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

工交企业和农村社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从“文革”开始就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只管“文化大革的”，根本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他们把经济搞乱，却不负任何责任。可是，作为人民的总理周恩来同志，始终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他要尽可能减少“文化大革命” 对生产建设事业的破坏，尽可能使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行，不至于完全瘫痪， 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此，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前后经历了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在 1966 年 6、7 月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等大城市青年学生首先起来“造反”，混乱现象迅速从北京等大城市蔓延到全国，从学校扩展到社会，全国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单位开始受到影响。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就向毛主席写信：在京的同志讨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 仍按原定‘四清’部署，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并草拟了一个通知稿送毛主席审核。毛主席 7 月 2 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信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7 月 22 日， 中央又发了一个补充通知。两个通知规定：“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从而限制了“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建设的破坏性影响。以后， 由于毛主席对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严厉批评，各地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 8 月份开始，毛主席为了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接见来京的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北京的学生纷纷到外地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各地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也开始了全国大串连。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他们到处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使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交通运输陷入了空前的大混乱。部分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停工停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已经被冲垮。

1966 年 9 月初，李富春同志提议，经周总理和毛主席同意，调余秋里、谷牧同志到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周总理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助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无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高潮开始后，为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维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周总理要求谷牧同志组织力量，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须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然而，从 8 月 18 日到 11 月 26 日，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

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 1100 多万人次，对生产建设，对人民生活，必然

带来很大影响。

第二个回合发生在 1966 年 9 月，为了防止学校的极左行为蔓延到农村和工交企业去，9 月初，陶铸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经中央碰头会讨论后，报毛主席批准发布。这两个中央文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运动的布置结合进行”， “北京和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均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和科学研究机构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等等。这两个文件的下达，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 但也招致江青一伙疯狂的反对。江青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大吵大闹，逼迫周总理、陶铸同志表态，取消上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

1966 年 11 月 9 日，周总理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按照周总理意见定槁的这篇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第三个回合发生在 1966 年 11 月。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等人起草了旨在取消对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规定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 12 条指示》草稿。周总理把这个草稿交给由谷牧同志主持的工交座谈会进行讨论。与会者对此稿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表示强烈反对。会议期间，周总理会见了参加座谈会人员，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当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 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根据会议意见和周总理的多次讲话精神，谷牧同志起草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又称 15 条）。《15 条》提出“17 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文化大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 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15 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11 月 22 日，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表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同志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四）原稿子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毛主席还说：《15 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之后，陈伯达急不可待地以原 12 条为基础，修改为《工业 10 条》草案，上报中央。12 月 4 日至 6 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同志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和讨论通过陈伯达起草的《工业 10 条》（草案）。谷牧同志在周总理支持下， 会前做了认真准备。谷牧同志汇报时说：“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具体作法， 应该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工交企业的特点。即：（一）工交系统基本上

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二）工交系统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上是好队伍；（三）工交生产的连续性决定了生产不能中断。这几点同文化教育系统，同各级党政机关不一样，文化大革命的作法应当有所不同。”谷牧同志不畏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势，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实事求是，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仅反映了工交座谈会参加者的呼声， 也表达了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志。但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真理败于谬论不足为奇。谷牧同志汇报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即以

《汇报提纲》为靶子，展开围攻批判。12 月 6 日，会议主持者林彪对工交座谈会及《汇报提纲》做了彻底否走的总结讲话。耐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天会议，周总理虽然参加，但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性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过程，说谷牧等同志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影响运动的进展。周总理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为谷牧等同志开脱责任。周总理内心十分清楚，林彪的讲话， 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毛主席的意图。在判明了形势发展趋势后，周总理便努力把这场斗争引向退却。他对陶铸、谷牧等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领导，逆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 “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陶铸、谷牧等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会议在充满政治高压的气氛下，正式通过《工业 10 条》， 并由毛主席批准发出。周总理在判明毛主席的态度之后，适时地将斗争引向退却，竭尽全力保护了一批经济战线上的高级领导干部，使他们免遭更大的迫害，能留下来和他一道支撑岌岌可危的经济局面。采取这种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必要的。经毛主席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10 条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到全国工交财贸系统的基层单位。虽然列入了工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业余时间搞运动的内容，但在实际上也没得到遵守。不久就出现全国范围的混乱局面。工人参加派性斗争，使武斗升级，许多地方发生运输中断，生产停顿。从 1967 年 5 月份开始，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陆续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周总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抓生产。他每周都要挤出时间，常常是通宵达旦，听取铁路、交通、煤炭、电力等部门汇报情况， 研究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措施。交通运输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这些方面生产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要受到影响，因此周总理紧抓不放。但是在全面夺权以后，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的领导已经瘫痪，利用原有的组织系统抓生产已经不能奏效。要扭转这种局面，根据当时情况只有实行军事管制。周总理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后，对铁路、交通、煤炭、电力其官关系国计民生和战备的重点企业逐步实行军管，组成以军队干部为核心的原有少数领导干部和造反派（或群众代表）参加的领导班子，并且在军管会之下分别建立抓运动和抓生产的组织。这样生产秩序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仍在发展，不可能恢复正常。

1966 年 12 月 15 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同日，毛主席批准发出。该指示提出：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去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一文件的下发，改变了中央关于农村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动乱扩大到了农村。

1967 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正常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被打乱， 许多地方武斗频繁，运输阻塞，生产中断，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 工业生产普遍下降，财政出现赤字。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9.6％， 其中农业增长 1.6％，工业下降 13.8％。

至于农村，尽管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大批城市红卫兵下去鼓动“造反”，许多社队的领导权被夺，有些地方也发生武斗，但是广大农民懂得不种田没饭吃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他们仍然照常进行生产劳动。因此，“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的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比较小，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连续十年取得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