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形象雕塑

春秋时期，象形青铜器依然流行，较有代表性的是安徽寿县发现的一件楚国器牺尊。所谓牺尊，原是商周青铜器中用牛羊等动物形象以作盛酒器的统称。

这件是用羊的形象，但把两只弯角变化为腹部的纹饰。从整体的造型来看，它是从圆鼎的形象演化出来的，更加以动物形象化，就完全改变了气质。

匜和牺尊在上海也有发现，有一件用为取水的匜和一件牛形牺尊，一件是春秋时期，一件是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从这两件器物的形象上，可以看出古代工匠们在器形演变上的匠心。

另外，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俑像雕塑，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谓为俑者不仁”。

说明以泥土为车，以茅草为人马，用俑人作随葬早已有之。这也就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有俑像雕塑的起始。俑像雕塑应出现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时代。

春秋时代的俑像，在山东临淄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现几件，是小型的陶质女舞俑，人物姿态动作生动而有力。

春秋战国的陶俑，在雕塑水平上比前期大有发展，如有的左肩荷有布帛织物，从形态上看，似为少数民族商人。俑人衣饰朴素，神情生动，周身饰有细小花纹，在塑造手法上，与一般陶俑不同。周身花纹，似利用圆筒工具敲印而成，与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中多见的所谓“捺印法”是一致的，也有些类似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手法。

还有两件武士俑，似为模制，手执兵器虽已毁失，但勇武的形象和神态仍很突出。其中一人，甲衣上也印有鱼鳞纹，这和后来秦始皇陵的大型铠甲武士俑相较，虽显得原始，却能以看出它是秦俑表现手法的先驱。

关于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代雕塑制作，如说：“吴王阖闾冢前置石人马”，“晋灵公冢室甚瑰丽，四隅以石为攫兽，并雕男女石人四十余，皆侍立”。“哀王冢内置石床，左右妇人各二十，侍立，有执镜栉之像，有捧盘盒之形。”又“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越王勾践命良工为臣范蠡制像，置之座前。”等，说明当时的雕塑工艺已经普遍流行。

在安徽寿县楚墓中发现的刀型铜卧牛，也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刻，其周身饰有错金银云纹，镶嵌技术细致精巧，牛的动态也富有生气，特别是周身用白色金属镶嵌，显得更为华美，这样精巧的雕塑品，十分罕见。

陶塑抵角兽也是战国时代的雕塑艺术，除表现为精巧华丽以外，还有表现为遒劲健美的题材。如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的一块残砖，或是半瓦当残片，雕塑一只有角的猛兽，正在与对手作抵斗之状。

仅从这抵角兽所显示出的强劲的体躯和屈腰翘尾的形象所表达的力量，说明塑造者对于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处理，是有一番意匠安排的。就整体的造型风格说，它具有浑圆饱满和轻捷明快的特点，给人以简括洗练的艺术感染力，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战国雕塑艺术作品。

战国时期，由于手工艺的发达，不仅是青铜器和漆器制作有较高的水平，即木雕也很突出。如河南信阳战国墓中的两件木雕，一件是名为“强梁”的守墓神，所谓强梁，系指恶神，它力能吞噬鬼怪，所以古代在死者墓内用作守墓驱邪之神。

但此种恶神，并无固定形象，这给予了雕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刻画得愈凶恶就愈能达到驱鬼的目的，因而雕工们便把这一形象表现为一个半人半兽，张口吐舌的凶暴形象。

《考工记·梓人》所谓：“凡攫閷援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才能显示其威力。

另一件联尾兽，很可能是一个鼓架，雕刻者运用与守墓兽同样的表现手法，抓住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强化。

战国时期的雕塑艺术，遗留到后世的多数是墓葬中的各类用具所附的小型装饰雕刻物。如在湖北江陵县战国时代楚国郢都故址附近墓葬中的一件木雕小屏，其基座雕饰有30多条蟒蛇屈曲盘结，屏面透雕用凤和鹿组成的连续纹饰，如两凤共啄一蛇，两鹿共咬一鹰，形象生动，显示出雕者的精巧意匠。

战国时期的艺术造型特点是激昂跃动，这件高仅15、长仅52厘米的小屏，所雕出的各种动物形象，正表现出了上述的动态特征。

战国时代的雕塑制作，多数未能脱离实用，即多是附在器物上作为基座，并且有的用人物作为器物或灯的插座。

如河北易县燕国下都遗址中，有一件双手握持筒状物的铜人，铜人高约26厘米，正视直立，两手拱前持一筒状物，也是直竖形式，显然是为别的器物的插座而制作的。

人俑灯座虽为器物附件，但雕铸手法非常写实而细致。从头部的发式结带和五官神貌到衣着、腰带，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且身躯的肌肉变化，即使裹在长袍内，仍是可以明显看出的，足以说明战国时期我国雕塑艺术已有了很高的刻画人物形象的水平。

在这铜人帽带、腰带上，还涂绘了鲜明的红色，说明原来连手上的器物都是经过彩绘的。

与这件用作器物插座的铜人类似的，还有河南洛阳金村的一批战国铜人，其中也有一件银质或铜人外表镶嵌错银的持筒人，其姿势是半蹲半跪，足下连有台座，台座的面积很大，用意在于使得上部插入的器物得到稳定。

从这件半跪者右手高举的粗筒可以与右膝前同样大小的筒状物上下相对来看，显然是用作长杆器物的插座。只是在服饰装扮上，这一银质跪人所穿者是全部镶嵌有云纹的短袍，腰间束着结有双结的腰带，而燕下都的铜人身着长袍，光素无纹，腰带是用带钩扣接而不是条带打结。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社会风习不同所形成。

河北平山县春秋战国时代中山国墓葬群中，有一批青铜错金银雕刻物，多数是属于小型的器物台座。如其中的两件翼兽，形象介于龙、虎之间，昂首展翅，大有腾跃欲飞之势，就其背上的平台看，显然是某一器物的双座。翼兽全身，用银线错成卷云纹，是战国纹饰中最多见者。

两兽的造型精巧洗练，气势雄强，为后来东汉尤其南朝陵墓翼兽的滥觞。猛虎咬鹿，是一件反映现实形象的雕刻物，塑作手法与翼兽相类，从脊背上两个高出的基柱，明显看出是器座的装饰雕刻物。猛虎由于正在吞食一只小鹿而表现出的全身动态和气力，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中山国故城遗物中除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以外，还有不少的珍奇雕塑品，而且多是施以精工错金银的青铜雕铸品。

如其中的一件是四龙四凤四鹿方案座，以四鹿为座足，座上四龙四凤相互盘结，上承方案，龙鳞凤羽均用金银镶错，真实生动与装饰风味的结合。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雕刻艺术制作，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智慧。

平山县中山国古墓群的工艺装饰雕刻品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几件器座以外，还有俑人持灯、十五连盏灯、青铜牺尊和各种形式的玉雕包括玉人玉佩等，都是艺术性很高的雕塑制作。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与战国和西汉同时的滇国，即在云南。因此，滇族或滇人文化，在古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云南昆明附近有一处滇文化的古墓群，相当于战国或西汉时期的铜铸品很多，其中有“扣饰”或“饰牌”的小件铜铸品，题材多为形象激动的猎兽、斗兽等。

其中的一件扣饰，表现两猎人骑在马上，用长矛刺杀两只狂奔的野鹿，一猎狗向鹿猛扑，骑猎者、奔鹿、猎狗，扭合在一起，难以分离，形成了一个跳动奔腾的整体，其艺术性和装饰性都是非常强的。

另一件铜扣饰，是表现二人共猎一只正张口噬人的野猪，猪前一猎狗惊惧奔逃，猪后一人用长剑刺入猪的臀部，另一猎狗紧紧咬住猪的腹下不放，这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

还有一件扣饰，是三猎人缚一弯角野牛，一人用绳缚住牛颈，二人挽住牛尾不放，看来仍是难以抵挡野牛的强力。

以上三件，都是构成为椭圆形的整体，长宽各约10厘米，形体虽小，但人物、动物的形象，生动逼真，成为很好的装饰雕刻品。

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专用于随葬的陶明器，在春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有仿青铜礼器的鼎、盘，也有仿日用器的鬲、罐、豆、盂等，陶器的造型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并有少量圈足器。

除了日用陶器皿外，还大量生产了板瓦、筒瓦等建筑用陶构件，使得建筑用陶有了新发展，出现了方形或长方形薄砖，这是我国建筑的用砖之始。陶水管、板瓦、筒瓦、瓦当也得到了大量使用。

到了战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形象的陶塑作品，陶塑个体大都很小，如战国的舞队俑，这些舞俑异常生动有趣，整个舞队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魅力。

到了战国中后期，泥质灰陶大型器开始大量出现。它不仅标明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而且为后来大型陶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工艺基础。

[旁注]

匜　先秦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为客人洗手所用。周朝沃盥之礼所用水器由盘、盉组合变为盘、匜组合。匜是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形状像瓢。

云纹　古代器物重要纹饰之一。起于战国，秦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汉魏时期流行的装饰花纹之一。通过粗细、疏密、黑白和虚实等对比手法，组成各种卷云纹。由卷曲线条组成对称的图案，寓意高升和如意。

《考工记》　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这部著作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

滇文化　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期，以滇池为中心，东达曲靖，西对禄丰，北迤东川，南抵通海、华宁这一大致范围分布着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这便是边疆少数民族一种古老、神秘、灿烂、辉煌的文化。

明器　即冥器。指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在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即随葬明器。一般用竹、木或陶土制成。从宋代起，纸明器逐渐流行，陶、木等制的渐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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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雕塑，出现了武士、侍从、伎乐、舞人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形象，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前进了一步，雕塑手法逐渐摆脱程式化，形象写实、生动。

青铜、金、银、铅、陶、玉、石、牙、骨、木等不同质材各尽其长，而且出现综合使用的趋向。各种材料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发展，如青铜工艺分铸、焊接等技艺的发展，失蜡法的应用，错金银等镶嵌技艺的风行，使作品的制作竞求奇巧华美。

因之，追求繁缛华美，成为这一时期主导的审美倾向，在青铜、玉和漆木的雕塑中尤为突出。此时期的雕塑尚未从工艺美术中脱出，所以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