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重豪华的清代象征雕塑

由于清代皇室要加强和显示统治的力量和威仪，重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宫殿建筑及与建筑相关的雕塑，出现了一批代表性雕塑，以北京地区为主的大型雕刻代表了这一时期雕刻的艺术水平。

如天安门前石狮、太和门前铜狮、乾清门前鎏金铜狮，与建筑相映相衬，但由于用途和象征意义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气势和造型特征。

乾清门前的舞狮较太和门、天安门前狮子轻巧、活泼；从另一方面看，其体量感稍小，装饰性过多。汉白玉栏杆柱头石狮虽形体较小，却有很强雕塑感，又加精雕细琢，浑然一体，有敦厚、庄重的意味。

北京周围邻近地区，狮子雕塑都有相似的风格，虽形体有差异，但多作蹲踞之态，大头阔口、身躯粗壮。

故宫内各个宫殿前有各种取意祥瑞题材的雕塑品，如太和殿前铜鹤、铜龟，储秀宫前铜鹿、铜龙，慈宁宫前铜麒麟，翊坤宫铜青鸾，御花园鎏金铜麒麟等。虽多不及各种材质所制狮子气魄大，但各寓祥瑞寓意，并且造型各异。

如龟的造型，在写实的基础上神化使之头部像龙，颈、足各有鳞片，两肋加火焰纹。此类雕塑品不仅具有装饰作用，同时还具有功能各异的实际作用，如铜鹤、铜龟，背部均有盖可启，可盛香料，具有薰香作用。

清代帝陵前石雕数量多者以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世祖福临的孝陵、世宗胤禛的泰陵为代表。

福陵神道两侧排列石雕驼、马、狮、虎4对。昭陵神道两侧排列石立象、卧驼、立马、麒麟、坐狮、獬豸6对。其中一对立马名曰“大白”、“小白”，具有与唐太宗昭陵六骏相近之意。

此二马小肢粗壮，劲健有力，不施鞍辔缰索，夸张胸部肌肉，其手法朴实洗练，不仅为清代，甚至为宋以来所有骏马雕塑中的佳品。

孝陵神道有石刻18对，为清帝陵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者，其石雕题材、数目和布置方式与明十三陵中的长陵相同，其中文官着满式官服，胸佩朝珠，双手捻珠，身材矮胖，面露笑容，与历代陵前石刻人像庄严肃穆表情不同；石雕武将着满式盔甲，左手按剑、右手下垂，与历来武官双手按剑于体前格式不同，此为独特之处。

另外，细部雕刻精磨细琢的特点突出，尤以孝陵东侧景陵的文武官员为典型。文官朝服上的龙珠、鹤、海浪与彩云等纹饰，武官盔甲上的甲片与图案，垂于脑后的发辫，面部刻画整体感与精神气魄等多表现出清代雕塑家的风格。

清代官僚坟墓前也设置石羊、石虎、石马与石人等，与明代同类坟墓一样，同时石人无论文武都未作满族装束，说明当时汉民族心理作用之大，也同时说明清代雕刻工匠沿袭了明代雕像的旧规。

清代宗教雕塑主要有三种形式：汉式、汉梵融合式、喇嘛教式。汉式处于主导地位，而汉梵相杂造像不太普遍，喇嘛教式仅限于北京及信仰喇嘛教地区。

1742年，内阁总管仪宾的工布查布编译《造像度量经》。以皇帝名义颁布执行，严格规定佛教种种礼拜偶像的姿态、服饰、比例、尺寸、座子及背光等。

在此规定中，制作材料的使用如黄土、棉纸、砂、木头、麦糠、铁钉、油、铁丝等，都有标准数量。此规定作为官私工匠制作佛像的规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也成为历代塑像经验的总结。

清代禅宗盛行，因而罗汉题材的雕塑遍布各地寺庙。当时以五百罗汉著称的寺庙有河北承德的罗汉堂、北京碧云寺、江苏苏州西园寺、武汉汉阳归元寺，云南昆明筇竹寺、四川新都宝光寺、广州华林寺等，除昆明筇竹寺外，基本上都反映了时代特征。

创建于元代的北京碧云寺，清代乾隆时于1748年增建罗汉堂，堂内五百罗汉为木雕金漆像。建于明代的苏州西园寺于清代同治、光绪间重建，罗汉堂以我国佛教四大名山雕塑为中心，呈田字状分列五百尊泥塑贴金罗汉像。

汉阳归元寺始建于清代顺治初年，后世陆续重修，寺中五百罗汉约为晚清时作品。四川成都宝光寺始创于东汉，至明代寺废，重新修复。两寺五百罗汉均为泥塑贴金。

这些罗汉雕塑起卧坐倚、老少腴瘦、喜怒哀乐等形体神态各异，心理与表现亦不同，避免了衣饰、道具的使用，但其中仍有面貌、姿态、动作、表现以及衣衫线条等不同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处理。

其中，富有创造性，能令人产生强烈印象的五百罗汉当推云南昆明筇竹寺。筇竹寺在昆明西北10多千米的玉案山上，相传建于唐贞观初年。

筇竹寺不同于一般寺庙在罗汉堂集中安置五百罗汉，而是将之分置大雄宝殿西壁及梵音阁、天台来阁中。罗汉布局比较自由，人物间疏密聚散极为讲究，动态变化多端，或动或静，或俯或仰，或斜或正，或举步欲走，或回身反顾，无一相同。

它们有的分层列坐，有的环立，有的配置于塑壁之上。置于塑壁之上的罗汉所成场面壮阔，罗汉分乘各种鸟兽虫鱼或直接涉于水中，互相产生联系，或促膝论道，或互相致意，或窃窃私语。

另外，罗汉的服装也有变化，除袈裟僧衣外，多见右衽宽袖大衣，与普通世俗服饰比较，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面貌，虽然塑作人物或披风帽、着短褐，或衣装边沿彩绘以花纹，甚或人物脸部以毛发作须髯。

清代佛教雕塑最广为人知的是，乾隆年间制作的置于万佛阁的大弥勒菩萨立像，像为白檀木雕刻制成，高18米，埋于地下8米，直径8米，可称为清代佛教造像杰作。

河北承德普宁寺大乘之阁的木雕千手千眼观音像，与雍和宫万佛阁大弥勒菩萨立像并为姐妹作。此木雕观音造像与寺建时期大致相当，其像由松、柏、榆、松、椴五种木料拼合而成，高22米，腰围15米，重约110吨，此像头顶1.2米高无量寿像，像侧立善财、龙女，可誉为我国所见的古代最大的木雕像。

清代对道教的尊崇比对佛教逊色，道教只是作为一种传统宗教在民间流行。道教神祇上至玉皇大帝，下至土地公，都可以认为是人间各级统治者的神圣化，只是相对佛教而言，在世俗人物的塑造、夸张上不及佛教罗汉的程度，且数量较少。

清代的白云观为历史悠久的道教寺观，原为唐代天长观。全真教代表人物丘处机曾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受到礼遇，尊为“长春真人”。

丘祖殿中有丘处机泥塑像以及八大弟子塑像和其他殿堂如玉皇殿中玉皇大帝像、真武殿汉祖天师像、文昌帝君像、老律殿七真人像、三清阁三清像等，均活泼生动。

清代喇嘛教式造像以北京雍和宫、承德避暑山庄普宁寺为代表。

雍和宫规模宏大、造像丰富，具有浓郁喇嘛教色彩，最初为胤禛登极前的府第，后于乾隆九年改为喇嘛庙，称黄教上寺。

作为京城地区最大的喇嘛庙，其中的女性造像具有很强的女性特点，如讲经殿大白伞盖佛母、绿度母，永佑殿中菩萨形无量寿佛铜像，均为藏族雕塑家塑造，多为宽肩细腰、天庭饱满、明眸樱口、秀面细颈。

其他造像则不同程度具有怪异色彩，如东配殿中大威德金刚，三头三十八臂；正中龙首、怀抱一女神；左首为地狱主，头为龙头，脚踩一牛；密宗殿时轮金刚为三头二十四臂，拥抱三头六臂的女神。

但实际上，喇嘛教神像中更多地反映喇嘛教内容和教义的则是阎曼德迦、阎摩、护法神、欢喜佛一类小型鎏金铜像。

[旁注]

天安门　始建于1417年，最初名叫“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是紫禁城的正门。1651年更名为天安门。既包含了皇帝是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至尊的意旨；又寓有“外安内和，长治久安”的含义。

朝珠　清代朝服上佩带的珠串，是礼服的一种佩挂物，挂在颈项垂于胸前。朝珠共108颗，每27颗间穿入一粒大珠，大珠共4颗，称分珠，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和绦色都有区别。

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古人认为群山中泰山最高，为“天下第一山”，因此人间的帝王应到最高的泰山去祭过天帝，才算受命于天。

我国佛教四大名山　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称，是我国佛教圣地，分别供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四大名山随着佛教的传入，自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清末。

袈裟　意译作“坏色”、“不正色”、“赤色”、“染色”。指缠缚于僧众身上之法衣，以其色不正而称名。先把布截成小片，而后缝缀，像一块块的田，故又名“福田衣”、“割截衣”，也称作“慈悲服”、“无上衣”、“离尘服”、“解脱服”等。

黄教　即格鲁派，是我国藏传佛教宗派。藏语格鲁意即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名。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创教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该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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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佛教造像中，罗汉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因而在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上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宋明上前均不乏佳作传世，灵岩寺、紫金庵、双林寺等处罗汉名塑已光照雕林。

清代传统雕塑由于多模仿前代，而云南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塑像，却是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法，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艺术效果，使其在清代雕塑中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