鲜族老大娘找冯恺说：“教导员，不好了，你快去看看，机枪连的同志想家都想得抱头大哭，饭都不吃了！”冯恺很吃惊，马上想去机枪连看看。恰好机枪连指导员刘子政来了。他两眼红红的，情绪激动地说；“我们连今天开会时出了个新情况，2 班副班长任纪贞发言时，他从算经济帐讲起，他父亲给地主放了 200 只羊，每年繁殖的羊羔就收入 300 多元，但地主只给 30 元。老人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生病还得干活，累得吐了血，临死前求地主家借点高粱面做点糊糊喝，地主婆不但不给，还张口辱骂。”讲到这里，就诉说不下去了。他失声痛哭，引发了全连官兵的悲痛，许多同志也一边哭一边控

诉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压迫。进而责备自己糊涂，受了这么多苦还说财主是好人，说“富人养活穷人。”还有的捶胸顿足，骂自己忘了本，想开小差⋯⋯ 等等。全连悲声冲天，如洪峰泻口。刘子政含泪汇报，触发了冯恺的悲痛感情，同时也不由得兴奋和激动起来：“诉苦”是个好办法！他们营的根本问题可以解决了！马上召集各连干部来开会，大家齐说“太好了！”接着，让任纪贞到各连诉苦。连“诉苦”这个词，都是在会上有人随意提出来的。第 9 连指导员赵绪珍从中受到了启发，用驻地老佃户张大爷穿了 14 年的一件破棉袄和安口镇黄区长的一床破被子等事例，对连队进行两个阶级、两种政权、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发动大家“挖苦根”。诉苦教育，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官兵的觉悟，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

1947 年 l 月，敌人向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一保临江的热水河子战斗中，3 营的干部战士表现得很勇敢，战斗力也明显增强。这次战斗中，3 营 9 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入敌阵，猛打猛冲，俘敌 10 余人，成为纵队第一名特等功臣。纵队刘西元副政委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房天静回答说： “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过去虽然受苦但认不清敌人。连队开展了诉苦教育，才提高了觉悟的事汇报了。首长听了很高兴，认为是件新鲜事，就派人到 3 营进行调查了解。于是，“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首长和机关的注意。师、团机关帮助 9 连总结了诉苦教育的经验，把他们的做法概括为：“吐苦水”，“挖苦根”，“查忘本”，“下决心”，并向全团推广。纵队政治部认为九连的诉苦教育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派人同师、团一起研究和充实九连的经验，又向全纵队作了介绍。辽东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第 3 纵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陈云指出，这是部队教育的方向，要把诉苦教育和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在全区推广。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高度评价了诉苦教育。认为“这在部队教育工作上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个创造，虽然还是开始，但这确实是部队教育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教育部队的思想，⋯⋯是部队教育的群众路线问题和部队教育的方向。”（罗荣桓：《部队教育的方向》）并向全军区推广。随着这一做法不断发展完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在 1947

年 9 月 28 日，就东北部队进行土改政策学习、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这一经验，亲自修改，转发全军，从而促进了全军诉苦运动的全面开展。从 1947 年冬至 1948 年夏，全军各部队在土地改革政策教育中，普遍开展了诉苦运动，并结合整党的要求进行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活动。

1948 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听取了部队进行“诉苦”、“三查”运动的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工作七十年史》第 3 卷，第 175 页）3 月 7 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区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深刻阐明了“诉苦”、“三查”运动的伟大意义，并首次将其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

诉苦教育是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中开出的“奇花异果”，也是阶级教育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诞生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

不难。群众自我教育，启发基本觉悟，形成的力量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