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要不要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中美两国关系缓和，中日建交，中国与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建交，彻底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这是我国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周总理及时提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政策。

（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1972 年 4 月 9 日，周总理在广州接见参加广交会的各地区、各部门的代表时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是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我们现在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为什么国外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在谈到我们生产的染料质量不行时说：“可以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的就进口。” 在谈到进口罐头的质量问题时说：“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和好的工艺流程”。周总理还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最后号召大家“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1973 年 1 月 4 日，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李先念同志在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国手工业品、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占去年出口总额的23％，这些商品是可以大发展的。轻工业品、水产品也大有发展前途，要积极搞。有些东西，国内生产能力有余，原料不足，国际市场又有销路，也可以进口原料，加工为成品出口。比如，可以多进口些棉花、羊毛，加工成针、棉织品和毛织品出口；也可以进口些木材加工成家具出口。还有化工、机电、石油、煤炭、矿砂等，也要逐步增加出口。我国的对外贸易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从国内建设上看。也需要发展出口贸易。我们要进口成套设备，引进先进技术，还要进口钢材、有色金属、橡胶、化肥、粮食等。进口这些东西是需要外汇的。这样做更有利于我们自力更生。李先念同志还强调：外贸要统一对外，互通情报，不要互相保密，互相竞争，这股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同外国人做生意，要熟悉人家的政治、经济情况，随时掌握国际市场动态，做到胸中有数。这是做好外贸工作的基本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经常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我们要根据市场规律定价。不能把国内规定的成本加利润的作价原则，运用到国际市场上去。李先念同志的这个讲话与周总理发展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1973 年 3 月 20 日，经周总理同意，国务院决定选择部分企业和县社，试办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和出口农副上特产品生产基地。试办的出口工业品专厂、专车间，凡是使用外汇贷款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的产品，全部出口；国内外都适销的产品，按外贸收购计划确定出口数量，超产原则上都出口，不能出口的转内销，内销不出去的加工改制，其费用和损失由外贸部负担。有供应港、澳市场任务的省、市、自治区，可以有选择地建立鲜活产品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各省、市、自治区对传统的名贵土特产品或出口的大宗农

副产品，可以在集中产区或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基地所需物质条件自行解决，解决不了的由外贸部扶植。建立出口专厂、专车间和生产基地，对于保证出口货源的稳定，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起了良好作用。

遵照周总理要总结广交会经验的指示，外贸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广州交易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出口成交过于集中在交易会进行，对于选择销售时机和进行价格斗争有不利的一面。就整个对外贸易来说，应以平时成交为主。交易会主要销售适宜看样成交的商品，规格、花佯比较简单的，国际市场上价格比较敏感的大宗商品，主要通过平时成交。交易会要以中、小客户为主要对象，以民间贸易为主，积极发展直接贸易，主要搞出口，同时兼顾进口，大宗的进口商品一般不在交易会洽谈。要重合同、守信用。签了合同就要认真按质、按量、按时执行，绝不可因价格上涨而不履行合同。”1973 年 9 月 26 日，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转发了外贸部的报告。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扭转了“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连续四年（1967—1970 年）下降的局面。1971 年开始回升（达到 48.5 亿美元），1975 年达 147.5 亿美元，比 1971 年增长 2 倍多。

（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为了增加钢材品种，满足国内对薄板的需求，减少进口，冶金工业部和国家计委 1972 年 8 月建议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 1.7 米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司。这个建议在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支持下，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武钢 1.7 米轧机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这套设备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是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这项工程全部概算投资为 38.9 亿元，其中国外引进费用 22.28 亿元，折合外汇为 6 亿美元，国

内费用 16.6 亿元。全部建成后，按设计能力，年产 300 万吨热轧板卷，可加

工 279 万吨成品板材。

1973 年 1 月 2 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

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 43 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四三方案”的项目，有一部分在此以前就已确定进口。“四三方案”确定后，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达到 51.4

亿美元，但没有全部实现。到 1977 年底，实际对外签约成交 39.6 亿美元。引进的项目包括：13 套大化肥、4 套大化纤、3 套石油化工、1 个烷基苯工厂、43 套综合采煤机组、3 个大电站、武钢 1.7 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这些引进项目，除单机按现汇交易支付外，成套设备项目大部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周总理在审批这些项目时强调：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以提高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到 1979 年底，这些引进项目大部分都已建成投产，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内配套工程在内）约 240 亿元。把“四三方案”1977 年以前对外签约项目全部建设起来，共需投资 260 亿元。已建成投产的“四三方案”项目，不但增强了我国基础工业的力量，增添了新的工业门类，提高了现代化技术水平，填补了一些缺门产品，而且培养了一批能掌握现代化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这是周总理为实现初步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四五”计划任务所做的巨大贡献。

（三）关于造船、买船的问题

为了尽快地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早在 1964 年周总理就作出造船和

买船同时并举的决策，并得到毛主席的同意。1970 年周总理又提出在 1975 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方面发展造船工业，一方面在国内造船能力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的情况下，适当从国外买一些船舶，以减少每年租用外轮的大量外汇（仅 1973 年租费就达三亿多美元）。实践证明，这样做对我们是有利的。

从 1963 年到 1980 年这 18 年，我国交通部门用中国银行的 23.6 亿美元

贷款，买了 553 艘船，总吨位 1017 万吨。靠买来的船所挣运输收入还本付息，

到 1980 年底尚欠银行贷款 3.12 亿美元，实际上等于在 18 年的时间白赚 1000 万吨船。如果不采取用贷款买船和用运费还帐的办法，而是把运费化在租用外轮上，则钱一个不少花，船一条也买不下，将来还要化大量外汇租用外轮，显然是不划算的。到 1995 年，我国远洋运输船队拥有的船舶已达 2350 万载重吨，已跻身于国际航运大国行列。20 多年来，我国的造船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同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对这样一个正确的政策，江青攻击说：“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用以影射攻击周总理。1974 年 6 月 18 日，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写批语，污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本主义的‘假洋鬼子’”， “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完全是有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四）加快港口建设

1972 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港口职工出勤率和劳动效率低，港口压船（货物卸不下、装不上）日益严重，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常常动员解放军突击装卸，不是长久之汁。周总理多次约交通部负责人了解情况，研究解决办法。港口压船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和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影响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职工队伍分成两派或几派，派性矛盾越来越深，甚至发生武斗。领导干部普遍不敢抓生产。二是我国港口建设落后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当时，全国各个港口万吨级以上的泊位总数只有 40 多个，不如荷兰鹿特丹一个港口多。这是造成压船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一方面纠正“左”的错误，允许试行计件工资制；另一方面与国务院业务组同志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加快港口建设。指定谷牧、粟裕同志组织一个班子，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面貌。到 1995 年，

我国万吨级以上泊位，已发展到 438 个。成绩辉煌。

（五）民航要“飞出去”

1973 年 8 月 2 日，周总理指示中国民航要尽快实现“飞出去”的目标。他说：“现在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现代的世界，不

能锁国自守，要把‘飞出去’作为政治任务来切实规划，进行认真准备。” 当月，周总理又提出：“中国应当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参加进去发言权就大了”。随即，派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到民航总局督促落实。1974 年 4 月 22 日，民航总局向周总理报送《关于民航国际通航准备的报告》。周总理阅后批送李先念同志阅转余秋里、谷牧同志负责召集有关部门开一专门会议，“审查今年（1974）下半年开始国际通航（东通日本、加拿大，西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法国）条件是否具备，保证双方往来不致发生空中导航、气象、指挥、机场起降、供应、修理、运输、食、住、安全等事故。如条件不够，必须加快准备，不能随便批准。”

1975 年 4 月 27 日，周总理在医院同李先念同志谈话时，要李转告谷牧同志：“在抓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六）加强口岸管理工作

海、陆、空国际口岸工作，包括边防、港务监督、海关、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检验等部门的业务。当时存在领导不统一、政策法令执行情况下好，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不适应国际间人员往来、货物运输迅速发展的要求。周总理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国务院于 1973 年 2 月 15 日发出《关于口岸工作情况和改进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加强口岸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涉外政策、改进口岸业务工作和服务接待工作、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充实口岸工作急需的工具设备等整顿措施。

（七）发展旅游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旅游工作基本上停下来。发展国际旅游，

既可以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使外国游客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又可以增加外汇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来大陆旅行探亲，是广大炎黄子孙的迫切要求，做好这方面的接待工作，更有其特殊重要意义。

周总理一向重视旅游工作，并且把旅游工作列为民间外交工作的一部分。1971 年 4 月 7 日，周总理在接见旅游工作会议代表时，批判了对外关系

中的极左思潮，传达了毛主席对旅游局 1971 年接待外国旅游者计划报告的批

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周总理说：“从 1971 年开始，我们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头。”“我们要打开外交战线，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一个新阶段。这次把各地管旅游工作的同志找来开会，原因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时期。不久以后，参加 31 届世界乒乓球赛的许多国家的球队要到中国来。美国乒乓球队也想来，我们同意他们来，美国记者也可以来。我们今天请这么多人，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先后决定，恢复华侨旅行总社（后改名为中国旅行社），负责统一领导和承办华侨、港澳台同胞和一般外籍华人旅行和探亲等业务；逐步恢复和健全各地国际旅行分社和支社

机构，负责接待外国来华旅游者；北京等 18 个开放城市和革命圣地，年内出版游览图、革命圣地和名胜古迹介绍材料，其它各地省会和中等城市，也应在今明两年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国务院针对外宾到书店购书，有的卖给、有的拒绝的情况，规定：书店公开出售的书籍允许外宾购买；对外保密的书籍，不要在书店陈列。国务院还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要正确对待有海外亲属的人员，不要歧视，应一视同仁。广东省根据周总理、李先念同志对华侨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指示，对全省的接待工作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整顿，并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国务院将广东省的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各地能像广东省那样整顿服务工作。

周总理还对接待外宾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宾馆布置指示说：“宾馆的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平，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陈列国画”。有关部门据此精神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一批国画。改变了当时普遍以毛主席语录做装饰的情况。

但江青集团借此攻击周总理。

1974 年 2 月 15 日，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旨意，开始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

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览。展出 18 名作者的 215 幅美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指示组织创作的，并用于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在于会泳等布置编写的展览“前言”中特别点出：这些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遭到批判的 18 位美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多数是从“五七”干校调回搞创作的。他们不计报酬，为国家作奉献。他们的作品，不是什么“黑画”，而是艺术珍品。

（八）对外开放的措施

在我们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和封锁之后，周总理对外经济和科技交流的指导思想，不仅限于上述范畴，他还有对外开放的意图。

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3 年 11 月，周总理先后会见来我国访问的加拿大工商和贸易部长佩潘，法中友协主席贝特兰，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都曾讲到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是被动的，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封锁，逼着我们搞自力更生。我们实行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现在既然有许多国家愿意跟我们做生意，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我们也愿意进行这种贸易。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我们要学习，愿意购买。

1972 年 10 月 15 日，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同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周总理阅后表示不同意这个《报告》：“为什么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周总理这个指示表明，他主张根据新的情况适当调整对外科技合作对象。西欧、北美、日本的机械工业技术水平比东欧国家高，过去我们同西方国家没有进行科技合作的条件，现在有了合作的可能，不应当再局限于老的科技合作的伙伴。

1973 年 2 月，在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总理曾提出开发山东省兖州地区的煤矿，作为煤炭出口基地。同时，建设石臼所港（即日照港），修建兖州到石臼所港铁路。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周总理的这

个设想、列入了国家计划，早已变成现实。

1973 年 4 月 16 日，周总理在审阅修改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的中国代表团发言稿时，强调“自力更生，绝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

1973 年 6 月 29 日，周总理在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谈两国贸易时说：一年两次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坦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涂。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我们通过调查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中美两国是大国，双方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贸易，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

1973 年 10 月 31 日，周总理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说：台湾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蒋介石在那里吸收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商到台湾投资。周总理对台湾的作法表示肯定，有学习和借鉴的意思。我记得 1973 年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半开玩笑地对李强同志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周总理接着又说：“这当然不能责怪李强同志，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

周总理的这些谈话和批示，清楚地表明，他在对外经济和科技交流领域，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党中央不可能做出类似现在的对外开放的决策。周总理只能在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尽管如此，周总理的主张仍然遭到江青集团的疯狂反对。例如，1973 年9 月 16 日，经周总理、李先念同志批准，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以尽快解决国内生产彩色电视机的需要。当年，四机部曾派人到美国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小礼品——玻璃蜗牛。1974 年 2 月10 日，江青抓注这根稻草大作文章，她亲自到四机部讲话说：“这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命令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并提出抗议。

周总理要外交部查明事实真相。经外交部调查，原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礼品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赠送这个礼品并无恶意。周总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的政治阴谋。但是，在“蜗牛”事件影响下，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被推迟好几年。江青集团并没有因这次失败而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攻击正常的进出口贸易是“崇洋媚外、洋奴买办、投降卖国”。1975 年 3 月 13 日和 6 月 25 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时，江青一伙又把出口原油、煤炭，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骂为“洋奴、卖国、汉奸”，污蔑“外贸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胡说：“你们崇洋媚外，买那么多破烂，不知外国公司给了你们多少钱。”他们还攻击建立煤炭出口基地是“租让给外国”。“四人帮” 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捣乱破坏。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打倒周总理、邓小平同志。

国务院实行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和重要的进出口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和

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周总理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不顾“四人帮”的反对，仍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使“四人帮”无可奈何。

从上述周总理为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与科技交流而进行的国务活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建国后二十二年间，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完全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造成的。绝不是我们愿意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我国政府是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科技交流的。

二、尽管周总理有对外开放的思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实行类似现在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党中央是难以通过的。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毛主席是支持的。虽然江青集团不断进行干扰破坏，但是决定这方面政策的主要是毛主席、周总理，不是“四人帮”。

三、多年来，西方传媒歪曲历史，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进行孤立和封锁，说成是我国实行“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政策，这是为了掩盖其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霸道主义行径，转嫁罪责。遗憾的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中也有这种说法。希望有关同志注意研究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