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关于批林批孔和组阁的斗争

（一）关于批林批孔

1973 年 8 月 5 日，毛主席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制，厚今薄占；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主席还念了他写的一首《读< 封建论>呈郭老》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表达他评法批儒的观点。次日，江青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诗，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同志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8 月 7 日、13 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写的《孔子一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篇文章。之后，一些报刊开始登载有关批孔、批儒的文章和评论。不久，总理值班室赵茂峰同志向我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总理值班室、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志要研究诸子百家，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同时，要读点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第二天，我向国务院办公室和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各位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研究了贯彻执行的办法。主要是读一些书，请学者专家讲课。开始，我认为研究儒法斗争史的目的，在于认清法家的改革思想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批判并肃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保守思想的消极影响。以后，从“四人帮” 的御用工具梁效、罗思鼎等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特别是“四人帮”的讲话中，才逐渐明白，“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4 年 1 月 12 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主席，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毛主席阅后批示：“同意转发”。18 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通知。之后，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毛主席所以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是由于他对批林整风中批极左带来的人们对“文化大革命” 的怀疑和否定不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地变革，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它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有类似之处。他想借批林批孔运动对干部进行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然而，“四人帮”则另搞一套，他们借批林批孔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周总理，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打倒周总理。

1974 年 1 月、2 月间，江青以个人名义连续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青等写信、送材料，要求他们“批林批孔”。还派迟群等人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1974 年 1 月 24 日，江青给军委领导人写信，批评军队批林批孔“深入

不下去”，要派迟群、谢静宜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通知。24 日下午，江青等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25 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工作人员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次会议，表面上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周总理是临时接到通知来的，他事先不知道会议内容。在江青的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江青、姚文元不时插话，大谈他们如何查到林彪的孔孟言论，毛主席是怎样让他们整材料，指示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要反复辟，反右倾回潮，批判修正主义。江青一伙在会上神气十足，气势汹汹，连迟群、谢静宜这两个江青的爪牙，也竟敢置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于被指责的地位。

迟群在会上，提到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进行批判。安东尼奥来中国拍纪录片是经周总理批准的，而且所拍摄纪录片《中国》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迟群恶毒攻击的矛头显然是对着周总理的。江青还当众斥责郭沫若同志“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夫子的态度，如林彪一样”，并几次点名批评，当场让郭老站起来，真是狂妄至极！会后，周总理担心郭老难以承受江青的侮辱，当晚，派人前往郭老家中了解情况，传达保证郭老安全、健康的几点意见。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如焚，眼看着国家又要陷入混乱。这场运动又是毛主席发动的，他无力阻止。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顾一切，当机立断，让秘书连夜突击，把大会上江青等人的发言整理出来。第 2 天周总理审阅了整理出来的槁子，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划了横线，并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一起送给毛主席。以后，毛主席对江青私自召开“一·二五”大会，以及他们的言论作了批评，并扣发了他们精心炮制的准备下发的材料。毛主席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这个批评使江青一伙暂时有所收敛。但是，毛主席决定的“批林批孔”运动，仍然继续进行。此后，“四人帮”的工具“梁效”、“罗思鼎”等倾巢出动，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以古喻今，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3 年 11 月 1 日，罗思鼎撰写、经姚文元修改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该文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影射攻击周总理。

1974 年 4 月 1 日，江青一伙操纵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孔丘其人》一文，文章使用比附手法，将春秋时期鲁国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加上孔丘身上，以此影射周总理。

此后，江青一伙操纵的写作班子，以史喻今，影射、比附的文章纷纷出笼，借批孔之名，对周总理进行露骨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北京日报》发表的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写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4 个字。文章执笔人以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还有些文章在批判孔丘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时，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说成是“举逸民”。当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周总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正在建设一批往宅，拟安排已经解放，原往房被人挤占的部分老干部、爱国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居住。“四人帮”的爪牙曾前往观

看，称这些房子为“逸民楼”、“复辟楼”，公然攻击周总理和拟去居住的同志们。

1974 年 6 月中旬，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江青说： “现在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之后，江青又跑到天津去，在一次讲话中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现代的大儒”。很明显地暗示，要批判和打倒周总理。

在“四人帮”恶毒攻击面前，周总理沉着应战，他相信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跟着江青一伙反对周总理的寥寥无几。当时，传说毛主席讲：“反周民必反，反周国必乱”。毛主席是否讲过这个话，不得而知。这种传说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周总理对于批孔有自己的看法。1974 年 1 月 27 日，

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并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周总理说：“批孔是挖‘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社会根子，故必须多做社会调查。批林批孔是一场长期、尖锐、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故必须进行试点。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在开展的批林整风、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1974 年 4 月 22 日，周总理接见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川崎秀二，在谈到“批孔”时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孔子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干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从周总理这两次谈话，联想到周总理指示我们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诸子百家，使我产生这样的理解：法家也好，儒家也好，都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要研究，就必须对他们采取分析的态度，不仅需要看书，还需要进行社会调查，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清哪些应当吸收，哪些应当放弃。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恰当的。肃清孔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用搞运动的办法是不适当的。对孔子的思想也不能一概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江青一伙为什么对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攻击。这同1973 年 7 月、11 月和 12 月间，毛主席对周总理连续三次小题大作的批评，对江青等人起了鼓励作用是分不开的。7 月份的批评，是外交部的一期《新情况》简报，对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提出这是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的看法。周总理曾同意这种看法。毛主席不同意这种分析。毛主席为此找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然后，毛主席要王、张管管外交部的事，并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主席在这里不点名地指责了周总理，批评是相当重的。外交部属周总理主管，毛主席不找周总理，而找王、张，其含义可想而知。

月份的批评，是毛主席认为，周总理与美国基辛格会谈时，犯了所谓

“右倾错误”。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之后，从 11 月 21 日至 12 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召开全会、分组会和扩大会议共五、六次，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在同基辛格会谈中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志进行围攻，指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提出这是“第 11 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总理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还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主席。12 月 9 日，毛主席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谈话，提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11 次路线斗争”，不应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主席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月份的批评，是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会上毛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前行是批评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后者是批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这是不言自明的。

毛主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客观上为“四人帮” 向周总理发动进攻鼓了气、壮了胆。

“批林批孔”运动，特别是“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指向一度被打倒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他们把各条战线纠正极左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一概诬蔑为“修正主义复辟、回潮”，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又开始胡作非为，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抢档案；包围银行强行提款；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搞停工停产；有的地方又开始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准备武斗等等。致使“批林整风”以来经过周总理和全党同志的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重新动荡起来。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破坏。

在问题暴露后，也只能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提出治乱的意见，才能被毛主席接受。当时毛主席也不愿意再把局势搞乱。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先后采取一些治乱措施。1974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发出通知，规定：

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
原“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运动；
各级党委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个政策问题发出通知，强调在运动中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扩大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7 月 1 日，鉴于从 4 月份开始，工业生产明显下降的情况，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7 月 17 日下午，毛主席离京前，约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交待工作。周总理从医院赶来参加。江青一伙在会上指桑骂槐地大谈批“现代的儒”，不点名地指责周总理阻碍“文化大革命”。看到江青一伙如此猖狂地攻击周总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大都很气愤，有的还义正词严地要江青把话挑明。江青尽管那样猖狂，但还是不敢公开说周总理是大儒。毛主席看到江青一伙这样胡搅蛮缠，在研究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如此放肆撒野，因此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又对江青说：“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当众宣布： “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提出“四人帮”问题，其意义重要而深远。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止胡作非为。至此，批林批孔运动名存实亡，逐渐停下来。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妄图用栽赃笔伐的办法打倒周总理，又以失败告终。但是，“四人帮”绝不会甘心，他们还要伺机卷土重来。

1974 年 10 月 4 日，在武汉的毛主席，根据周总理设第一副总理的建议，电话告王洪文，要王告周总理，由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将毛主席的电话内容先告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过了几天，才告诉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毛主席让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表明他已经清楚“四人帮”在党内、党外十分不得人心，他培养的接班人王洪文并不争气，由他们掌握党和国家的大权，党心民心不服，国家不可能稳定。在周总理病势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毛主席下决心，由邓小平同志逐步接替周恩来同志的工作。

（二）关于四届人大“组阁”问题

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届人大的召开，加上毛主席强调安定团结，表明毛主席要结束混乱局面，恢复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是，“四人帮”企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这个机会“组阁”，以夺取国家的权力。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时发现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

“四人帮”对毛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极为不满。他们正在阴谋策划阻止邓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候，碰巧国产“风庆轮”远航归来，“四人帮”趁机又挑起事端，借此猛攻周总理，并企图“整倒”邓小平同志。

“风庆轮”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 13500 吨。当时，交通部

远洋局曾担心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为了安全，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 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

（风庆轮）要远航”。周总理知道后，查明了情况，同意这条船出海远航，作了五条指示：“一是要派工作组到船上，随船工作；二是配件要备足；三

是干部、船员要配双套班子；四是要派一条技术条件好的船跟随‘风庆轮’ 保‘驾’；五是开船要对船只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派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随船工作，李任政委，顾为政治干事。

“风庆轮”的质量确实不够好，在远洋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李国堂都如实记录下来。再者，“风庆轮”在毛里求斯停靠时，我驻毛里求斯大使馆把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前，李国堂说这个样板戏我看过，江青搞的样板戏都是些女英雄。其他人也对船的质量和样板戏有些议论。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就成了莫大的“罪过”。王洪文的耳目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并整理了材料。船到上海后，王洪文下令把李国堂扣留在上海，进行批斗，并责令交通部严厉处理。10 月 12 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声称： “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江青 10 月 13 日在《国内动态清详》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上作批语，并给在京政治局委员写信，称：该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还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个表态，而且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江青的信中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问题，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邓小平同志圈阅了该信，周总理批了“已阅”二字。10 月 17 日晚，江青等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继续借“风庆轮”事件发难，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同志，影射周总理，轮番逼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马上表态。邓小平同志就是不表态，强压怒火，反唇相讥道：“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你们怎么这种态度！”后来干脆说：“我要调查”，当场进行抵制，会议不欢而散。当晚，江青一伙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告邓小平同志和周总理的状。

10 月 18 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飞抵长沙，借向毛主席汇

报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周恩来同志，说：为“风庆轮” 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入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主席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主席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王洪文告状不成，碰了一鼻子灰。

10 月 9 日，江青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同志将随邓小平同志陪丹麦首相去长沙见毛主席，即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主席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同志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同日，周总理与王海容、唐闻生同志谈话，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同时表示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1974 年 10 月 20

日，在长沙的毛主席听取王海容、唐闻生同志反映“风庆轮”事件的实际情况后，对江青等人的作法表示不满。指出“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总理、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主席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谈话中，毛主席赞扬了邓小平同志，并再次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4 年 11 月 6 日，周总理致信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在谈到人事安排时，明确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1974 年 11 月 12 日，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 10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争论情况，并认为政治局内生活不正常，还谈及自己同江青面对面斗争事。毛主席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作法，指出：“她

（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主席勉励邓小平同志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以后，江青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主席即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并让人转告周总理：“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他，由周总理主持安排”。

1974 年 12 月 21 日，周总理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同志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同志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1974 年 12 月 23 日，周总理抱病乘专机飞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12 月 23 日—27 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同志和王洪文多次谈话。主要内容：一、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二、高度评价邓小平；三、提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五、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2 月 26 日，周总理在长沙同毛主席单独长谈。毛主席谈了理论问题。毛主席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周商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1974 年 12 月 29 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在长

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关于理论问题等指示。1975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主席一再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的人选。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

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 年 1 月 8 日—10 日，中共第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的各项文件。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闭幕前，周恩来同志问毛主席有什么话要向大家讲？毛主席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 月 13 日—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了1964 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7 日，会议批准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大会通过其他议程后胜利闭幕。

2 月 1 日，周总理主持召开四届人大批准组成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周总理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所作的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指示。重提了毛主席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的评价。最后说：“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 “今后这样的会议，请邓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 图谋，取得了重新“组阁”的胜利。这一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如果让“四人帮”得逞，对党、国家和人民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周总理在“组阁” 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绝不是争个人的权力。这不仅毛主席清楚，而且“四人帮”也是明白的。因为周总理得的是不治之症，他将不久于人世。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由邓小平同志接周恩来同志的班。在邓小平同志被打倒后，为了保护他，为了让他复出，为了让他接班，周总理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真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在这个问题上，周总理和毛主席主张一致，这是粉碎“四人帮”“组阁”图谋而由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继续“组阁”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