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石窟造像和寺庙塑像

元朝先后仿照汉族建筑样式，营建上都及大都两个都城。两都的各种宫殿坛庙建筑组群都有石雕、木雕和琉璃制品。而分布各地的石窟造像、寺庙塑像等亦展示了元代雕塑艺术的概貌。

属于元代的佛教石窟造像，除甘肃敦煌莫高窟和西安万佛峡以及民乐马蹄寺等地，遗有极少数的元窟塑像以外，还有杭州西湖灵隐寺飞来峰以及山西太原附近的道教造像龙山石窟。

元代倡信喇嘛教，曾于江南地区设释教都统。当时驻杭州为都总统杨连真伽。由于他的提倡，在灵隐飞来峰广造龛像。

从1281年以后的10年中，在飞来峰共雕造摩崖龛像五六十处，大小造像百20多尊。在造像规格上，虽然夹杂有不少造型怪异的密宗像，但大体仍是承袭宋代的传统。

其中的四组摩崖龛像：一为毗卢遮那佛和文殊、普贤菩萨三尊像，一为阿弥陀佛和观音、势至菩萨三尊像，一为多闻天王骑狮像，还有浮雕形式的“唐僧取经”，即用白马驮回佛教经典的故事。

这是制作较突出的四组雕像，。如其中的毗卢遮那佛和文殊、普贤菩萨三尊像，左右胁侍均为坐像，衣饰造型虽沿袭前代，而在组合配备上，则有超出常规的样式。如观音、势至二菩萨与中央主佛同为结跏趺坐式以及文殊、普贤菩萨不乘狮象，甚至像宋代那样以狮象作出象征性的表现手法也没有了，这都是超于常例的。

在雕技方面，都表现得细腻、真实，裙带衣襞，柔和、舒展地垂落在莲座边缘，显得自然美观，尤以是观音坐像，体躯比例适称，神态生动，应为这一处像中较优异的作品。

多闻天王亦称“毗沙门天王”，是佛国须弥山北方的守护神，这里的雕像却是骑坐猛狮、形象威武的天神。如此安排，既符合于作为护法天王的主题要求，更具有真实生动的优点。

在“唐僧取经”这一故事性雕刻中，所表现出的久经长途跋涉，显得异常疲惫的人和马的神态，都是相当生动的。

这里有的雕出的是立菩萨，有的雕出的是坐菩萨，有的继承了传统的样式，有的则是喇嘛教的梵式像。

特别是那些坐式像的“菩萨”，多少反映了蒙古族强悍旷达的民族气质。有一龛有题名为“密里瓦巴”的雕像，所雕为一踞坐式威神，张口怒目，右臂扬起，形象十分凶猛。

像的左侧，有两个雕工精致、体躯比例合度的供养女，手托供具，恭谨地向主像呈献。其生动逼真的形态，是其他龛像所难以比拟的。

飞来峰元代龛像群在整个面貌上是呈现了宋代以后的我国佛教石窟雕刻艺术景象。

我国的石窟艺术，最初是在印度佛窟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全国各地的石窟，几乎全属于佛教范围。在佛造像的影响下，出现道教石窟，即道教造像。

山西太原龙山吴天观元代道教石窟群，是我国石窟雕塑史上很特殊的制作。龙山位于太原西南的晋祠附近，山上曾有元代建的吴天观，在离观不远的山崖间，在几块巨大岩石凿成的石窟5个，共8龛，内雕道教天尊像，三清像以及修道者云披子宋德芳本人的卧像，名为“卧如龛”。

此处临近天龙山石窟，以致在所有雕像的造型和制作手法上，可以看出很多是受天龙山唐代佛教雕像的影响，但元代的时代风格仍是显著的。

其中雕出的老君三尊像“三清龛”，在布局上虽与佛教的三尊像相类似，但所有的人物形象和服饰以及台座装饰等，都全是元代的样式。只是在雕刻手法上，衣褶显得厚重，随处流露出沉静、恬淡之气。

这一窟群的最后一窟，窟顶所雕出的天花花纹装饰“凤凰彩云浮雕”。在约3米见方的窟顶平面，满雕着一组富丽的图案，内容是一对飞翔着的凤凰，以完全对称的形式相互追逐于云朵中，形成一个圆盘式的构图。

与某些北朝佛窟，如巩县石窟寺或龙门宾阳中洞的窟顶天花有些类似。但佛窟中出现的是神化的飞天伎乐，而这里却是富有民间吉庆意义的凤凰和祥云。

在图案的结构上，也是承袭了我国民族形式富丽多彩的优良传统。虽然雕刻手法有些绵软，但如从装饰性雕刻艺术来评价，仍不失为优秀的制作。

元代的寺庙塑像又有佛教和道教之分。元代盛行佛教分支的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尊奉藏僧八思巴为国师，广布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于是喇嘛教样式的寺宇、白塔、金银铜铸、木石雕刻以及泥塑脱胎等喇嘛教造像，在通晓西土梵像规格样式的雕塑匠师指导影响下，在两都和全国各地兴造起来。

造像除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五方佛、千手千眼大悲菩萨、天王等过去习见的佛教显宗、密宗造像外，又有一些陌生的形形色色救度佛母、马哈哥等神像。

由于教义以及地区、民族风习的不同，因而所供奉的佛像，在形象上与一般常见者有别，主要是结合藏族古代习俗信仰，并吸收了较多的印度成分，以致佛、菩萨像，多数赤裸，仅有简单的璎珞、臂钏等装饰。

从元代较多见的铜铸菩萨像来看，在造型上虽然接近于印度形式，但与我国佛教盛行的唐代造像，特别是敦煌和天龙山的造像，似有某种继承关系。

在北京西郊十方普觉寺，俗称“卧佛寺”，有1321年所制铜铸佛像，北京昌平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券洞的四天王等浮雕制于1342至1346年间，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三世佛、文殊、普贤菩萨塑像作于1305至1309年，山西襄汾普净寺的华严三圣、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十八罗汉等塑像多为元代作品。

此外，山西灵石资寿寺有元代79尊塑像，山西五台广济寺大雄宝殿的塑像组群作于1341到1370年，山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宗殿的三世佛、罗汉、天王塑像，四川阆中永安寺大殿的三佛、十地菩萨、六臂观音等塑像，云南昆明圆通寺的泥塑佛像，西藏萨迦县萨迦寺等处也保存有不少元代雕铸的佛像。

同时，山西霍县千佛崖的千手千眼大悲菩萨摩崖造像，浙江普陀太子塔的佛与四天王像，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的浮雕天王像，江苏吴县寂鉴寺石屋的弥陀、弥勒及二十四诸天造像等，江苏吴县万佛石塔，广东南雄珠玑古巷石塔雕、石雕佛、菩萨、天王、力士、伎乐等形象，元大都遗址的铜、瓷菩萨、罗汉像，以及散存于各地的元代京居庸关过街塔基座券洞浮雕，都具有元代雕塑的代表性。

从这些元代佛教雕塑艺术品可以看到，喇嘛教雕塑样式虽广泛流行，但汉式佛教造像还是占大多数。一些即使以喇嘛教特色著称的雕塑作品，也很少是地道的喇嘛教雕塑样式，而是经过内地雕塑匠师的再创造，不同程度地与汉式佛教雕塑相融合，使内地广大群众感到比较亲切，易于接受。

洛阳白马寺后殿元塑天女像和大同下华严寺的供养人塑像等，在造型风格上由于是处在中原地区，所以多数是承袭了前代佛教造像的传统，成为元代雕塑中的优秀作品。

道教是元代仅次于喇嘛教的另一大宗教，也甚得皇室的尊崇。它的两大教派：全真道和正一道，分别流行于黄河南北与长江以南。仅在当时的上都、大都，按照皇帝、皇后的旨意便修建了许多道教宫观，其中道像多是著名雕塑家阿尼哥、刘元、那怀等所塑。

道教雕塑不多，所知有山西洪洞龙王庙明应王殿的明应王、四近侍、四官员塑像，山西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宿等塑像，太原龙山石窟，湖北均县武当山华阳崖、玉虚岩的真武帝君、雷部诸神雕像等。其中以龙山石窟和晋城玉皇庙较重要。

著名的山西芮城县永乐宫，其三清殿中神龛后屏壁背面所塑的吕洞宾及弟子的壁塑，从人物的造型和整个结构上，可以看出其优异之点，尤其是衣带的飞动飘逸，表示出神仙云游的气氛。

再从衣纹的明朗简洁和线条的流利等方面看，也可说明雕塑者运用了高度的概括手法和写实技巧，这应属于元代雕塑中艺术性较高的作品。

在山西晋城县城东约12千米的玉皇庙，是国内不多的道观寺庙之一，有宋金元各代所建殿堂10多处。在西配殿中彩塑有元代的二十八星宿神，即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所谓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各有星宿七座，合为二十八宿，后经道教演化附会为神的偶像。

这些塑像有男有女，由于执司不同，因而形象性格各有特点。元代雕塑家借此显示了艺术才智，塑造出具有不同神韵的男女形象。如温文典雅的女性“虚日鼠”，潇洒庄重的男性“星日马”，或形象激昂的“毕日乌”，都赋予以各自不同的神态态度。

[旁注]

灵隐寺　江南著名古刹之一。始建于326年，为杭州最早的名刹，也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地处杭州西湖以西灵隐山麓，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

须弥山　古印度神话中位于世界中心的山。佛教中最著名宝山，意思是宝山、妙高山，又名妙光山。传说须弥山周围有咸海环绕，海上有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须弥山由金、银、琉璃和玻瓈四宝构成，山顶为帝释天，四面山腰是四大王天。

晋祠　原为晋王唐叔虞祠，为纪念晋王及母后邑姜而兴建。位于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的晋水之滨，祠内有几十座古建筑，素以雄伟的建筑群、高超的塑像艺术闻名于世。是集我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遗产，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

八思巴（1239年～1280年），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是尊称。1253年，忽必烈从受佛戒。世祖即位后尊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使领总制院事，统辖藏区事务。他还创制了蒙古新字，加号大宝法王。

喇嘛教　即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

吕洞宾（796年～？），天下道教主流全真道祖师，原名吕喦，字洞宾，道号纯阳子，是著名的道教仙人，八仙之一，道教全真派北五祖之一，全真道祖师，钟、吕内丹派、三教合流思想代表人物。在我国民间信仰中，他是八仙中最著名、民间传说最多的一位。

[阅读链接]

龙山道教石窟主要开凿于1234年，大道人宋德芳主持营造。宋德芳号披云子，山东莱州掖城人，丘处机弟子。

兴定四年，随师赴西域乃蛮国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三载还燕，师封“国师”，弟子受宠，后提点教门，往返于大都、平阳、终南山之间，主持醮事。

龙山石窟规模虽不大，但雕凿技术奇特，面型方圆。衣饰沉厚，线条简练，风格粗犷，生活气息浓郁。我国石窟造像多为佛教题材，此窟甚异，内容全为道府诸神和立门列祖，截至目前所知，尚属海内孤例，亦可称之为元代道教雕像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