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宏大的唐代帝陵石雕

隋代的帝王陵墓和汉代一样，是用人工筑成的巨大坟丘。隋文帝泰陵在陕西武功县境，陵前未见有石雕像的遗存。

而唐代的帝王从李世民起，多是利用天然山峰作为坟墓，墓室深凿在山腹中，所以唐代18帝陵多远在山区，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北边缘一带的山岭上，东起蒲城县，西至乾县，东西蜿蜒100多千米。

较早的唐代帝陵石雕，是唐高祖李渊献陵前的石虎，同样的作品共有8件，分置陵园4门之外。另有石犀牛和华表各两列置于墓前。

这些石虎在唐代帝王陵墓仪卫石雕中是很特殊的，一般用以守护陵墓的多是比虎还要威猛的狮子；而且都是蹲坐的形式。只有这一处是以虎代狮，并且所表现的是走动觅食的姿势。

形体巨大的犀牛也是走动姿势。它们的形象虽不如狮子显得威猛，但虎高170厘米，长240厘米，犀牛比虎约大一倍，其高大的体躯和严厉的神态，似乎有更大的威慑作用。

在所有隋和初唐的石雕像制作中，在雕刻刀法上有一种锐利清新的造型显现在刀锋上。这显然是由于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促成的技术发展和工具革新的结果。

如石虎的形体上，可以看出雕刻者所运用的洗练手法和高度的写实技巧。虎的精神状态，也随着肌肉关节的起伏变化而表现出来。更为突出的是雕刻者掌握了虎的神态特点，运用概括的手法，很真实地刻画出这一猛兽所特有的机警而又深沉的性格。

这一具有纪念碑形象的雕刻物，从整体的结构看，非常和谐完美，显得富有生气。尤其是头部稍稍倾斜，更能以表现出正在搜寻猎物的神态。这种神态特点的刻画，雕刻者如没有对于虎的生活习性有较深入的观察体会，是很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的。

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晒和祖父李虎在李渊登上宝座之后，也都追封为太上皇帝，他们的坟墓也加封为“陵”，两陵前都列置石兽、石狮、华表等。

从时代说，这两处的石雕应与唐高祖李渊献陵石雕在造型风格上是相近的，但却更为古朴，例如李虎永康陵上的蹲狮，昂首挺胸，前肢向前斜撑，造型简洁有力，完全保留了北朝石刻韵朴拙遒劲的风格。

唐代帝陵石雕中，比较早的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昭陵，昭陵是唐代帝王最初以真山为坟的首创。

据记载，李世民在登上皇位后，就时时注意到选定自己的墓地。直至10多年后的一天，偶然在大明宫宫城上遥遥望见西北方最高耸的九杇山，遂向随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朕看九杇山孤耸回绕，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意。”

从此，真山就成为帝王的坟墓，并且成为唐代定制了。

从唐代18位帝王的“山陵”形势说，昭陵所在的九杇山，确是最高大，最规整的一处。

建置在昭陵前作为仪卫的石雕刻，与高祖献陵有所不同，这显然是因为唐代开国伊始，一切典章制度尚未建立，帝王陵前仪卫雕像，亦无定制。

昭陵石雕除“昭陵六骏”浮雕以外，只有极少数的“番王”雕像，还有作为陵前下宫仪卫的立狮一对。

唐“昭陵六骏”，原为李世民在唐王朝开国战争中立下了战功的六匹战马，它们的名字是飒露紫、拳毛瓖、特勒骠、白蹄乌、什伐赤、青骓。

李世民早在636年就命宫廷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并选用名匠把它们雕成比真马小一些的6块浮雕。

当时在每块浮雕的右上角留出一处方形石面，由著名书家欧阳询书写太宗自撰的赞词，赞词对这六匹战马各有恰如其分的不同赞誉，如飒露紫有“紫鸾超越，骨腾神骏”，拳毛瓖有“弧矢载戢，气埃廓清”，特勒骠有“应策腾空，乘危济难”；白蹄乌有“依天长剑，追风骏足”，什伐赤有“足轻电疾，神发天机”，青骓有“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在唐太宗去世后，这6块浮雕即列置于陵山北坡的陵垣北门内东西两庑，以作为陪侍，其列置次序是，东庑：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西庑：飒露紫、拳毛瓖、白蹄乌。

这一组六骏浮雕从雕刻的题材和创作手法，反映了唐帝国建国初期的兴盛气象，是初唐时期石雕中的代表性作品。

在唐代雕刻艺术制作中，尤其是浮雕艺术制作中，其表现形式和雕刻技巧，与唐以前的浮雕制作相对比，显然有很大的进步，可说是达到了成熟的境地。

这六匹骏马的表现形式是：三匹站立，三匹奔驰，都是体态矫健，雄劲圆肥，明显地刻画出唐代统治者所喜用的西域马的典型。

如其中之一的“飒露紫”，是表现马在战阵上受了箭伤；由随将邱行恭为之拔出箭矢的顷刻。唐代杰出的雕刻匠师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体会到马因拔出箭矢所感到的疼痛和紧张，表现出却步后退，但又不失为雄强的战马应有的骄矜气质。因而创造出这一生动卓越的形象。

另一匹名马“拳毛瓖”，表现出虽因在战阵中身受九箭，疲惫中正在走动，却仍然显得神态自若而具有刚毅之气。整个形体的比例合度，好像雕刻者是面对这匹名马雕出的。

“什伐赤”浮雕的造型特点，是雕出了奔驰的马的精神动态，全身肌肉紧张，头部表现得更为明显。匀称的整体结构和躯体的硕壮，都刻画出战马的特有姿态。像这样富于写实的雕刻手法，如不是雕刻者对于马的习性、动态有细致的观察体会，决难创作出这种杰出的作品。

唐代帝陵石雕以唐高宗李治的葬地乾陵为最具有代表性。乾陵位于唐代陵山群最西的梁山，地属乾县。陵山形势仅次于太宗的葬地昭陵，更由于这里是与武则天的合葬地，因此陵前石雕也更为人所瞩目。在陵山的前面，由内而外左右对称，列置有各类石雕：

守护蹲狮一对，各高约3.4米，座高约0.5米；“客使”像61人，各高约1.6米；文武侍臣10对，各高约4.5米；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马高约1.8米，牵马人高约1.4米；朱雀鸟一对，各高约1.8米；带有飞翅的翼马一对，各高约3.5米；华表一对，各高约8米。

在陵山的北面“玄武门”置守护蹲狮一对，仗马三对，陵山的东侧“青龙门”和西侧“白虎门”，各置有守护蹲狮一对。

在乾陵石雕群中，置在最前列的一对翼马是很突出的，翼马亦称“天马”或称“瑞兽”，是权威的象征。这种翼兽可能是继承前代传统，由汉代常见的护墓兽“辟邪”演变而来。由汉到南北朝的帝王和属吏陵墓前，多遗有这种形类狮虎、肩生飞翅的护墓兽。

乾陵翼马不仅形象写实，两肩雕出的飞翅更具有高度的装饰结构和洗练的艺术手法。飞翅形象卷曲自然，很类似唐代装饰花纹中的蔓草，造型典雅华美，富有和谐的韵律。那种精神抖擞的生动形象，充分显示出作为天马的矫健气质。

乾陵石雕群较多的是文武侍臣像。所谓文与武，仅是拱手持笏与双手按剑的不同，其端正直立的姿势和恭谨待命的神态则是一致的。它们一个个巍然屹立，显示出健壮坚实的身影，颇似小型纪念碑雕像。

从侍臣像的头部，可以看出雕刻者所运用的写实手法以及对于人物精神状态的刻画，都很细致入微。尤其对于颜面的肌肉表现，显得丰满坚实，并富有表情，体现出作为侍卫者所应具有的严肃神态。

乾陵四门上，分刻有唐代帝陵石雕中最多见的蹲狮，那种踞坐雄视、张口作吼的凶猛形象，表现了“君临天下”的气势。

尤以乾陵正门前的一对庞大的坐狮，似乎流露出睥睨一世的威势，在坐狮的左右两侧，站立着60多躯“客使”群像，更加衬托出大唐帝国无比强大的主题。

乾陵陵前所雕客使群，在数量上远比其他各陵为多，这是武则天为了显示大唐帝国的强大，在唐高宗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遣众多使臣致祭的盛况而特意雕出的，并且在这60多人的脊背上，各刻有他们的国籍和人名。

乾陵鸵鸟是唐代帝陵石雕中最早出现的鸟类雕刻之一。在制作上，雕刻者运用了与昭陵六骏同样的手法，为了使颈部和腿部的牢固，特以浮雕形式来表现。

乾陵鸵鸟的形象是一件非常写实的作品。鸵鸟产于热带，我国甚少见到，毫无疑问是雕刻匠师们经过对当时外国进贡的这类珍禽细心观察才雕出的。它与有翼的天马相匹配，成为“珍禽异兽”的陈设。

另外，鸵鸟的形象与汉代常用为南方神鸟的朱雀很相类似，唐代人用现实中的珍禽鸵鸟以代汉代人喜用的非现实的朱雀，也正说明汉、唐两个不同时代对于宇宙事物的不同认识。

在唐代曾被誉为天后的武则天，曾一度改唐为周，做了近20年的女皇帝。在登上皇位后，加封她父母为太上皇帝、皇后，并特别突出地封其母杨氏的坟墓为顺陵，更集中高明匠工，选用最精良石材，雕刻出比一般唐代帝陵前同类石雕都要高大的石狮、石兽，列置陵前作为仪卫，用以炫耀其威势。这种超越唐帝陵体制的石雕像，成为唐代陵墓雕刻中的巨制佳作。

在顺陵陵垣的四门，雕置有高达3米多的蹲狮4对，形象雄猛，望之可畏。像这样庞大的雕刻物，不仅雕刻工程艰巨，即石料的采运，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很困难的。

在蹲狮的神态上，为了达到能威慑鬼神的目的要求，雕刻者以夸张的手法，强化了狮子的各个部分，显得筋肉突出，爪牙锐利，好像一爪抓去，就能摧山拔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充分地显示出雕刻匠师的才能和魄力。

在顺陵陵垣的南门外，雕置有正在翘首走动着的狮子和昂然站立的瑞兽各一对，其体积比其他蹲狮更为高大，走狮身高3.55米，瑞兽身高4.45米，尤其是雌雄两走狮，显示出昂首挺胸的姿势，比同陵的蹲狮更为凶猛，似乎有着威镇环宇、昂首天外的雄风。雕工们运用了比蹲狮更为夸张的表现手法，显得肌肉膨胀，气势雄迈，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强大力量。

顺陵前的一对瑞兽，高大而形象特殊，《汉书·西域传》有所谓瑞兽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称为“天鹿”或“天禄”，双角者称“辟邪”。顺陵瑞兽头似鹿，一角、身如牛，长尾曳地，肩生双翼，显然就是汉书所称的天鹿或符拔。

符拔、天鹿自汉代都是作为祥瑞的神兽雕置陵前以作护卫的。而这种想象中的神兽形象，顺陵表现得最为明显，因而一般通称之为“独角兽”，这也是唐代石雕匠师们的智慧创造。

比乾陵和顺陵石雕年代稍晚的，是李治的第五子武后的长子李弘的恭陵，还有李弘的弟弟唐中宗李显的定陵，唐睿宗李旦的桥陵。这三处的石雕虽同为初唐时代作品，但由于年代仍有先后，加以雕刻匠师艺术手法的不同，因此各有优点。

恭陵雕像造型特别洗练，其陵前石兽被称誉为“森严沉雄，堪称石兽雕刻中的尤物”。瑞兽的雕刻，既宏毅刚劲又富有含蓄的艺术形象，实有百看不厌、留恋难离的心情。

中宗定陵雕刻，在造型风格上比之恭陵所见虽也显得沉雄、含蓄，但刚劲洗练则有不足。能作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唐代帝陵石雕像典范的，应以睿宗桥陵的作品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从造型风格上来说，桥陵雕刻正反映了由初唐到盛唐的前夕，实际已经初步呈现出盛唐的绚丽面目。

桥陵石雕群的行列与高宗乾陵是相同的，而且保存的也较为完整。在桥陵南门外的石雕行列中，也有一对浮雕形式的“瑞禽”，这是一对形象更为写实的鸵鸟。它与乾陵同类制作相比，在羽毛体态、特别是生动的形象动态上，都更为写实。

桥陵前的一对蹲狮和“瑞兽”雕刻，在唐代帝陵石雕中也都是很突出的，蹲狮显得生气勃勃，特别注重于形体真实的细致刻画，可称得上唐代帝陵石雕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瑞兽则形象奇异，既不同于乾陵翼马，也不类于顺陵天禄，而是属于所谓“四不像”或麒麟一类的动物。肩部也生有双翼，美化不亚于乾陵翼马，并且在瑞兽四腿间，雕满云朵纹饰，既填实了四腿的空间，使之坚固，更助长了瑞兽的神化性。

[旁注]

李世民（598年～649年），唐代第二位皇帝，年号贞观。李世民为帝，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以文治天下，并开疆拓土，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并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华表　我国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建筑形式。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称“恒表”，以一种“望柱”的形式出现。

阎立本（约？～673年），唐代画家兼工程学家，尤其善长于绘画。他善画人物、车马、台阁，尤擅长于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他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其作品备受当世推重，被时人列为“神品”。

邱行恭（586年～665年），隋唐时期洛阳人。善骑射。隋代末期在歧州聚兵万人，率众归李世民。助世民攻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以功授左一府骠骑。后又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进右武侯将军。高宗时，为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

瑞兽　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从远古时代一直沿存后世。我国古代有四大瑞兽，分别是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另外还有麒麟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瑞兽。

武则天（624年～705年），唐代女诗人和政治家，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为皇后，尊号为天后，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后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后自立为武周皇帝，705年退位后唐中宗恢复唐代，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李唐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

《汉书》　又称《前汉书》，由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四不像　即麋鹿，是世界和我国珍稀动物，属于鹿科。因为它头脸像马、角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因此得名四不像。原产于我国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以青草和水草为食物。性好合群，善游泳，喜欢以嫩草和水生植物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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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和中晚唐阶段的唐代帝陵石雕，在数量上并无差异，但有的盛唐帝王也是很晚入葬，因此其时代风格有所差异。

开元、天宝以后的盛唐后期，正值盛唐文化艺术灿烂发展的后期，在开元全盛时期的经济力量推动下，雕刻艺术的造型呈现出灿烂的风格。唐肃宗李亨在位的时期是紧接着天宝以后，所以李亨的建陵石雕在造型上仍然具有开元、天宝时期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