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九·一三事件”，使毛主席受到极大震动。他没有想到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他。这促使他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他批评了一些极左行为，纠正了一些错案，解放和重新起用了一些领导干部。

毛主席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李先念同志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就使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党内上层健康力量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周恩来同志不再是孤军奋斗，而有了有力的支持者。但是，毛主席从总体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他依然信任和重用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这两个集团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谁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周总理只能在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批判和纠正林彪集团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周总理深知，“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不完全是林彪集团干的。江青集团推行极左路线所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其根子是毛主席的“左”倾错误。这是周总理不能公开讲的实际情况。不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党的正确政策就难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 给各个方面造成的创伤也无法医治。因此，周总理在领导批林整风时，全面地展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从这里入手，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一）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出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潮后，周总理就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他批评“建国 17 年来实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 的说法，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他批评“把老干部都看成走资派”和“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的观点，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批评“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行为，主张“坚持党的领导”；他反对“全面夺权”，同意“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它权不能夺”。他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无政府主义；他主张“稳定人民解放军”，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反对“冲击军事机关”；他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对停产闹革命”，“反对破坏生产秩序”；他批评林彪的“顶峰”、“最高最活”论，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他批评林彪的“空头政治”，认为“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政治要与业务相结合”；他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武斗是林彪、江青一伙。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抢夺军队的枪支弹药，实际上是有人支一派、压一派，向支持的一派“发枪、送枪”。1967 年 7 月 22 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然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并煽动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全面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67 年 7 月毛主席曾亲自批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据此对上海市民兵进行了所谓“改造”，将党领导下的民兵，改变为造反派控制的武装，名为“文

攻武卫”，成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然而，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活动的是极少数人。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证明，上海的广大民兵在看清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的真面目后，迅速离开了他们，听从党中央的指示。1967 年 12 月 18 日，毛主席在接见以谢·佩奇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谈到各地武斗情况时说：“要打就打，我主张打。他要打嘛，不是我要打。凡是打得厉害的地方，解决问题比较容易。北京就不痛不痒，太文明了。”以后，全国内战发展到难于收拾的地步，毛主席才改变了态度，主张制止武斗。

（二）在经济战线上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国民经济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是非颠倒，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把按劳分配攻击为“物质刺激”。林彪集团还宣扬“什么有计划按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等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为此，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

1970 年 10 月 5 日，经周总理审阅同意，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报告》针对当时农业战线存在的“左”的错误作出若干规定。例如，强调《人民公社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不可“分光吃净”，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它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中共中央于 1970 年 12 月 11 日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稳定农村的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1 年 3 月 30 日，周总理主持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送的

《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报告说，棉油粮生产形势很好，但仍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战略的需要。解决产需之间的矛盾既不能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更不能靠进口，根本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积极发展棉油糖生产。（1）合理安排油料、糖料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和统销指标，坚决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2）油料超购部分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留油标准由省、市、自治区自定，增产多、贡献大的，可以适当多留。（3）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收购价格和糖料收购价格。（4）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与粮食分别计算，一年一熟的大豆集中产区，上《纲要》的指标，建议定为 260 斤。（5）丘陵山区，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6）社员自留棉

换购，由一斤皮棉三尺布票，改为五尺布票。中共中央 1971 年 4 月 11 日批

准这个报告，并发到全国公社、大队。1971 年 8 月 14 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油料、糖料、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化肥、农药、煤油、柴油和一些农业机械等支援农业产品的价格。这些都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发展棉、油、糖生产。

1971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的建议，发出《关于继续实行

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自 1965 年开始，已经连续实行了粮食征购一定三年的政策。实践证明，实行这项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决定从 1971 年起改为一定五年的政策。

1971 年 12 月 26 日，党中央批准国务院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要求解决好六个问题：（1）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增加个人收入。（2）口粮分配要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工分分粮相结合的办法，或大多数社员拥护的其他办法，做到既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保证军烈属、职工家属和困难户能够吃到一定标准的口粮。（3）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学习大寨劳动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硬搬照套。（4）社队办集体福利事业，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许任意增加脱产人员，宣传队、广播员、体育队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赤脚医生”要参加集体劳动。大队、生产队干部补贴工分不能超过《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规定。（5）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干部要带头偿还欠款。（6）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2 年 5 月 23 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少数民族商品生产和供应情况的报告》。国务院的批示说：我们党对少数民族历来是关怀的，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地方不考虑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任意取消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切实搞好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1971 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1972 年 2 月 12 日结束。这次计划会议，在批判林彪集团的《“571 工程”纪要》的同时，还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空头政治”，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2 月 5 日，周总理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主持下，起草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这个文件针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做好综合平衡；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凡是应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干部，都要及时解放，大胆使用。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做到又红又专。忽视政治，埋头生产，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关键是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上，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七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明确要求企业要抓七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总理主持讨论定稿后，拟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给否定了。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

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我们，对会议施加压力，把会议出现的批林热潮强行压制下去。尽管这个《纪要》因张春桥的阻挠中央未批转下去。但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办公室于 1972 年 2 月 22 日将此《纪要》（草稿）印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国务院各部委，请他们按此向下传达，以后以中央正式批准的文件为准。

以后，国家计委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改写成《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1973 年 2 月，周总理指示将这个《规定》拿到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这个文件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十条规定：（1）坚持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主要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平衡，反对各行其是；（2）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许随意扩大建设规模和增加建设内容；（3）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以及物价的控制权属中央，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无权擅自增加和改变，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力要服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统一调度；（4）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保证物资调得动，不准随意中断胁作关系，申请物资不许弄虚作假、虚报冒领；（5）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不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6）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属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7）整顿企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8）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汁时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少数重体力劳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9）加强纪律性，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给予批评教育，违法乱纪的，要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10）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各级经济领导机构，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这个文件拿到 1973 年计划会议讨论时，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上海反对。张春桥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要会议把文件收回。“十条”规定的起草，是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破坏经济建设的极左思潮的尖锐斗争。

周总理在 1972 和 1973 连续两年想搞纠正经济领域极左错误的文件，均遭张春桥和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1972 年计划会议讨论的那个《纪要》，主要内容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在张春桥反对时，周总理所以暂时退让，可能是因为毛主席一度病危（1972 年 1 月中旬），尚未康复的缘故。1973 年计划会议讨论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已经扩大为解决经济建设全局中的问题，这次遭到张春桥的反对后，周总理退让是由于毛主席在不久前（1972 年 12

月 17 日）明确表示不赞成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而支持江青、张春桥批林彪的极右。

1970 年以来，主要由于林彪集团不顾条件大上军工项目，致使积累率过

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因而导致 1971 年我国经济工作出现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了 300 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 800 亿斤。周总理首

先发现了“三个突破”问题。他在 1972 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到 1973 年初，“三个突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计划。当

年市场平衡有 30 亿元的商品差额，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周总理指出，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 年计划会议决定采取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开支、精简职工等措施。

1972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这个文件针对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贪大求洋等问题提出如下意见：（1）基本建设要加强计划管理。所有的基本建设都要纳入计划，一律不准搞计划外工程；（2）用自筹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其投资、材料和设备必须落实；（3）必须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全国基本建设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任意变更主要建设内容；（4）认真做好勘察设计工作。在对建设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几个方案，以便选择确定；（5）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设备，实行成套供应；（6）加强施工管理，提高投资效果，尽快形成生产能力；

（7）加强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工程造价。建设银行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财政预算和工程进度拨款；（8）积极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的试点。

1971 年 12 月 15 日，周总理对国产“歼 6”飞机的质量作出批示：“‘歼

6’40 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有 7 架不能交付，占全数 17.5

％，只此一端，就可以看出我们的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总理严令对该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准出厂。”12 月 26 日，周总理出席叶剑英同志召开的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在听取汇报后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1972 年 1 月 21 日，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负责人把一汽、二汽和北京、南京汽车厂的产品质量抓一抓，并严肃指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战备？此后，周总理又在四五月间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衣衫、照相机和其他日用工业品质量问题。他在接见参加广交会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代表时，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对质量问题，现在是主管机关不敢讲话，企业领导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凡是质量低于历史最好水平的，要限期改进。凡是质量不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准出厂。

在经济领域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尽管受到张春桥等人的阻挠。但是，周总理反对极左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地方和企业加强了经济管理，使全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转机。1971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2％，其中农业增长 3.1％，工业增长 14.9％。1972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4.5％，其中农业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比上年下降 0.2

％，工业增长 6.6％。1973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9.2％，其中农业增氏 8.4％，工业增长 9.5％。

（三）在外交战线批判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的外事工作，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

江青、康生一伙为了打倒周总理和陈毅同志，他们肆意抹煞我国外交工作取

得的重大成就，诬蔑 17 年执行的是什么“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他们策动造反派公开打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揪斗外交部的领导干部，打乱了外交部的工作秩序。周总理曾多次批评制止，造反派根本不听。他们对周总理开始是影射攻击，以后变成公开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千方百计保护陈毅同志，他们同总理对着干。周总理说，外交大权属于

中央，不能夺。外交部造反派竟然于 1967 年 8 月 18 日夺了中央的外交大权。在国务院各部门的造反派中，外事口的造反派对周总理最敌视，气焰最嚣张。主要原因是背后有江青集团的支持，他们有侍无恐。被极左狂潮冲昏头脑的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校的红卫兵，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悍然于 1967 年 8 月 22 日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后来，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的报告，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才制止这股逆流。

此后，周总理要求外交部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并对操纵和指挥夺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行动的坏人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恢复了工作，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在外交部的工作秩序恢复后，周总理进一步纠正对外关系和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极左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 40 多个国家中，有近

30 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是由于我方处理不当引起的。也就是，有少数驻外使馆的干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尊重驻在国的主权，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在对外宣传工作上，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任务，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这些极左现象，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批评，要求纠正。

对主要由于我方原因而损害的国家关系，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主动进行修复。例如，1967 年被坏人烧毁的英国代办处，经周总理批准，我方为英方修建了新的住所，1971 年春工程竣工，英国代办举行招待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 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没有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受到总理的批评。周总理说：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国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他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他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关、戚他们的路线。之后，周总理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国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1971 年 6 月初，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同志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中社社长会见时谈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石少华立即通过大使馆报告国内。周总理阅后批示：外交部电告石少华：“对朝中社社长谈话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我方在极左思潮中和“5·16”反革命集团破坏朝中关系的错误，“要作出检讨”。石少华接到周总理指示时，已经离开平壤，到达新义州，不能再会见朝中社社长。石少华即在新义州朝方举行的欢迎会上宣布：过去在中朝边境诬蔑金日成主席的是极左思潮和坏人于的，不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已经把坏人抓起来了。石少华还对发生这种破坏中朝关系的问题表示道歉。

1972 年 4 月 7 日，周总理接见旅游、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在对外关系方面纠正极左思潮的一系列指示。例如，毛主席对拟在援外物资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毛主席在中联部一个文件上批示：“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上、文章中提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 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把一篇文章中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伟大典范。”这一段话都删掉了。等等。

1972 年 8 月 1 日、2 日，周总理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批判极左思潮的主题报告。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指出： “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驻外使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们利用‘二月逆流’那一点错误，说得了不起，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成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 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强调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的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1973 年 3 月 8 日，周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等情况逐个举例说明，并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专家，提出，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将诚恳欢迎他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在谈到今后的外国专家工作时，说：遵照毛主席最近批评的不敢同外国人交往的错误倾向，有关部门要努力克服保守、排外的观念，增进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周总理的这番讲话，使在场的各国专家深为感动，从而挽回了极左思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四）在教育、文化和科技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改变停滞状态

教育、文化战线是毛主席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也是政治上的敏感区。周总理不能像对其它战线那样批判极左思潮，不然的话，就会同毛主席迎头相撞。尽管如此，周总理出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仍然就某些极左

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科技战线的情况有所不同，周总理能够更坚决地纠正极左错误。

1971 年 7 月 6 日，周总理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

上关于建国后 17 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对 17 年教育战线的估计也有所松动。他曾经指出：17 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无视这些意见，仍然主张全盘否定。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建国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问题发表谈话。关于教育，他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关于科研问题，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应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周总理向李政道建议：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周总理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当时要这样作，同“左”的“教育革命”方针是不相容的。要派研究生去美国深造，更是大逆不道。

1972 年 4 月 9 日，周总理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周总理还在其它场合提出： “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1973 年 1 月 1 日，周总理与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对电影工作发表意见。他说：“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接到很多群众来信。这是对的。不仅电影，出版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江青针对周总理讲话说：“不是七年，是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张春桥也说：在讲电影少的人当中，“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江青、张春桥这种拒绝批评的态度，表明他们根夯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煽起的“否定一切” 的极左思潮，在出版方面造成严重恶果。建国后 17 年出版工作的巨大成就，

被全盘否走，领导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到 1971 年，全国的出版工作，除了出版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小学课本外，其它图书基本陷入停顿状态。许多知识分子为了避免遭到批判，不敢写作，出版社不敢出书。书店里只卖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其它的图书被视为“封资修”，不敢出售。大多数图书馆也封闭起来。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既买不到又借不到，以致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时，在中央分管宣传和文教工作的张春桥、姚文元，对人民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周总理于

1970 年 9 月 17 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出版部门的负责人，针对群众反映“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他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

《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变。这就叫做洋为中用。周总理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周总理强调，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指定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发行。但是，整个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无人来抓。因为主管出版方针、政策的中宣部和主管出版行政管理事务的文化部已被“砸烂”，文化组、科教组都不管出版工作。江青集团日夜想的是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只顾破坏，根本不负责任。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如果江青集团来抓出版工作，不仅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且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此，周总理也不会请他们出面解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只好亲自来抓。

1971 年 3 月初，周总理决定 3 月 15 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并指定我具体主持这个会议。对出版工作我是门外汉，承担这个任务困难很大。可是，我想到当时的困难情况，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任务。我们组织了一个会议领导小组，有一部分富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参加，自己不懂的事情，虚心向大家学习，特别是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并及时向总理反映情况，重要事项都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曾先后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听取会议情况的汇报，审阅会议起草的国务院向党中央的报告。4 月 12 日，第一次接见，从凌晨 1 点开始，5 点 20 分结束。周总理在听取汇报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并对如何纠正极左错误作了具体指示。会议于 7 月 22 日结束。7 月 29 日，周总理在接见其他会议代表时，一起接见了出版会议的代表。

在二次接见中，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集团对出版工作的干扰破坏，深刻地批判了他们鼓吹的形而上学，割断历史，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周总理指出：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地理书也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当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走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

很吗！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做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人没有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这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哲学等。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党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把出版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同时应该做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参考读物，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的图书出版工作。

周总理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对出版他们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工具书、科普读物等，都作了详细的指示。周总理还指示，要研究制定一个出版计划，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写作，有些旧书可以重印，图书馆应该清理开放。在谈到出版队伍的建设时，周总理明确提出，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总理还很关心毛主席批准的二十四史的校点出版工作，指示从全国调一批专家从事这项工作，并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负责总其成。在出版会议期间，我曾前往拜访顾颉刚先生，向顾老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顾先生表示，十分感谢周总理的信任和重托，一定要竭尽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周总理在批判极左思潮时，不点名地批判了陈伯达的假革命、野心家、两面派的真面目（当时，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公开）；批评了破“四旧”时，不分青红皂白，违反政策，破坏文物的错误；还批评了中南海有些人胡造反，将紫光阁后院的乾隆谕旨碑和紫光阁前面的石狮子，以及清朝摄政王府（今第四会议室）门前的石狮子搞走的错误行为。周总理说：乾隆谕旨碑上有一句活“下马必亡”。这是乾隆教育他的后代，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忘记战备。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警惕和防止产生这类问题。周总理责成我查找石碑和石狮子的下落。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石碑、石狮子找回来，并请人将损坏的地方修补后，放置原位。我看过那座石碑，由于年久风化，碑文中有些字迹已经不清楚，没有看到“下马必亡”几个字。但碑上刻有“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等语，也就是“下马必亡”的意思。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直称那座碑为“下马必亡”碑。

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起草了国务院给党中央的《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并草拟了一个出版计划。《报告》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党的核心小组，把出版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后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贯彻执行。这个《报告》，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说了一些违心的活，但总的精神是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报告》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抓出版工作的胆子大了，积极性高了，加上广大出版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买书、看书难的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以后，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出版事业管理局，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那个时候，斗争极为复杂，有人利用出版为林彪篡党夺权造舆论。例如有一个省编了一本画册，名为《井冈山的斗争》，第一张画是林彪带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要求列入出版计划，在全国发行。我报告了周总理，总理指示：“这是歪曲历史，压下来，不答复”。还有一个高级干部，写了一本书，大肆吹捧林彪，也要求列入计划，在全国发行。并且几次打电话、发电报催办。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压了一段时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此事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科研，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周总理对这种情况早有批评。1972 年 7 月 2 日，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对他提出的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7 月 14 日，对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 月 20 日，周培源教授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老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意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并提出改变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建议。7 月 23 日，周总理将周培源教授的信批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他们好好议一下，并认真实施。

10 月 6 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教授根据周总理多次指示精神写的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培源教授的文章进行围攻。

月 10
日，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求在会议

《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周总理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不让在会议《纪要》中写上“黑线专政”，以保护科技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科学工作者。会议最后形成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经国务院批准后下发。

月 11 日，周总理同意张文裕、朱光亚等 18
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复信时说：看了来信很高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之后，周总理同二机部、中国科学院负责人研究确定：组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以加强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五）批判极左思潮出现反弹

1972 年 10 月 14 日，根据周总理 8 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文章，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 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对此，江青等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

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反驳文章。

月 30

日，周总理审阅并修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阅后批：“拟同意”，送毛主席及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12 月 2 日，江青也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同日，周总理批示将此件送中联部、外交部有关领导传阅，并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月 2

日，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次日，根据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但所列会议文件中，仍强调“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和“总理今年 8 月 1 日、2 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4 日，周总理审阅同意修改后的报告，并注明这是“经政治局讨论后，加以修改的”。毛主席圈阅了此报告。

12 月 5 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主席，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中，周总理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并表示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6 日，毛主席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总理、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将王若水的来信送周总理等阅。关于找王若水谈话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当日，周总理阅批：“同意我们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 月 15 日、16 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 12 月 5 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 月 17 日，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主席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 月 19 日，周总理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传达毛主席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江青在讲话中称，王若水 12 月 5 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并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等文章的

第 2 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周总理在讲话中提出： “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

1970 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搞阴谋活动失败后，他野心不死，妄图通过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达到夺权的目的。在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国外逃。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林彪的这些图谋和行为，罪大恶极，当然是极右。但是，这是短期内出现的反革命行动，它不能概括林彪多年来所推行的路线。林彪以鼓吹“突出政治”，大搞个人崇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支持毛主席的“左” 倾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泛滥，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要纠正极左错误，落实党的各项正确政策，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林彪的极左流毒。毛主席支持江青集团批林彪的极右，反对周总理批林彪的极左，是缺乏说服力的。

批林彪应当批极左、还是批极右之争的实质，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是“左”倾错误路线之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批林彪的极左，必然牵连到江青集团，必然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展下去，将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江青集团会疯狂反对，毛主席也是不能允许的。

毛主席既然反对批林彪的极左，主张批林彪的极右，周总理只好暂停。但是，正义和责任使周总理不可能真心诚意地支持错误的东西，他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反对极左，只不过把音量放低而已。