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不要全面夺权？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干部，采取敌视态度，他们主张全面夺权，改朝换代，由所谓左派（即造反派）掌权。所谓左派，就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反，造社会主义法制的反，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的阴谋家、野心家、法西斯分子。由这些人掌权，中国将变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不幸的是，当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而信任这些所谓左派，因此他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支持全面夺权。结果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并激化了两派矛盾，发生全面内战。

1966 年 10 月 5 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 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紧急指示》还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批示提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自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以后，造反派即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取消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是“全面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1967 年 1 月 6 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主席支持并批准上海的夺权行动。1 月 16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同日，毛主席在党中央碰头会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l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此后，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社会陷入空前混乱。

1967 年 1 月，周总理与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省造反派代表时， 北京市的造反派夺了新市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权，夺权的人前来报“喜”。周总理当即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政府业务的监督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业务的领导权不能夺。”江青马上插话说：“一切权都要夺，统统地夺。”当时我在场。我看到在夺权问题上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已经暴露在群众中，可见矛盾已经很尖锐。

当国务院各部委的造反派纷纷夺取本部委的领导权的时候，周总理在一些群众代表会上反复讲：党中央的权不能夺，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夺；政府业务、生产的领导权不能夺，只能监督；属于中央的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工具的领导权不能夺，监督也必须加以限制。

1967 年 1 月 28 日，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同日，周总理接见浙江省造反派，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派，不能把

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一）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要联合起来。条件不成熟，联合不起来的，暂时不能夺权。

（二）以造反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外单位造反派为辅。（四）夺权一般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生产、业务的监督权。（五）省、地、县自上而下地夺。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同志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毛主席再三说要保。

1967 年 1 月 31 日，周总理接见华北局造反派时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党中央的权。” 1967 年 2 月 7 日，周总理在审改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

命”的指示槁时指出：备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 不搞“五大”的规定。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当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化大革命”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1967 年 2 月 7、8 日，周总理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军于群三结合。

1967 年 2 月 17 日晚至 18 日凌晨，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当场下令逮捕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此前， 周总理得知杜向光要夺财政部大权后，曾让李先念同志约杜谈话，向他发出警告。但杜不听警告，并以念毛主席语录进行对抗。本次接见我作为工作人员在现场。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的是造反派代表，没有请杜，他却来了，要他退场，他赖着不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才下令逮捕杜向光。周总理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 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李先念、吴波、姚依林同志负责。其它取消党组的部委也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又说，你们对姚依林同志的通缉令要取消。你们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都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 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 我就要犯罪。

18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日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 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政、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 不能超越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和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所要采取的方法。

1967 年 2 月 18 日，周总理接见国防工业口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组领导权时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组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组“靠边站”。允许你们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监督。重申：“财政、外交、国防、公安、国防工业、宣传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经宣布停职反省的以

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再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1967 年 2 月 18 日，周总理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估计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阅后送毛主席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主席阅批：“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3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这一社论。

1967 年 2 月 20 日，周总理在关于山西省夺权情况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不能这样，逻辑上站不往嘛！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并不都是走资派。造反派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的造反派要夺中央的大权。中央的党权、财权、外交权、文权不能夺。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 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

1967 年 2 月 26 日，周总理与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后，致信毛主席，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 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亦先行军管。毛主席阅批：“同意这样做”。28 日， 周总理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

1967 年 3 月 1 日，周总理召集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各部业务工作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对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他们不被揪。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又说：现在，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

1967 年 3 月 13 日，周总理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又说：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各地军管会要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逮捕法办。

由于全面夺权，使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从而引起社会的大动乱。最后毛主席接受了周总理的建议，对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党政

机关和铁路、交通等要害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此后，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铁路、交通、邮电、军工企业和其它重点企业，陆续实行军管。这标志着全面夺权的失败。

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死心，他们成心要乱党、乱军、乱国。外交部由于工作特殊，不宜实行军管。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周总理、陈毅同志，策划夺取外交大权，搞乱外交工作。1967 年 6 月，康生首先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8 月 7 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表示支持。8 月 8 日，周总理看到王力的“八·七”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未到。康生还说：王力的讲话同主席的精神是一致的。8 月 19 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

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8 月 23 日凌晨，周总理得悉 22 日晚，北京造反派和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表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和夺外交大权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的权），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不合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利， 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 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

8 月 24 日，周总理找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同志单独谈话，讲了各省的

情况，王力 8 月 7 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会连锁反应。现在， 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同志即去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给杨转送毛主席。25 日杨成武同志飞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你回去请总理办。”毛主席对王力 8 月 7 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当天中午，杨成武同志回到北京，单独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的决定。当晚，周总理主持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随后便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1967 年 8 月 31 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 一职的造反派头头姚登山，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国家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